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基本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法治的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借鉴其他国家法治发展成果,更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智慧结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过程中,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指导思想,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人民是重要推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全方位深化与拓展的新阶段。全面把握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的当代主题,深刻总结新形势下全面依法治国的丰富实践经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法治信仰社会化：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践行现代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成，人民法治信仰的形成是前提、关键和根本。法治信仰既强调的是共同体对法治的认同、依赖、信奉和遵循，也强调共同体成员在日常的实践中践行法治原则，将法治内化为人们心中真诚的信仰。法治信仰社会化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追求的社会化目标之一，法治信仰社会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实现和完成过程具有长期性和艰难性两大特征：其长期性体现在根除人治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影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艰难性体现在法治政治决策的滞后性、公民法律素质提升的紧迫性和根除人治的非制度性影响等三个方面。因此，实现法治信仰社会化的过程需要法治的政治决策机制、法治的宣传引导机制以及公民的法治教育提升机制协同发挥作用，也需要社会各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     

论公民法治信仰的培育路径

树立法治信仰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在现代社会,法治不能仅是一种治理方式和规范公民行为的制度体系,还应成为社会公众普遍信仰的理念。在当代中国,明晰法治信仰的科学内涵和价值功能,正视公民在法治信仰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吸收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健全普法教育机制、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权利意识等方面促成公民对法律价值的强烈认同,是培育公民法治信仰的可行路径。     

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培养

法治信仰在我国是一种全新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培养也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看,应该使宪法和法律成为有效治理的最高权威,否则缺少法治的纬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是国家治理效益最大化的内在需要,它能够间接作用于国家治理过程,从而减少治理阻力,激发治理活力,提升治理能力,凝聚治理力量.法治信仰不应该只成为个别人的信仰,应该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信仰.     

宣示法治:文本、立场与实践

法治作为一种全球性意识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能找寻到的最优的治国理政方式。选择法治,就意味着主张规则之治、法律主治、良法之治,并认可法治是善治的价值符号。中国在迈向法治的道路上,经历了分歧、确认、追仿、彷徨等不同阶段,法治建设的徘徊反复归因于法治主义立场的摇摆模糊。法治评估是法治实践的最新形态,简约而坚定的法治主义立场是法治理论与实践有效对接的桥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关键在于法治理论的践行。     

法治中国视域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

在法治已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的“法治中国”时代,客观上需要建构一个强大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体对法治实践的主体作用突出表现在法律制度的建构、法治信仰的生成、法律权威的树立、法治秩序的维护、法治政府的建立等方面。当前,我国法律职业面临法律职业主义的弊端凸显、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丧失、法律职业主体的合法性何在的困境。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一要树立法律信仰———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神基石;二要重塑法律职业伦理———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伦理依据;三要坚持与完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制度根基;四要建立法律职业内部的任职交流制度———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必要举措。     

新时代法治价值观的现实承诺和生成逻辑

新时代法治价值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基础上提炼而成,凝结了国家、社会、个人对法治在意识形态、治国方略、社会文化方面达成的价值共识。在新时代坐标中,法治价值观秉承"问题意识"、立足法治建设,以贯彻实践性来实现法治的价值承诺;强化意识形态、深化治理方式,以贯彻创新性来实现法治的价值承诺;坚持人民主体、贴近群众生活,以贯彻人民性来实现法治的价值承诺。只有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中,才能更好地把握法治价值观生成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以及历史逻辑,使法治价值观按照规律产生并归于实践检验的结论中。     

法治的文化内涵——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

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精神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根源于中华法治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摄取于全球法治文明优秀成果。把内涵于法治概念、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法治理论、法治价值、法治习惯中的核心要素凝练出来,揭示的就是法治的文化内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文化内涵可概括为规则文化、程序文化、民主文化、共和文化、人权文化、自由文化、正义文化、和谐文化、理性文化、普适文化等方面,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应当从这些方面着手。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治进程的主体性标准

全球化对法律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对各国法律文化。在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主体性标准,构建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是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确立的首要问题。     

在世俗之上:“信仰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价值

李向平认为,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对当代中国的"信仰"变迁及其重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源自于民国初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义信仰"及其建构渐次成为"主义建构信仰"乃至"主义代替宗教"的政治思潮,深刻制约着现代中国"信仰"的建构与演变趋势。傅有德认为,与西方的信教主体不同,中国的宗教性信仰主体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一人多信"现象,这既与宗教信仰间的兼容甚至合流有关,也与信仰而不必委身的理念有关,还与缺乏终极的精神关怀有关,更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求同存异"的特点有关。任剑涛认为,中国迈上小康之路的这一变化,将四维中国的形象完整地刻画出来:"经济中国"构成中国的基础性物化维度,"政治中国"构成中国的国家—法律物化维度,"文化中国"构成中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交叠维度,"信仰中国"构成中国的深刻价值支持维度;四个维度相互支撑,构成完整的、现代的"中国"。     

