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口瓜洲一水间——论唐人选唐诗的地域因缘

《文选》在唐代的地位很高,学者追捧,士子研习,“文选学”随之兴起,来自扬州、润州的曹宪、魏模、公孙罗、许淹等众多学者注音释义,推动“文选学”走向兴盛,其后“文选学”迅速突破地域局限,风靡京师,辐射全国。在“文选学”的影响下,“诗选学”逐渐酝酿成熟,京师掀起编撰浪潮,著名诗选家殷璠辑录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荆扬挺秀集》,三部选本均与扬州、润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部分唐人选唐诗与“文选学”不仅存在学术渊源,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因缘,即“文选学”由扬州、润州流传到京师,“诗选学”由京师流传到扬州、润州,二者传播路线相同,方向相反,都与扬州、润州有着不解之缘。     

今存"唐人选唐诗"为何忽略杜甫诗探源

杜甫是唐代诗坛巨擘,是中国自有文学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1]126然而,在今存十余种唐人的唐诗选本中,备受后人推重的《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不收杜诗,选诗千首的《才调集》也未收录,仅《又玄集》收其诗7首.这种情况与后世对杜甫的推尊、评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也是杜诗接受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环节.肇其源头,有唐一代,杜甫声誉初起,如洪流未澜,故唐人选者不以为度;又由于编选者的编选目的、艺术趣尚与作品流传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因素,从而造成了这种不可弥补的遗憾.     

唐人选唐诗第一人孙季良生平事迹考

孙季良,盛唐时期河南洛阳偃师人。他是名儒尹知章的门生,又与著名诗人张说、贺知章等人同列开元十八学士。孙季良的传世诗文作品极少,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湮没无闻,但在唐诗选本史上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编选的《正声集》是第一个唐人选唐诗的诗歌选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他还擅长书法,并且参与了唐代大型官修类书《唐六典》和《初学记》的修撰。     

论唐人边塞诗中的音乐诗

唐朝包容,汉音胡乐中外文化交响共融,唐朝激扬,士人争去边塞建功立业,如此,就产生了边塞诗中独张一帜的音乐诗。这些音乐诗或描绘边塞征战场面,表现战斗的气势和护国卫家的思想;或表达浓重的反战情绪,抒写思乡之情和闺怨之念;或描摹边地风光,记录边地人情,以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手法,在泱泱唐诗大国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唐诗中的冀东地理意象考释

"卢龙"、"榆关"等冀东地名在唐诗中频繁出现,并成为边塞、边地的象征,或与衡阳、潇湘等南方地名并称,作为北方极其僻远之地的代表,构成古典诗文中极具典型意义的地理意象群。对相关地名的实际地理位置进行辨析,揭示冀东地理意象群在唐诗中的典型意义,并对此意象群在唐诗中形成的原因、在后世诗文中的应用等相关问题作出分析,对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丰富意涵以及进行区域人文地理研究、旅游文化资源的整理具有多重价值。     

从"唐人选唐诗"看王昌龄在唐代诗坛地位的变迁

“唐人选唐诗”录王昌龄诗歌作品的情况反映出唐代不同时期人们对王昌龄诗歌接受态度及其在唐代诗坛地位的升降变迁。总体而言 ,昌龄因其五言古诗对盛唐诗风的开拓之功而受到当时选家普遍重视 ,有“诗家夫子”之称 ,中唐以后选家则独重昌龄七言绝句 ,虽以“七绝圣手”誉之 ,但其诗歌地位已非显著。文章同时指出 ,作为古代诗歌批评的一种特殊形态 ,唐诗选本所蕴含的诗学价值应受到重视 ,成为唐诗学研究的一个方向     

唐后期唐诗选本与唐诗观念的流变

选本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批评形态。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研究唐后期唐诗选本可以明了唐后期唐诗观念流变的路向和诗歌审美倾向的变化。     

唐中期唐诗选本与唐诗观念的流变

选本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批评形态。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研究唐中期唐诗选本可以明了唐中期唐诗观念流变的路向和诗歌审美倾向变化。     

