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可能加剧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通过OLS统计回归方法检验FDI与沿海、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实证结果显示,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比较,说明梯度开放政策是FDI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产生巨大差异的重要因素。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吸引FDI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运用2006～2014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针对劳动力成本变动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的变动与我国FDI的吸引存在显著负相关的关系,并且这种负相关的程度在东、中、西不同区域上存在差异。因此,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区域,合理调整外资利用的目标和政策,对于我国培育利用外资新优势,更加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四川省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本文首先梳理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的相关理论,然后通过对2000—2010年四川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四川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实证分析,证实了上述结论;最后,对四川省如何进一步做好吸引外资给出一些建议。     

东道国和来源国文化维度影响FDI的实证研究

以往的研究已论证文化距离对FDI有影响,但对文化维度对FDI的影响还没有深入研究。依据文化理论,采用世界银行和《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7》的数据,创新地使用多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东道国文化和来源国文化对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权利距离与FDI呈现负相关、个人/集体主义与FDI呈现正相关;来源国不确定性规避与FDI存在负相关关系长期导向维度与FDI存在正相关关系;东道国和来源国文化对FDI影响存在差异。     

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部地区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本文从外资的资本供给和技术外溢的角度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并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中部地区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在外资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并未发挥明显的作用;而在3种外资投资方式中,外商独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最为明显,对产业结构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未能对产业结构产生明显的作用。     

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有效性研究

本文运用1979～2000年的资料 ,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有效性。我们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划分为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中央政府政策可细分为审批权限、外汇资金、财政信贷资金和税收优惠 ,地方政府政策可细分为物资供应、资金筹措、外汇收支和行政管理。分析结果表明:中央政府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力 ,而地方政府政策则较少或没有影响作用。因此 ,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竞相提出过于优惠条件的做法是无效果的。     

汇率对FDI的影响： 基于实物期权的理论分析与中国的实证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期权特性,本文运用实物期权理论就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建模,理论上证明人民币汇率水平、汇率预期和汇率波动对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的数据对模型得出的结论进行了实证分析,考虑到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对汇率水平及汇率预期有很大影响,本文将样本分为汇改前和汇改后两段.分段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2005年汇改前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一直是影响中国FDI的主要因素,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其波动性对FDI的影响不显著;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汇率预期对FDI的影响变得更大,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FDI的影响变得显著,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性对中国FDI的影响仍不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江西省吸收FDI的相关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对东道国的投资、就业、技术进步、对外贸易等国民经济各方面产生了综合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加入W T 0和西部大开发的广泛深入,江西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面临新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竞争同益激烈的新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能大量引进和吸收FDI工作,本文给出了一些可能有用的对策和建议。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投资环境为江西省引进外资创造一个良好的软环境;通过引进外资,加强产业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优化江西省的产业结构;进一步扩大江西省FDI的投资来源,努力转变FDI的投资方式,并合理利用外资,更好地促进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大量引进FDI工作而努力。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FDI区位选择——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重新审视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行为。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表明,劳动力成本、优惠政策等传统FDI区位变量未能较好地解释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所揭示的贸易成本、技术外溢、市场规模以及历史FDI等传导机制在我们的实证结果中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对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有着深刻的政策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全球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对外开放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本文选取2011年的《河南统计年鉴》中1985年-201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空间,运用计量模型对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FDI、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我国经济增长的均衡关系进行研究,考察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相关结论与启示。     

外资来源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机构按照属地原则是中国技术创新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外资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能够直接或者间接提升本国技术水平,从而带动本国产业发展.从中外研究来看,技术溢出确实存在,但是外资的技术溢出受诸多因素影响:从投资来源国的角度分析,投资来源国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较小、文化背景接近时,技术溢出效应更容易发生;就投资方式来说,中外合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理想并且对中国技术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也较大.此外成本与收益也是影响外资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居民消费由居民的主观需求所决定,但居民消费不仅是私人的经济活动,还是宏观经济的一个方面。因此,消费结构的不同将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武汉市为例,对我国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现状分析,找出消费结构问题,并提出新时期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对策建议。     

中国FDI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

本文综合交易费用理论和谈判力量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FDI进入中国市场模式(合资／独资)的影响因素。应用两分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区位因素、来源地因素、投资项目的经营期限以及投资规模都对FDI进入中国市场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产业因素的影响则统计不显著。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VER、FDI与福利关系的研究

通过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自动出口限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利之间的关系,发现①一旦出口厂商到进口国从事外商直接投资后,不管外商直接投资与自动出口限制的产品间是否存在品牌内差异,进口国厂商都不会再要求进口国政府设置自动出口限制加以限制;②当出口厂商到进口国从事外商直接投资后,进口国与出口国的最优贸易政策都为自由贸易政策;③在自动出口限制与外商直接投资下出口国所生产的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本国的福利就越有可能增加,而进口国的福利就越有可能下降.     

FDI影响技术创新中间传导环节的实证分析——基于苏州地区1995-2008年的数据

本文首先利用动态外溢模型测算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然后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集群内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技术创新能力的机制,提出了溢出效应、吸收效应和产业集群效应这三个中间传导环节,并对该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作为第一环节的溢出效应,没有对技术创新能力起到显著的影响,而吸收效应和产业集群效应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总体上却是显著的。这说明苏州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没有随着外资的进入而提高的真正原因在于技术溢出环节。最后本文从负的溢出效应、溢出效应被抑制、溢出效应需求的非迫切性和技术溢出的机会稀缺性这四个方面解释了技术溢出环节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金融业FDI政策的绩效研究

本文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FDI发展情况以及外资产业政策梳理分析,选取了我国1983～2017年金融业FDI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并基于三维框架的金融业FDI政策分析,对金融业外资产业政策绩效进行评估,分析我国金融业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与机制,并基于中国省级行业层面数据系统检验生产性服务FDI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总体效应取决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叠加,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体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二,动态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FDI稳定、持续的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部地区在金融危机后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间接效应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金融危机后西部地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明显;第三,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全国层面上生产性服务FDI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成本降低渠道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服务创新渠道促进作用不显著,且生产性服务FDI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     

我国利用FDI对贸易结构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都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准确评估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关系,尤其是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是关系到我国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实践的重大问题。本文总结二者的联系,并且对未来利用外资策略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关于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改善和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的政策建议。     

浅析我国FDI的区域选择问题

目前关于我国FDI区位选择因素的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内,考虑第三方效应并从城市角度进行的研究还少有涉及。本文在新近发展起来的"第三国效应"理论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2001-20036年期间我国东部地区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的FDI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周边省份的FDI增量可以增加某城市的FDI流入量,周边省份的市场规模越大某城市的FDI流入越多,各城市的FDI流入也受到周边城市FDI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对东部地区内部,以及东部地区与全国不同子样本的FDI空间效应的检验,发现东地区FDI和全国的FDI的主导类型都为集聚垂直复合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