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与发用:胡煦太极本体论研究——兼论其论域中的理、心、气

胡煦是清初易学大家,其易学的基础是太极本体论.太极本体论主要具有两方面内涵:太极之本体义和太极之发用义.就本体义而言,胡煦强调了太极为万物之所由以生,太极不可以有、无论,太极有发用之能的意义;就发用义而言,胡煦强调了作为流行之太极的阴阳动静和作为在人之太极的性等观念.另外,胡煦视野中的太极与理、心、气三概念都有所区别,显示了与理学、心学、气学相较而言胡煦太极本体论的独特之处.     

论张载本体论之得失及王夫之对其的发展

儒学视野中完全意义的本体应当具有存在根据义、物质基础义、运化之能义以及价值义等四种内涵。存在根据义说明万物何以如此存在,物质基础义说明万物由何构成,运化之能义说明万物何以生生不息,价值义说明万物何以和谐、人类何以性善。在此视角下考察张载和王夫之气学视域下的本体论,可发现二者的差异和发展:张载本体论以太虚为逻辑起点,以太虚(神)—阴阳—万物等三个环节为宇宙本体的流行过程;王夫之本体论以太和为逻辑起点,以太和(健顺)—阴阳—万物等三个环节为宇宙本体的流行过程。张载的太虚本体具有显明的价值义,于物质基础义间接通过气概念来体现,但却于存在根据义语焉不详,于运化之能义虽通过神来体现,但神概念在其哲学体系中也有模糊之处,故张载本体论有得有失。而王夫之在继承张载气学的前提下通过创新性诠释,对于以上两个问题都有有效解决。所以,王夫之为气学之集大成者,乃实至名归。     

宇宙论与价值论之重合与纠缠——朱熹思想中理气关系问题新探

作为儒学思想形态,朱子理气论不仅是为了说明世界之存在,更重要的是为儒家道德修养实践提供依据与基础.因此,他一方面要将理作为现实世界之本体,从理出发对世界万物作为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理之纯粹性,从而保证儒家的价值定向.这两方面的不同考量导致了其思想中宇宙论与价值论两种不同视角之重叠.从宇宙论视角看,理气从来都是"一体浑成",而决非"两元对立";理不仅从理论上说是气运动变化的根源,而且也实际地具有着主宰与制约气之作用.从价值论视角看,纯粹之理自身则总与那未完全实现理的实然之气或具体事物间表现出某种差距,从而产生了"理气为二""气强理弱"的种种观感.朱子对宇宙论与价值论两重视角之存在亦未有明确之自觉与区分,于是造成了后世对理气关系的种种困惑.     

儒学的传承与开新——以熊十力释"理"为例

熊十力对"理"的诠释,反映了他从儒学开出新外王的强烈而虔诚的愿望和理念,也展示了他在哲学上的卓越创造力.熊十力认为"理"应具有的本体之性有三--实有、至足、创生,三种本体之性又可以内在地推演出三种"末用义"--科学、民主和权宜,从而理论上实现了"儒学开出外王"之理想.在学术意义上,熊十力对"理"的诠释,不仅是对宋明儒"理"观念的综结和超越,而且彰显、发扬了"理"的积极元素,尝试性地开出了儒学的新统.对于儒学乃至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而言,所有这些都极富启示性意义.     

张浚与富平之战

富平之战的具体鸿理位置是在令尝平县城以东至玉察乡的军寨、纳义坊一线，张浚的措制乖谬是促成宋军败北的主因，富平之战见根本上奠定了宋金以秦岭——淮河为界南北对峙的格局。     

王船山礼之形上属性辨正—— 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

因王船山明确提出了“礼为天理之经”的命题，而没有明确提出“礼即气之理”的命题；又由于在本体论角度，船山提出了“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以及“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等命题，似乎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具有“二元”属性，这使船山之礼在形上层面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船山强调气的先在性，尽管理气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理气交相为体、理气交充。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得知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表现为礼即气之礼。     

返本开新 重估宋代理学（笔谈）——论程朱理学对中国历史演进图式的认识

在宋代理学思潮勃兴之后,"理"成为哲学上的最高范畴,作为宇宙本体的"理",是天、地、人、物赖以存在的根据,是超时空而永存的终极本体,但这个终级本体并非孤独地形上实存,而是落实于形下之气,与形下之气相互发明、相互支撑的最高实体.理、气关系构成了理学逻辑结构的主体框架.     

