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天理,亦存人情——朱熹理学视域下情礼关系辨析

儒家之礼的继承与沿革总是纠结着人情,而因"存天理灭人欲"之说被有意拔高而独尊,朱熹礼之思想通常被认为忽略人情。我们通过朱熹对情礼之内涵的界定与情礼之间关系的阐述可窥知:在理学视域下朱熹之礼对情之重视呈露无疑,其礼蕴含着浓厚的情感因素,源于情礼之间的张力,体现为其特别重视情之正的抒发,主张礼以恰如其分的方式、以恰合天理为最终归宿,来随顺、规制人情,体现为缘人情而行礼、以礼治情。但是,礼之情感因素因天理的绝对至高性被拘制在"三纲五常"的伦理框架之内,在释放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又压抑了人情。朱熹所阐发的情礼关系对于后世礼学的沿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国传统社会中的情理法特征——交互融合与互动共生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情理法的关系相互融合共生,“法不外乎人情”,礼(理)为“人事之仪则”和“情则为理之维”都体现了情理法的互动互生的特征,总体上来说情理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法统情理、理涵情法、情融理法的特点.这与西方的情理观明显不同,西方理性主义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了高峰以后,19世纪后半期非理性主义开始兴起,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信仰、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这种重视非理性因素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两种基本的哲学思潮.     

试论儒家的"礼因人情"说

晚周及秦汉儒家在"人情"之中为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寻找依据,认为礼乐之宜,本诸人情.但由于人们对人情的理解各不相同,所以对礼与情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解释.在"礼因人情"一说的总体态度上,礼学家们的主流思想认为,一方面是对人情起着节度和文饰作用,另一方面,"人之常情"是每个人的正当需要,理应无条件的得到满足与尊重.     

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人情观——兼论法的亲和力

一、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人情观（一）人情观的内涵“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犤１犦法律服务于礼治,屈从于人情,这便是中国古代统治者以情破法,行“法外之仁”的发端。《清史稿．刑法志》中有：“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生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正也,刑也,凡皆以维护礼教于勿潜。”这时候,德主刑辅、礼主法辅已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体系中的主要内容,而这一价值体系的建立,肯定了人情在法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尚礼教,便要重人情。与人情有些不太协调的法律不仅被人们视为“不得已而用之”犤２犦的手段,而且…     

李觏的“礼顺人情”论——兼与胡瑗反人情论的比较

李觏与胡瑗是北宋同时期的儒学代表人物，但二人就“礼与情”即礼义与利欲问题上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具体表现在情之善恶、礼与情之关系以及礼义与利欲之关系等方面，他们对后世儒学的影响也有极大不同。究其实质，仍然是主内与主外之争。     

以“情”代“性”：欧阳修“人情”内涵及对儒家性情论的影响

欧阳修继承了先秦“情”的实意内涵,以“人情”指代人们能普遍经验和接受的基础常识。在他看来,这种常识具有质实性意义,是人之为人均应具有的属性特征,从而使“人情”被抽象为具有规范意义的普适理则,成为阐释经典和审视制度的观念基础。欧阳修对“人情”的看重与其对儒家传统“性”论的批评密切相关。将“性”进行分类和价值判定的同时直接诉诸现实经验支撑的传统论述模式存在内在矛盾,并减损了“人生而静”之“性”的本体意义,流于玄远空洞。因此,欧阳修试图以“人情”代替“性”论,以恢复先秦儒家“易明可行”的学说特征,增强儒家思想的现实感和说服力。欧阳修“以情代性”的观念尽管不够完善,但对宋代“性”论的发展仍有诸多裨益。     

《世说新语》中“礼”与“情”的冲突与调和

《世说新语》中对于“礼”、“情”本质的辨论不乏佳妙言说,魏晋士人越过汉儒视野而上溯周孔,“礼”的社会功能得到了逐步调整,并逐步重新拾起对人性的内在品格的重视,大体上呈现了“重礼扼情—越礼任情—纳礼于情”这一脉络.     

从“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看汉宋礼学诠释重心的转变

《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一语,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但他们对此语的诠释又存在一定差异。汉唐儒家以郑玄、孔颖达为代表,郑玄着重强调礼敬乐和的功能,孔颖达进一步深化礼之于人的内在作用,以阐明礼乐内外相养之功。以朱熹和杨简为代表的宋代学者,则注重探讨礼乐的内在心性根据,朱熹将礼对释为“心中之理”,从而消弭了汉唐以来人与礼之间的疏离、隔绝,又以“心中之情”释乐,则将乐的实用性、经验性转向心性伦理层面;杨简则以一“心”涵摄礼乐,而拒斥礼乐的内外分别。对礼乐的不同诠释不仅反映出汉宋学者治学方法的差异,又显示出他们不同的现实关怀。     

论荀子“礼以养情”的性情观

荀子性情思想的基本特征为即情显性、性情一体,即“性”通过“情欲”和“情感”发显出来.荀子从“情欲”的自然必然性出发阐释了对待“情欲”的两种态度:“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并认为“情欲”的多寡不关乎道德,而如何求得“情欲”的满足才是道德之根本.荀子进而提出“礼以养情”,以“礼”对自然情欲进行规约,又使“向善之情”成为践行“礼”的精神动力,由此成就了“礼”的情理精神.     

