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视野中的山东抗日文学

抗日文学写作是山东文学的一种传统。在抗战期间,山东就涌现出了一批抗日文学作品。战后的山东抗日文学受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创作成果虽不够丰富多彩,但仍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新时期山东抗日文学主要的成就,体现在莫言、苗长水和尤凤伟的创作中,他们引领了时代风骚。山东抗日文学的缺失在于尚未创作出抗日大文学。     

“联合抗日”与“统一救国”的争论——西安事变前后中国舆论的分歧与整合

西安事变发生后,逐渐成为中国舆论的焦点,媒体对于事变的走向空前关注。自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来,在抗日的问题上,各方产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引发了舆论的交锋。伴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渐加深,争论日趋激烈,并在西安事变前后达到高潮。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和民众抗日呼声日趋高涨的浪潮下,在各方势力不断斡旋与妥协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因此成了国内舆论整合的转折点,国民党推行的"统一救国"主张不断式微,"联合抗日"逐渐成为舆论的主流,全国抗日形势不断高涨。     

百灵庙抗日暴动述评

百灵庙抗日暴动，是在内蒙古地区的乌兰夫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绥远当局傅作义将军的策动下发生的。这场暴动打响了内蒙古地区蒙古民族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第一枪，实际上成为当年冬天绥远抗战的先声，在内蒙古人民抗日救亡斗争史上写下了耀目的一页。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使命与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的军队和民众,成为全民抗战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定因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使命,更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共南方局紧密配合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把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中心任务,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坚定地维护国共合作,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创了党的统战工作的新局面,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东北与关内抗日游击根据地比较研究

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创建的抗日斗争的战略阵地,与关内抗日游击根据地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共性主要体现在二者都具有某些相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战略阵地,都进行了政权、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建设并且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差异主要体现在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自然条件更加恶劣,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面临日伪的殖民统治更加严酷、军事讨伐更加严厉、侵略手段更加残忍,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独立作战以及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     

中共抗日持久战理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影响初探

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要求建立民主政权以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持持久的抗战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其战术的施展 ,需要建立根据地以为战略依托 ,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 ,需要民众组织的帮助与支持 ,这些都要求在根据地进行民主政权的建设 ;“兵民是胜利之本”则要求以民主政治动员民众 ,更要求在根据地建立抗立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 ,由此规定了根据地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施政方针等一系列的政权民主化建设的原则、制度及措施。综而言之 ,中共抗日持久战理论对推动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铺垫:冷观与静思——论电视剧《记忆的证明》第一集的间离效果

<记忆的证明>作为一部力图正视历史、警醒现实的民族性反思"课本",可贵地兼容了引发思考的精英文化和大众传播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电视文化,也融合了主旋律传达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艺术家创新探索的先锋艺术创作.作品第一集释放出的"问离效果"的光芒,无疑是大胆而新鲜的电视剧艺术的尝试,对今后的电视剧创作具有启示意义.     

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论冯玉祥在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的思想演变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在处理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走过了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最后拥蒋抗日的曲折历程.力图实现其发展个人势力与救国救民的双重目标,是这一串复杂变化的思想动因.     

抗战前期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抗日必胜论的探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国东北，1932年扶植成立伪满洲国。为了打消国人的“恐日症”，为民族复兴而战，中国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抗日必胜理念。抗日必胜论，既是一种军事战略，更是一剂心理良方，没有抗日必胜论的传播和恐日论的消退，就不会有坚持十四年之久的抗战。抗日必胜论包括国家战略、军事战役、战场战术等层面。在国家战略层面，这个理论就是要回答中国能否抗日、如何抗日、怎样取胜三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日必胜论的最早提出者和坚定实践者，王若飞的《我对于中华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工作意见》和“维嘉”的《中国能否抗日？》可谓其中的代表作。同时，龚德柏、曾琦、章乃器等人也积极传播中国必胜的信念，驳斥对日妥协投降的论调，为医治“恐日症”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这些抗日必胜言论最终在毛泽东这里汇聚成抗日持久战理论的大河。     

刘少奇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刘少奇批评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扫除思想障碍,指出了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积极主动地开展统战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刘少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关于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思想,比较完整地阐明了关于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丰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刘少奇充分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努力争取团结中间势力,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试论曾琦的“抗日必胜”思想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琦提出了“抗日必胜”思想 ,其内容是极为丰富的。他通过中日双方在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对比 ,认为抗战形势是有利于中国的 ,提出了抗战是长期的 ,但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     