朱熹形而上学思想初探

理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基础。它好比种子,是存在的本体。它具体为性。万物不仅出生于理,而且来源于气。气是万物的具体的、形式的存在,是现象。尽管理气似乎都是万物的发源地,但是朱熹认为,从逻辑上来说,理先于气,因此,只有理才是万物的真正发源地。气是万物的现实形式。尽管这种现实的存在者,在朱熹看来,有善有恶,但是,朱熹并未因此而否定了它的存在合法性。理气合成便是道。道是体用的综合。体表现在道有理、性。用表现在道是物、气。作为本体的理、性和作为现象的气、物合作构成道。性来源于心。心包含着两个内涵,即性和知(意等)。这两个内涵使心具有了双重性:性的内涵使心是善的,知(意等)的内涵使心有恶。     

义的道德形而上学研究

义是路,是现象的有。有是假,故义有假。路有理,理的反映便是合理性,义是合理、陈述。陈述不真故作为陈述的义没有确定性。普遍道德原则因此是不可能的。所以,孟子提出义内:道德原则只能是某种价值判断,具有主体性。义是善。善有虚名。因此,善、真、有都应当接受批判。真正的义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行为。这才是道德的本体。对于本体,人们保持沉默。故圣人体无。     

论朱熹理学的诠释学建构

朱熹以"天理"为形上架构,构筑"太极、理、气、阴阳"宇宙系统、深化完善"理本体论"思想,视其为万物生化的本根和伦理价值的本源,使之获得诠释本体的地位。在诠释方法上,贯彻理一分殊的"以理演申法"和兼治汉宋的"训诂解义法":前者确保诠释原则及意义的整体性,开显儒学的思辨内涵和形上意蕴;后者融贯汉唐训诂释辞、以文解意释义法,延续传统经学。理学诠释学立足儒家经典,坚持哲学诠释和文本释义双重路向;承继了传统训诂释义的经学宗旨、赋予儒学哲理化,将儒学提高至新高度。理学的兴发,汉、宋之学的互动及经典诠释的与时偕行,皆与理学诠释学致思路向密不可分。其本体与方法相即互融的特点,可资助益于当前西方诠释学之新生。     

从生存基础到力动之源——朱子哲学中的“气”论思想

理气观是朱子哲学的核心,但其理气关系不仅在于凸显天理的超越性,同时也反显着气的实在性。因此,对于朱子的理气观,不仅需要从理的角度进行理解,同时也需要从气的角度进行解读。从理气关系的角度看,气始终充当着一切存在之前提基础的作用;而从生物之具到人的生存基础,就是朱子哲学中的气在宇宙天道与人生世界中的两种不同的表现。但无论是生物之具还是生存基础抑或是宇宙发展的力动之源,气既是作为所有存在之前提基础出现的,同时也代表着人所必须超越、驾驭与主宰的对象;而从生存基础到力动之源,则充分展现了从自然到天性这一人既生存其中,同时又不得不时时面对的世界。     

论高启对李白的接受

高启作为＂明代第一诗人＂,以博学工诗的聪明才智与兼学众家的创作追求,卓立于元明易代之际。其诗一改元末诗坛绮靡缛丽之诗风,展现出超凡脱俗之意趣。高启的个性与李白颇为相似,其诗风亦相类。高启不仅接受了李白的人格,更是通过创作实践来接受李白的诗歌。     

