论王国维“境界说”对传统“境界说”的继承与发展

王国维是“境界说”的集大成者,他所建构的以“境界”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植根于我国传统“境界说”,吸收“兴趣说”、“神韵说”、“情景说”之思想精华.同时,王国维的“境界说”较之传统“境界说”又有所发展.它深受康德“审美超功利”与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影响,尝试克服传统“境界说”没有解答“境界”产生过程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对“境界”的范畴、形态进行了论述,使“境界说”具有了现代美学的色彩.     

千古诗学二“境界”——试论王船山与王国维“境界说”的理论传承关系

本文从情与景,生活与艺术,诗歌与现实,自然与文学的关系等四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王夫之与王国维“境界说”的丰富内涵,辨析了二人理论上差异与传承种种关系。     

王国维"境界说"及其与叔本华美学之关系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其美学思想中最值得重视、最富有特色的一部分.作为最早研究和介绍西方哲学的中国学者,王国维的哲学美学思想深受西方哲学家尤其是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其"境界说"也不例外.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王国维"境界说"与权本华美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指出"境界说"受叔本华的人生哲学、艺术直观说和超功利说及天才说等思想的影响最为明显.     

王国维“境界”说的存在主义向度

20世纪初以降,学术界对王国维境界说核心内容的研究,有近百年的历史。有关境界说的研究依然存在不少语焉不详之处,特别是对其精神向度的思考还有待深入剖析。从存在主义视角来探讨境界说是一种全新的研究理路。基于《人间词话》中对此在孤独境遇的高度推崇,以及重在审验存在真理的美学立场,境界说内含着本真性、忧、自由等三大价值范畴。     

“境界”说与王国维之语源与语境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20世纪文论学术史的热点话题,在中西学术传统中追源溯流,在古今流变中考量其内涵,成为学术史的核心内容。而王国维本身在早期译著中所使用的"境界"一词及其内涵的变化,对王国维"境界"说的形成所可能产生的作用,则素不受重视。王国维在早年翻译的数部日人著作中,"境界"既可以指称地理之边境边界,也可以指称知识的范围,也有作为等级、状态来使用的情况。王国维自己也在文章或著述中,以等级、状态、范围作为"境界"的基本内涵。"境界"说的最终形成,不能脱离王国维自身使用"境界"一词的语源及其发展。"境界"说的内涵及其与传统诗学的关系也只有在《人间词话》的具体语境中,才能得到切实的理解。     

王国维"自然观"再思考

"自然"是王国维"境界说"中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歧义重生的概念.把"自然"抽象地置入西方理论资源或机械地利用传统诗学加以读解都无助其概念内涵的清理.既要注意到核心概念"境界"作为审美理想论的统摄,又不可忽视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对"自然"概念所指的建构.这也符合利用文化诗学阐释王国维"境界说"方法论的要求与旨归.     

治学三境界与境界说

王国维集宋代三位词人所作词中的句子为一体,运用词句中的某种意象,通过诗歌的兴发感动作用来抒发联想,次第展开境界层次,形成了他独特的文艺理论。作为王国维评论古诗词艺术品位高下优劣的美学标准的词学理论———“境界说”,是王国维诗学理论的最高成就,也是近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文学理论之一。     

济慈"两个房间"说与王国维"两种境界"说比较

济慈诗学常作为东西方学术互参的对象,王国维的“境界”论也是中西文化思想交融的产物。以叔本华的美学理念作枢纽,济慈“两个房间”说又可与王国维“两种境界”说相比照,通过阐发济慈诗论中“无思之室”和“初觉之室”与王国维诗学中“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的对应关系,或可更好地理解它们的涵义。     

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

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境界说不能混为一谈 :论述意境的文献是《人间词乙稿序》,而境界说则出自《人间词话》;意境可以分解为意、境、观三要素 ,而境界则主要指真情或心灵境界 ,无法分解 ;意境论受西方理论影响的痕迹较明显 ,而境界说则体现了回归中国传统诗学的倾向     

融合中西 超越中西——论王国维“境界说”对叔本华美学的借鉴

王国维是一位融合中西的学术大家,这一特点突出体现在他的文学研究中。在各西方美学家中,王国维尤好叔本华,因而叔本华的观点也必然渗透于王国维的文学研究中。以《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说”为例,从“境界”的生成过程、“境界”的形态种类、以及“境界”的艺术表现方式三方面考察,可以见出王国维在中国诗学理论的建构上对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关学的借鉴。     

"声情"辨--对一个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的研究

本文从王夫之在三本诗选中评诗用“声情”达二十余次这一基本诗学文献事实出发 ,力图对“声情”范畴作文化语言哲学的阐释。作为与“辞情”相对的“形式情绪” ,“声情”既体现了诗歌声韵在形式功能上的表现性或情感性 (音可显情 ) ,也体现了诗歌语言在情感表现方式上的形式性 (情以音生 ) ,从而最终昭示了诗歌的表现性与形式性的高度统一。置于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系统中 ,“声情”是堪与“意象”相提并论的重要诗学范畴。     