冯玉祥与察哈尔抗日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多次联系旧部以东山再起,但始终未能如愿。1933年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是冯玉祥爱国思想的体现,同时也"颇有自谋之嫌",是其反蒋复出活动的继续。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同盟军的经济困境及内部矛盾等原因,同盟军很快陷入困境,冯玉祥抽身隐退,以保存实力,待机再起。抗日同盟军的崛起及其取得的胜利,打击了日本的侵华气焰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推动了北方各省乃至全国的抗日反蒋斗争,冯玉祥功不可没。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有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但是,不能人为拔高冯玉祥与中共合作的思想境界。     

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在满洲建立的过程

几乎在日本侵略满洲的一开始,原东北军各个部分就违抗不抵抗的命令,自作主张开始抵抗日本侵略军,并在其周围逐步形成各种抗日队伍,但初期的抵抗运动带有自发的性质。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严重影响了满州抗日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种种因素又干扰了中共满洲省委及时纠正“左”倾错误和正确分析新形势、制定新路线,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经历了许多曲折,中共满洲省委才逐渐纠正了“左”的错误,满洲的统一战线由狭隘的发展为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发展过程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能够准确地确立它的策略方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李济深与中共的长期合作

李济深是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九·一八"事变后,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在抗日救国斗争中结成革命组织和救亡团体,高举联共抗日旗帜,积极呼吁国共合作,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济深坚持与中共的全面合作,共同抗战,反对国民党妥协分裂,进一步为维护国共合作做出重要贡献.1948年1月1日,李济深联合国民党民主派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国民党决裂.解放战争后,李济深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手工业研究

抗战爆发后,华北农村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行业萎缩,规模缩小,甚至出现停产的现象。但同时部分手工业行业因适应战时需要得到迅速发展,并呈扩大趋势。手工业生产采用家庭经营、手工业小组和合作社、个体经营等模式。手工业收入占到农家经济的30％,增加了农民收入,加强了对敌经济斗争的能力。     

奉天工大学生反满抗日团体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 40年代前后 ,奉天工大部分中国学生出于对日本法西斯统治、殖民教育和民族压迫的切肤之痛 ,开始进行自发的反抗 ,进而发展到有目的地研读各种宣扬民族、民主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主动参与东北反满抗日青年的联络与动员工作 ,并最终加入东北抗联执委部 ,实现了该组织由自发的反抗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满抗日斗争的转变     

留学生群体与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政策的确立

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退让妥协到抗日外交的转变,这其中留学生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使领馆人员极力呼吁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他们的主张不仅代表个人,也转达了国际社会的看法,这是国民政府最终实施抗日外交的外部力量;国内知识界和社会名流中的留学生群体的积极推动及海外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强大舆论压力。     

蔡廷锴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转变探微

著名爱国将领蔡廷锴及其十九路军在海内外均享有很高声誉,在蔡廷锴将军的一生中,曾走过一条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以至“联共抗日反蒋”的曲折道路,那么,造成其政治态度转变的深刻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正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促成了其政治态度的转变,而松沪抗战则是其从“拥蒋反共”走向“抗日反蒋”的转折点。     

立场观念的较量——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鲁迅二人与胡适的一次交锋

1933年,围绕抗日问题,瞿秋白、鲁迅二人以杂文为武器与胡适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战。本文通过分析这场交锋发生的历史背景,并在这一背景下认真梳理了双方思考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思路,认为这次交锋正确的一方在瞿秋白、鲁迅一边。尽管胡适在抗战期间也做了不少工作以尽国民之责任,但在1933年这件事上,他的愚蠢荒唐是不可原谅的。     

谁为绅士,何以开明——中共视野中的开明绅士与根据地民众的乡土映像

“开明绅士”作为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社会群体,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与指向性.与此同时,在认定开明绅士的社会属性、阶级基础以及“开明”的标准上,中共有着明确的政治策略倾向,而民众则依然遵循固有的乡土伦理秩序,由此在价值评判上也形成了一些细微的差异和分歧,但是这些差异和分歧并非是实质性的.随着历史的演进,“开明绅士”最终也伴随着其实体的消亡而成为了一个沉睡在史籍文本中的历史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