20世纪中国的“信仰”选择及其影响

李向平认为,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对当代中国的"信仰"变迁及其重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源自于民国初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义信仰"及其建构渐次成为"主义建构信仰"乃至"主义代替宗教"的政治思潮,深刻制约着现代中国"信仰"的建构与演变趋势。傅有德认为,与西方的信教主体不同,中国的宗教性信仰主体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一人多信"现象,这既与宗教信仰间的兼容甚至合流有关,也与信仰而不必委身的理念有关,还与缺乏终极的精神关怀有关,更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求同存异"的特点有关。任剑涛认为,中国迈上小康之路的这一变化,将四维中国的形象完整地刻画出来:"经济中国"构成中国的基础性物化维度,"政治中国"构成中国的国家—法律物化维度,"文化中国"构成中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交叠维度,"信仰中国"构成中国的深刻价值支持维度;四个维度相互支撑,构成完整的、现代的"中国"。     

信仰而不皈依:“一人多信”现象解析

李向平认为,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对当代中国的"信仰"变迁及其重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源自于民国初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义信仰"及其建构渐次成为"主义建构信仰"乃至"主义代替宗教"的政治思潮,深刻制约着现代中国"信仰"的建构与演变趋势。傅有德认为,与西方的信教主体不同,中国的宗教性信仰主体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一人多信"现象,这既与宗教信仰间的兼容甚至合流有关,也与信仰而不必委身的理念有关,还与缺乏终极的精神关怀有关,更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求同存异"的特点有关。任剑涛认为,中国迈上小康之路的这一变化,将四维中国的形象完整地刻画出来:"经济中国"构成中国的基础性物化维度,"政治中国"构成中国的国家—法律物化维度,"文化中国"构成中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交叠维度,"信仰中国"构成中国的深刻价值支持维度;四个维度相互支撑,构成完整的、现代的"中国"。     

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及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生成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多样性现状在法律文化的结构上表现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与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的严重分离 ,法律文化建设的重心应放在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的建构上 ,而在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的建构过程中 ,能够长期存在下来和逐渐占主导地位的只能是与社会主义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 ,从多样性的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基本特征和发展动力来看 ,与社会主义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只能是法治文化 ,当代中国将生成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的、以西方的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政治文明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法治生成机制探析

中国现代法治即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既应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中法文化的法治主义传统,又应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特征。其内涵主要是奉法律为最高权威,全面保障公民的权利,造就公民法文化内在素质,以法律制约权力,真正实现独立行使司法权力。中国现代法治目标的实现,既应是一个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过程,又应是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其生成有赖于法律发挥社会整合、利益协调、权利保障和制约权力的功能逐步到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建构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速度与其法治体系成熟度密切关联,完备的法治体系有利于推动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法治建设仍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健全和完善法治体系,对新时代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都具有基础性保障作用。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建构与发展,应立足于"三位一体"地综合考察,即回答"道路的形成来源于什么"、"道路构成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及"践行道路的路径选择是什么"这三个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鲜明特点及其理论逻辑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鲜明提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一个内涵深刻、意义深远的重大论断。以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正在有力促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进程,当代中国的第二次法律革命已经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建国六十五年来的中国法治发展之路,历史性地确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所蕴涵着的深刻的理论逻辑力量。     

法治体系及其意义阐释

在当前法治与改革共同推进的大背景下,共产党的执政策略更加注重法治方式。法治体系的建设,就是从静态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转向动态法治治理体系的建构。作为法治精神的展现和延伸,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在法治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在一党执政的治理体制中,国家、政府、社会共同推进的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进程。其内容不仅表现为从立法到守法的系统工程,而且更加注重法治理论的培养、法律方法的实施、以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法治体系的概念正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共产党执政方式、实现依法执政目标的具体措施。     

中西法治观和法治体制比较及意义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源于西方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体现的法治实质上是人治.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陆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并不断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落实,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权威·权力·权利:探索法治的三维建构

法治是一切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选择。对法治的建构必须厘清权威、权力、权利三者与法律的关系：在宏观上,树立法律权威和政治权威应具有合法性;在中观上,权力依法行使并受法律制约,法律对其制约进行制度安排;在微观上,高扬公民权利,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只有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上对法治理念的内在精神进行探索,法治才能在内容上全面地超越人治,在本质上历史性地超越传统法治;才能实现实质法治对形式法治的价值超越,实现法治对以法治国的思维超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法制现代化的方向,以政府和社会、个人三方推进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中国未来的法治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底蕴——以传统中国的民本、公正、平等、人道理念为例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世界法律文明史上的重要成果,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所必须传承的文化资源。在民本、公正、平等、人道等法律价值理论上,中国先哲留下了大量的著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优秀基因。习近平有关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发展如何汲取历史经验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