丝绸之路上的唐人边塞诗之甘肃书写

丝绸之路自汉代开通之后,成为中国联通欧亚的重要陆上通道,大量的唐人西北边塞诗全景呈现了丝路东段沿线甘肃各地的地理景观等的基本风貌,全面记录了甘肃大地的戈壁大漠、名山大川、独特气候、特有物产等。同时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大交流、民族大融合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处于丝路东段沿线的甘肃,在唐人边塞诗中就集中体现了此地多民族和谐共存、多元饮食娱乐文化生活繁荣、边塞尚武风气盛行等突出特征,凸显了独具甘肃特色的地域文化风情。     

中唐边塞诗艺术手法的创新

中唐边塞诗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表现出新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抒情方式从外在情感的自然流露转向内心情感的深婉含蓄;2.诗歌意象从宏阔壮大转向细小窄狭;3.篇章体制从自由抒写的歌行体为主转向短小灵活的律绝体为主;4章法句法从天然浑成转向锤炼工密。     

《唐百家诗选》著作权争议的祛蔽与坐实——《唐百家诗选》的编选者“非为王安石而是宋敏求”考辨

《唐百家诗选》究竟是王安石还是宋敏求编选的,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而把它的著作权归为王安石基本上已成为＂定论＂和主流观点。文章以新发现的一则材料,即与宋敏求同称＂熙宁三舍人＂的苏颂元丰二年（1079）给宋敏求写的一篇《龙图阁直学士修国史宋公神道碑》为直接依据,对捆绑在这种著作权争议问题上的各种宋代证据一一剖析,找出其中隐含着的诸多矛盾,企图揭示从中推导出来的事实真相,把这个选本的著作权重新还给宋敏求。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它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唐代边塞诗借代辞格研究

唐代边塞诗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修辞是提高语言艺术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借代则是唐代边塞诗中运用非常广泛的一种修辞手段。本文主要从借代的类型以及修辞效果两方面对唐代边塞诗中的借代加以研究。     

论唐代边塞诗中的韵

文章主要对胡大浚《唐代边塞诗选注》中369首诗歌的韵脚、韵式进行统计、分析、归类,并对其在从军报国的壮志豪情、战争带来的忧愤思怨、绝异中原的边塞风情等三类不同主题诗中的分布情况加以研究,从语用的角度较为全面地探讨作为语音手段之一的--韵,在形成唐代边塞诗语言风格中所起的作用,即韵脚的使用有助于构成唐代边塞诗“刚柔相济”的风格特征和韵式的使用有助于构成唐代边塞诗以简约为主、繁丰为辅的风格特点。     

初盛唐边塞诗中的胡乐器解读

唐代是胡乐传入中原的鼎盛时期,唐代边塞诗中也留下了许多描写少数民族乐器的诗作.本文主要针对初盛唐边塞诗中出现最多的笛、胡笳、琵琶三类乐器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边塞诗乐器描写的主旋律是"以悲为美".而这种审美倾向既与中国文学偏爱"哀音"的传统有关,同时也融合了诗人远离故土、投身边塞的真实体验.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武力强大,士人精神腾越,盛唐边塞诗不仅呈现出乐观主义的基调,还把唐人尚武传统变成了审美对象和时尚内涵。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为唐朝鼎盛时期国家过剩精力的显现。盛唐边塞诗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边塞诗树立了一面崇尚阳刚、标举慷慨的大旗,舍弃了六朝宫体诗的诗歌道路,延续、发展并超越了建安风骨的内涵,属于唐人在吸收了包括罗马、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后所缔造出的新的文化品类。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略论唐代边塞诗美学形态对前代的传承

唐代边塞诗的阳刚之美使唐代诗歌光彩夺目,这种美学形态的存在固然与唐代独特的政治环境和精神风貌密不可分,但它的形成对前代也有个传承过程。由先秦至隋代,我国的边塞诗经历了由萌芽到发展的过程,无论是反映爱国主义精神、体现英雄风貌,还是渲染战斗声势、展示大漠风光,都洋溢着阳刚之美,为唐代边塞诗的美学形态——阳刚之美的形成创造了成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