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儒教与儒教哲学

笔者认为儒教是宗教 ,而且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宗教。古代社会的国家组织同时具有宗教组织的职能 ,而国民则构成了儒教的庞大信众。儒教的最大的特色是其信仰对象有一个等级序列。儒教对其信仰对象的崇拜仪式 ,则主要表现在各阶层官员与民众的各种祭祀上。儒教是宗教 ,但儒学 (儒教哲学 )不是宗教 ,而是对儒教的一种理论化、系统化。儒教哲学是对儒教信仰的理论论证 ,它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理学之后 ,笔者认为就再没有原创造性的儒教哲学     

朝鲜初期对明朝表笺问题探析

表笺作为处理朝鲜与明朝政治外交关系的重要工具,承载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丰富的内容。朝鲜太祖年间与明朝发生的三次表笺问题,实质为朝鲜和明朝的外交纷争,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明朝的文字狱、明朝对朝鲜的不信任、朝鲜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差异等。表笺问题也是朝鲜与明朝两个新兴政权在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与适应过程中的体现。     

20世纪末中国朝鲜族小说的"寻根意识"研究

民族"寻根意识"是20世纪末中国朝鲜族小说最明显的意识倾向之一.本文通过朝鲜族小说描写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风俗习惯等,分析了朝鲜族小说所表现的民族"寻根意识".     

20世纪中国儒教的展开

20世纪前50年,中国现代新儒教分别在新理学、新心学和儒佛会通三种形态中展开;1949年以后,港台新儒家兼融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宋明新儒学的新心学,而大陆的新儒学教在前25一度毁灭之后,在后25年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儒教学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生命智慧,发挥精神家园的功能,就必须超越形而上学,把握时代精神,化解社会冲突,转换研究方法,思想框架、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取向,在创新中实现转生。     

试论朝鲜的汉文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以传字类小说为中心

朝鲜的古代小说,大多是汉文小说,而且以传字类小说为主。其原因有三:一、缘于事大主义的文化观念;二、承袭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三、接受中国传记体小说的结构模式与叙述模式。朝鲜的古代小说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从传记到小说的过渡。     

林语堂与中国儒教文化之离合

林语堂的第一身份,首先是基督教徒。这也似乎注定了,他始终游离于中西文化的边缘,而以一名审视者的身份出现和在现代文学上扮演角色。并且,他不仅仅对于儒教文化以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都是个人化的现代性解读。西方文化是属于价值根基层面的,而中国文化的接受与欣赏只属于,也只能属于他的审美情趣层面。     

试论史传文学对朝鲜古代文人小说的影响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两国就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文学方面亦是如此。在两国漫长的文学发展历程中,中国汉文学对朝鲜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史传文学便是其中之一。朝鲜古代文人或模仿其体例,或化用其典故,或吸纳其题材,或因袭其文学审美,衍生出了一部部优秀的文人小说。     

朝鲜义勇队与中国抗日战争

朝鲜义勇队是活跃在中国战场上朝鲜众多抗日力量中最突出的一支 ,它不仅是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队 ,而且是中国战场上的国际纵队。在 1937年到 194 5年间 ,它从成立到合并到分化 ,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 ,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民国初期小说中的革命投机者形象论析

投机革命者形象在民国初期小说人物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通过对革命投机者群像的塑造,民国初期的小说家们不仅揭露了革命投机者的出身、投机心理和社会危害性,还揭示了革命投机者得以产生的社会原因,并在讽刺、揭露其无耻行径的同时,表达了作者的焦虑心情以及挽救时局的迫切愿望。     

论清初儒学之重整

清朝建立后,本着加强思想专制的目的,确立了定朱学于一尊与大兴文字狱并行的文化政策。与此同时,明代遗臣在追寻旧朝覆灭原因的过程中,普遍察觉到前朝政治的软弱乏力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理学性格的虚浮疏阔。若要彻底革正宋明理学的玄虚之病,就必须使学术朝着原始儒家的方向复归：在内容上,不能再纠缠于本体心性的繁杂辨析,而应尽力向现实关怀靠拢;在形式上,亟需挣脱滋养空言的语录之学,回归到深具致用精神的经学上来。其哲学表现,即是气本论思想的大举复兴,并从“气质之性”出发对人的自然情欲给予充分认肯;在学术方法上,极力探索经义训解与“质测”实证的有机结合。总之,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而言,清初儒学重整运动都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既是宋明理学的总结扬弃,又是乾嘉朴学的滥觞所出。     

中国古代小说目录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小说目录学的研究是小说研究的基础,由于中国小说创作、传播的复杂性,以往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小说目录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可以归纳为这几个方面:小说观念的确定、小说文本的收集和整理、小说类型的划分、小说书目的排列顺序。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的差异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相比已具有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理气论上,清代理学更强调理气无先后, 把气提升到与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心性论上,认为气质是人性的重要来源,要求从气质上观性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从天理上观性;格致论上,强调格“事”、“物”之理,将儒家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建立在“事理”之上。     

儒学化的汉代科技

汉代是我国古代科技迅速发展、古代科技体系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儒学与汉代科技发展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儒家经学为科技培养了人才,提供了知识基础,影响了科学研究的动机。汉代科技具有明显的 儒学化倾向。     

论汉代新儒家

在历代鼓吹儒家道统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家,后世虽有汉儒、宋儒、清儒之类的说法,但对不同时期儒家的不同特点,注意是不够的。汉代新儒家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发展,理论上日益成熟,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汉代新儒家思想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加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外在影响,它继续前进,又有更新的因素注入,从而继续在理论和方法上更新。东汉从专经到通儒,兼及诸子,到魏晋、隋唐士人转向佛、老探求,直至宋代新儒家的出现。     

经学对汉代私学的影响

在经学昌盛和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奠基的汉代,因以经治国和通经致用的需要,经学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同时经学还以其激烈的内部纷争和独特的传授方式,影响了私学教育。经学不仅促进了私学的繁荣发展,而且使私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风和师生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经学的传承发展看北朝儒学的时代特点

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原有社会秩序重新架构的时期,旧的儒家经学丧失了其长期以来所处的独尊地位,学术之风重新变得活跃。在私学的推动下,以经学为代表的北朝儒学自由之风也在不断漫延,在旧典的基础上发挥自我的独特见解,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     

两汉时期儒学观念的意识形态化及其路径

两汉时期,儒学经历了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即从普通的意识形态转化为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主要包括“以吏为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独尊儒术”政策的提出,以及两汉时期儒学的法律化运动等相关进程。伴随着儒学观念的意识形态化的进程,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建构的阶段,即“儒学社会”的阶段。     

从《淮南子》看汉初意识形态由黄老之术到独尊儒术的转变

在汉初几十年中,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采取了休养生息的道家治国理念,使黄老之术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一直稳站上风,居于绝对的主流地位。但汉初黄老思想毕竟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权宜之策。当大一统封建王朝羽翼日渐丰满的时候,大有为的政治要求就决定了避世无为的黄老思想已无力维系强大王朝的发展和稳固,势必要退居次要地位,甚至被打入冷宫,而代之以经世入世的儒家学说。因此,汉初意识形态,在70年的以儒道为主兼及其他诸家的磨合融汇中,在汉武之世必然走上道衰儒兴的道路。《淮南子》这部汉初思想的鸿篇巨制从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一融汇磨合的最好印证。     

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

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长期的农业文明社会的思维方式。儒家的“天人合一”并非只能为“道统”服务,它也蕴含着生态意义。儒家思想是我们解决生态危机的精神资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