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颍上方言中的句末语气助词“徕”

重点考察颍上方言中的语气助词“徕”的特殊用法。通过与普通话中“呢”的比较，着重分析颍上方言中“徕”字在内部语法分布、语法特点等方面的特色。把“徕”字放在皖北方言的大环境中，与周边方言的相似结构进行比较，并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对“徕”字的历史来源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     

恩施方言中特殊的形容词重叠式

恩施方言属于汉语西南官话中的成渝片.在该方言中,除汉语普通话中常见的形容词重叠式外,还有"A得A式"、"AB得AB式(A得AB式)",它在形态和语法意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成因可能为土家族语言体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汉方言中留下的印记.     

方言动词“整”简说

“整”不仅词义丰富,有22个义项,语法功能较强,在组构方言基本句型方面有很大功劳,而且还有一定的修辞作用。它囊括了诸多动作动词,“足可居于所有汉语方言动词之冠”。从探讨汉语方言整个系统的角度出发,研究讨论“整”一类的动词,其意义不可低估;从推普的角度出发,方言区的人找准对应规律,将方言中的“整”改为相应的普通话的同义动词,这样才能加速推普的进程．     

洞口方言非能性“得”字研究

洞口方言中,"得"的语法功能十分丰富,可以做动词、助动词、助词、语气词及构词成分。文章详细分析了洞口方言的非能性"得"字,即完成体助词"得"、结构助词"得"和语气词"得"的语义、语法结构特征,并与普通话做比较,同时追溯汉语史的"得"在洞口方言这个共时平面中的历史遗留。     

安徽亳州方言中的“得”简析

亳州方言中的＂得＂字语义丰富,用法灵活。从其语法特征和语义特征两个维度分析了＂得＂字单独使用与组合成词的方言语法特色,对亳州方言中＂得＂的意义和用法进行较为详细的探讨。单独成词时可充当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组合成词时和名词、动词组成合成词,＂得＂便成为半虚语素。     

贵阳方言的助词“”

贵阳方言的助词“”涂光禄（贵州大学中文系）贵阳方言助词□ｔａｕ４２①，无恰当的汉字表示，本文根据西南官话区一些地方曾使用过的方言字“”字记录。与汉语其他大方言区的内部差别比较，西南官话内部的一致性很高，各次方言区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许多共同...     

湘潭话疑母字[η-]的研究

现代汉语方言语音的研究对研究汉语语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湘方言中的湘潭话为例,分类阐明湘潭话中疑母字的来源和特征,并与现代汉语普通话零声母字进行比较,以期对研究古音在湘方言语音系统中的流变有所借鉴,并对湘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以及其他人学习湘潭话有所帮助。     

汉语中否定词“没得”的来源及其演变方向——以唐河方言为例

笔者以河南唐河方言中的否定动词[mu33nai42]为线索,从对其功能的描述和本字的考证入手,结合相关方言和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用例,考出其本字为"没得",普遍存在于中原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等汉语方言和共同语的作品中;进而历时地考察其来源,及其在普通话和唐河方言中的差异,即在普通话中衍生出指代性否定副词的功能,在唐河方言中衍生出未然体副词的功能。     

秦陇方言中的动词词缀“打＋嘎子”

动词词缀“打＋嘎子”在秦陇方言中是一种很独特的语法现象.秦陇方言中“打”作词缀与普通话相比较,它的实际意义已经消失,完全虚化为词缀,只能起到增加音节、增强句子韵律、舒缓节奏的作用.而且与“打”组合的动词大部分不能单用,与“打”组合后变成双音节词语,所以“打”又具有成词的作用,表示词根本身的动作具有“随意、不经意、不认真、稍微、应付”等色彩.秦陇方言中“打”作动词后缀时多带“嘎子”,作补语.针对秦陇方言中“打”作动词词缀的使用情况,在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从作前缀、后缀以及语言传承历史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新疆汉语方言中的“好好儿”

新疆汉语方言口语中的“好好儿”与汉语普通话中的“好好儿”有些差别,其中副词“好好儿”很有特色,与汉语普通话中的“压根儿”在语义、语用、语法上类似。     

“渔”无“鱼”：两个“渔佬儿”的符号释义

从《最后一个渔佬儿》到《铁壳船》,前者根植于“寻根文学”的文化语境,后者根植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境遇,二十余年的时空更迭,他们从“渔”有“鱼”到“渔”无“鱼”的历史终结,两个“渔佬儿”——“柴福奎”和“杨大头”成了一个“互文见义”的人物符号。在人物符号能指的背后,表征出主人公一方面眷恋农业文明,一方面又质疑现代工业文明,折射出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化冲突、生态隐忧、叙事者文化心态归属等问题。     