道与势:传统史权与君权的紧张

与西方古典史学相比,中国古代史学家似乎更强调"史"的终极裁判权力。在中国传统史家的观念中,始终存在一"史权"的观念,认为"史"不仅代表着公正,代表着最高道义的裁决,而且体现着一种能够"贬天子,退诸侯","与天与君并",制衡君主威权的力量。这种史权的观念,一方面来自于"巫史合一"的早期史官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历史理性下对于"不朽"的理解和价值追求。这种对史的权威的强调,除了构成中国古代史家自律的责任意识外,也透露出在那个时代,"史权"与"君权"之间,即"道"与"势"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而一部中国传统史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展现为一部专制政治与"史权"此长彼消的历史。     

"边缘"切入和"断奶"之痛--文学中传统(民族)和现代(西方)关系的一些思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包含了用"现代"提升"传统",用"传统"拓展"现代"的努力,表现出从"边缘"切入来达到民族性的新境界的走向.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马华新生代作家在激烈的"断奶论"中使传统走向一种开放的生命历程,在"母体性"和"超越性"的冲突中完成着马华民族性的提升.这两个文学事例说明了,传统的现代性转换机制往往建立于两种"对峙"价值互补互动的过程中,而从文学的艺术本性出发,才能真正沟通传统和现代的联系.     

新中国美学理论研究六十年

从1950年代美学大讨论拉开序幕至今,新中国关学理论以探索者的姿态坎坷走来,并且形成了自身的发展脉络.其主要表现为:1980年代实践美学成为主流;1990年代对实践美学的发展、批判、改造,出现了实践美学的创新形态,以生命美学、生存(超越)美学、存在论美学为代表的后实践关学,以及新实践美学和实践存在论美学;新世纪则出现了以生态美学、环境美学、全球性美学为代表的新的美学形态,中国当代美学理论正走向一种开放的多元新格局.     

人物形象描写:宫体诗在诗歌艺术上的新贡献

诗歌与描写手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矛盾,诗歌长于抒情言志,而短于描写刻画。在宫体诗之前的诗歌中较少注重人物形象刻画的作品,宫体诗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成为宫体诗的显著特征,这是宫体诗在诗歌艺术上的新贡献。宫体诗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方法有:铺排手法、抓特征,写细节和细腻委婉的心理描写。宫体诗之所以注重在诗歌中刻画人物,根本原因是为了满足人们观赏女性的需要。而南朝诗坛的体物潮流也是重要的原因。宫体诗既受到赋的影响,又受到咏物诗的影响。     

论庄子“言—意—道”三级错位关系中“意”范畴的审美张力

庄子的言意观体现在"得意忘言"、"言不尽意"、"道不可言"诸方面,揭示了言可以表意,但不能尽意;道不可言,而又不得不言的内在矛盾。心物相抵、心口相错以及天人悬殊拉开的审美张力,不期然而然地造就了"得意忘言"的自适、"言外之意"的妙处与"大美不言"的胜境。其中,"意"作为中间环节,向上延伸于无限之道,向下超越于言说之表,成为言—意—道三级错位关系的核心美学范畴。     

“李约瑟难题”与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1954年,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中首次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由于历史的机缘,王亚南与李约瑟相逢,并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对“李约瑟难题”的关键性环节进行科学的理性的思考。他以经济结构作为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切入点,以比较的观点、系统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考察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对官僚专制政治的独裁性、封建地主经济的支配地位、中国传统思想儒家学说的独占性以及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展开全面的分析和批判。他指出,以地主经济为物质基础的中国官僚政治,抑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阶段,未能及时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化。王亚南不少开先河的论述和深邃的洞见,可为李约瑟的总结工作提供极有价值的参照,他对“李约瑟难题”所作的理论贡献,将同他的业绩一样永载史册!     

宋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考辩

宋神宗在熙宁初选择王安石的思想或施政纲领作为"国是"进行变法,但在变法过程中又不愿放弃"异论相搅"的祖训,最终导致王安石辞去相位。宋神宗亲自主持元丰时期的变法活动,并确立了"立法于此,使奉之于彼,从之则为是,背之则为非"的国是宗旨。宋神宗选定"国是"的做法不是"不能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而作单方面的决定",而是恰恰相反,是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因而说宋神宗与王安石等人共定"国是",似与相关史实有一定出入,故予以辩正。     

西方先哲关于平衡与幸福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

幸福范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仅引导激励人们努力向它靠近 ,同时 ,它能够接近某种既成的幸福观念去生活和努力 ,并在这种努力中得到一种满足和平衡。伦理意义上的平衡指社会整体及个体的一种协调状态 ,它与幸福一词的涵义有着极为相近的内容。西方先哲对幸福和平衡范畴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描绘。平衡和人的幸福的关系 ,究竟是人类幸福观的进一步提升 ,抑或是人类对以往幸福范畴的进一步思考以及如何达到和获得平衡是我们现代人应予思考的一大现实课题。     

民法精神溯源--兼论民法与市民法的关系

从市民社会存在与市民社会思维入手,深入探讨市民社会的缘起及市民社会一市民法(民法)——市民法学(民法学)的内在联系,对于构建民法世界现,即私法自治、权利神圣与进化理性,具体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