"理气一物":罗钦顺对程朱哲学的"接着讲"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理气之辩,经历了五百多年的漫长历程。贯穿于其中的是理本论与气本论哲学绵延数百年的争辩、诘难、冲突、融合与汇流。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二程最早由理统气、由理训气,罗钦顺则对程朱派的理气论进行了哲学重构,理本论嬗变为气本论,理学已被气学悄悄兼并和整合,这是宋明理学史上一个重大哲学转向。罗钦顺从程朱营垒内部颠覆了理学体系,进而与张载和王廷相气学前后呼应。罗钦顺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的确立,在其理论方法层面,既源于错看,也来自多年参悟基础上发先儒之所未发。     

意向性本体论地位问题的折中解答

意向性的本体论地位问题,是心灵哲学中的前沿和焦点问题,主要有两种回答,一是意向性怀疑论或取消论,二是意向实在论。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两种理论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而一种新的、既融合了已有理论的合理因素又有诸多超越的折中理论脱颖而出。它尚在发展之中,但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折中理论有多种形式,其共同点在于,在“实在”“存在”等本体论概念上大做文章,纷纷提出关于存在的新理论,然后据以说明意向性的本体论地位。这些新的理论既提出了解决心灵哲学问题的新方案,又对相关本体论问题作了不无创新的解答。     

黄宗羲与王夫之理气观之比较——以知言养气章之解释为例

本文考察明末黄宗羲和王夫之理气观,试图管窥理学晚期之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因为理气观是个根本性的大问题,本文只选取了两人对《孟子.公孙丑上》第三章,即一般所说的《知言养气章》的解释为研究对象,兼顾一些别的文本。文中比较讨论了两人的理气观。黄宗羲是心学传统下的理气一元论,从人的角度来看,强调连贯性;王夫之是基于天道大易的理气一元论,从天的角度来看,强调统合性。两人代表了理学晚期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而且都对朱子学传统下的理气观有所反思,影响了后世的儒学。     

论网络游戏的本体特征

网络游戏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并以在线方式运行的新型数字艺术系统。它表现出共同的本体特征——存在方式上的虚拟现实性、审美诉求上的无功利性、游戏运行的和谐性和情感体验上的轻松愉悦性。此外,网络游戏系统还展现出多向度的互动性和无与伦比的自由开放性两个独有的本体属性。     

李白与齐文化

李白对齐文化始终怀有极大的热情。齐文化在李白诗歌中集中表现为三大主题:纵横捭阖的帝师王臣,倜傥任侠的布衣游士,以及燕齐海滨的神仙道术。李白的文化取向是盛唐士风和时代精神的映射。     

元代中晚期文人论“气”的内涵演变

元代中期文人论“气”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坚持“以理论气”;二是以把“气”之盛衰与国运之盛衰、诗文之盛衰三者绑定起来论述。但元中期文人始终未能对政权有家国一体的感觉,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旁观者心态”,故而元代中期文坛始终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到了晚期,文人以“气”论文有了新的变化,表现有二：一是“气”论的向下转,即“台阁气”向“山林气”的转变;二是“气”论的向内转,即“以理论气”和“气运说”向以情性论“气”的转变。这种转变又昭示着文坛格局与走向的新变。     

薛敬之理学思想略论

薛敬之的思想上承河东薛王宣,下启高陵吕柑,侧重于理气之辨,并以“存心”为宗旨。他反对朱子的“理先气后”之说,认为理气相即不离,且互为体用;主张“心”即是理即是善,认为学者首先要“识心”。他的这一“重气”思想和对心体的重视为明代中期儒学及关中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关学中兴的一位重要人物。     

从吕柟思想看关学对河东之学的发展

薛瑄的河东之学传承至吕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是对形上问题的兴趣减弱,理气关系由"理气无先后"转变为"理气一体"。二是关注的重心转入到日常事为上,工夫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体证形上本体。三是强调经学,主张明经修行,认为经要以实用、义理为主。吕柟思想上的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河东之学在明代中期的发展变化,同时亦构成了明代关学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