“渔”无“鱼”：两个“渔佬儿”的符号释义

从《最后一个渔佬儿》到《铁壳船》,前者根植于＂寻根文学＂的文化语境,后者根植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境遇,二十余年的时空更迭,他们从＂渔＂有＂鱼＂到＂渔＂无＂鱼＂的历史终结,两个＂渔佬儿＂——＂柴福奎＂和＂杨大头＂成了一个＂互文见义＂的人物符号。在人物符号能指的背后,表征出主人公一方面眷恋农业文明,另一方面又质疑现代工业文明,折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化冲突、生态隐忧、叙事者文化心态归属等问题。     

“历史的”和“美学的”：“红色经典”命名合法化解析

“红色经典”中的红色更多地与特定历史语境关系深密,而经典一词则须观照文本美学的各项指标,经典决定了红色的特定质素,而红色也因其特殊称谓及其负载的意识形态信息宰制着经典的生产空间。只有在“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理论视角下考察“红色经典”的命名,才能在学理层面上廓清“红色经典”的经典性品质及其经典化线路。     

辨“投”释“控”

从词汇语义学的视点,结合古代训诂材料,辨析了“投”与“控”的词义特征。在对语证进行充分描写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分词的语境同义与语言同义问题。辨析发现当今汉语词书“控”条下的“投”注和“跌落”义项只有司马注《庄子·逍遥游》的唯一例证,且先秦两汉古籍中尚未见到此“控”义的旁证。此“控”义是语境文义产生的孤证。孤证难立。由此推出“投”并非此“控”的确诂,因而“投”与“控”不是同义词。此“控”的确诂应为“引”。     

《闲情偶寄》“主脑”辨义

＂立主脑＂是李渔《闲情偶寄》中关于戏曲创作的重要理论,但对于＂主脑＂一词的解释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李渔《闲情偶寄》中所言＂主脑＂是作者在构思时所确定的中心人物及围绕其发生的关键性情节,是左右故事情节发展的枢纽。只有借助＂主脑＂才得以聚焦其他人物、其他情节,也才能整合出优秀的剧目。     

对"意义"与"当下语言"的再体会

“意义”和“当下语言”都不是自明的概念。“意义”不是事物和人的自然状态,“意义”在历史中也不是从来就是这样。“意义”往往是一种“当下语言”,将能用“当下语言”诉说的东西建构为“意义”。“当下语言”即被当下通约为可交流性的语言状态,因而对于“意义”和时代精神具有重大的建构作用。在当下建构新的人文精神和社会理念中,人文科学、文学、哲学、语言等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塑造时代之“道”的作用。     

试论类后缀“界”“圈”“坛”

“界”“圈”“坛”三者作为类词缀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都附缀于代表某一行业、领域或表示具有同一特征的某一社会集群之类的字眼后。因此，“界”在组合上不受音节限制，基本上可以和任何行业结合，多用于严肃场合并且虚化程度不高；“圈”多与双音节结合，语用范围比“界”窄，多用于时尚的场合，且虚化程度最弱；“坛”基本上只与单音节结合，多用在文艺界和体育界，常出现在轻松、随意的场合，虚化程度最高。     

汉语“类”、“象”原理及其应用初探

“类”、“象”原理贯穿于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体系之中。“类”和“象”分别代表汉语结构单位纵横聚合的两个方向，它们所构成的座标系涵盖了汉语的所有结构单位的构成形式和语义。依据这一原理可以改进语文教学的教学方法和教学体系。     

孔子“学”与“思”视阈下的素质教育

为探索素质教育的出路,将孔子的“学”与“思”的思想中蕴含的教育理念与当前中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孔子强调的“学”侧重于知识的累积与继承,而“思”侧重于知识的创新、发展与批判,在教育过程中将“学”与“思”结合起来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当前,充分认识孔子的“学”与“思”的价值对推进素质教育有启示意义。     

“无”沿着延异的踪迹走向“有”——用德里达的延异理论诠释老子的“无”

＂无＂沿着延异的踪迹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有＂,＂无＂就是＂有＂。＂无＂这一能指符号是对感性直观上缺席的事物的不在场的替补,感性直观上缺席的事物在非理性直观上却是在场之物。从感性直观来看,＂无＂是无形的;从非理性直观来说,＂无＂却是有形的。正是因为＂无＂就是＂有＂,并且＂无＂还是有形的,所以人们才能以＂无＂为用、以＂无为＂为＂有为＂。虽然＂无＂就是＂有＂,但是＂无＂又不同于＂有＂,不同形式的＂无＂是不同形式的＂有＂,＂无＂和＂有＂构成差异的嬉戏系统。＂无＂和＂有＂都不能单独存在,二者只能存在于这一差异的嬉戏系统之中。＂无＂和＂有＂的关系体现了语言的游戏性。游戏性的语言为人们建构一个开放的、自由的、诗意的生活世界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