儒情与道情

作者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情理论进行了分析与比较。首先,先秦儒家提出了善情、恶情、美情,道家则提出了真情说。其次,儒家在对待情感的态度上表现出由节情、禁情到灭情的变化;道家则由“无情”发展到“安情”、“任情”。再次,儒家诸子对性与情范畴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而道家则大多强调性情如一,不可分离。最后,从道情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儒家和道家视道出于情而又高于情,表现出其道德形上学既内在又超越的特点,道家之道是统摄天、地、人之大道、至道,道家之情也是大情至情。     

人的“神圣性”的根源——兼评芬格莱特眼中的孔子思想：人是礼仪的存在

芬格莱特认为礼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人的神圣性来源于礼的神圣性。但是芬格莱特忽视人之真切情感与道德价值实现的内在关系,把人之真切情感的剖析视为“心理学偏见”而有意避免,因此他对人和礼的理解存在抽象化的缺陷。孔子把礼仪理解为情文的统一,他认为礼仪规范必然与人的自然情感和道德自觉密切相关。正如芬格莱特所理解的,孔子的“礼仪”既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反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之遵循礼仪,就是自身价值和神圣性的不断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芬格莱特把孔子的思想归结为“人是礼仪的存在”是有根据的。     

儒家生活美学当中的"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儒家美学可以被看作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儒家美学的基石就在于生活践履之"礼"与生活常情之"情"及其两者的合一,这是来自于郭店楚简的新启示.在孔子时代,"礼乐相济"仍是儒家美学的主导,然而随着"乐"的衰微,这种统一便转化为"礼"与"情"的合一,而且"乐"对人而言的内在规定就在于"性感于物而生情"之"情".儒家美学当中的"情",既是践行之"情"又是生存之"情",它恰恰是介于Doing 与Being之间的.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对"情"加以初步规定:1. 情与巫:从"巫史传统"到"化巫入情";2. 情与礼:从"礼乐相济"到"礼作于情";3. 情与性:从"情出于性"到"心统性情".     

王夫之对张载“礼之本”论的承继与新释

张载和王夫之皆基于时代需要,在其“礼之本”论中内嵌天人合一结构。王夫之在承继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礼之所以具有自运而运天下的特性,就在于道为礼之本。二者所言之道皆分天道和人道。就天道而言,张载释《礼记》中“礼必本于大一”为太虚即礼之大一,王夫之释礼之大一为理无不涵、富有万殊而极乎纯者。就人道而言,二者皆由天与性的关系,主张礼本于天与礼出于人心是相贯通的,但张载言性是合两结构,以礼可持天地之性,王夫之则言一本然之性,礼通天道之理以治人情。     

儒家情之真与情之善内在紧张和冲突的伦理学思考

儒家推崇情之真并以之作为"仁"、"礼"的一个核心标准,这种推崇蕴含着以情之真涵盖情之善的理论路向,并最终导致了情之真与情之善问冲突和紧张.儒家对情之真与情之善内在紧张和冲突的揭示和消解努力,在心性伦理的形式下不可能普遍有效.情之真与情之善紧张和冲突的消解之方来自社会现实而非心性之内.     

船山礼学的哲学基础与文化价值取向

王船山礼学与先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的渊源甚深,特别是与张载的礼学关系密切。船山认为礼是天理的体现,合礼者是天理,不合礼者是人欲;礼与天理相关,亦与人情相系,礼甚至由心而生。船山认为情可能过或不及,而礼可矫正,使其合乎中道。礼是"五常"的范畴之一,而船山将礼从"五常"中抽离出来,并视其为"三纲五常"的大体。在船山的礼学思想体系中,夷夏之辨、人禽之别的根据就是礼治的有无。船山从礼学的角度彰显文化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佛老和阳明心学的批判态度上。     

朱熹乐论之雅俗观考释

朱熹既有推崇古乐的复古思想又有认可新声的通变意识,两者的契合点是对儒家“中和”思想的继承和发挥。雅与俗通变的内在基础是“性情”,“性”与“情”都是“理”的具体化,表现“自然之情”是俗乐被认可的特质。朱熹乐论完成了儒家乐论的哲学化、经典化、辨证化进程,也完成了“理”对“乐”的自上而下的干预。     

吾道一以贯之：孔子思想由仁至礼的内在逻辑

孔子所言“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所释的忠恕之道,是孔子思想体系中总的方法论,简言之,即类推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仅体现在孔子“举一反三”等教学方法上,也体现在孔子“推己及人”的伦理主张上,更表现在孔子思想两大重要范畴仁与礼的逻辑运动上,即由仁推广扩充至礼的范畴发展上,这同时也指导了孔门由仁至礼的工夫实践,从而使得仁礼具有了“仁先礼后”“仁内礼外”的性格特征。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根本范畴,礼是最终范畴,二者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由仁至礼的发展是孔子思想内在的逻辑要求。     

北宋时期儒家礼学的体系化建构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理论发展。北宋时期的儒家学者在继承汉唐儒家经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礼与情、礼与性、礼与天理关系的论述,把礼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同时还试图以超越之礼为根本,整合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外在的人伦规范,建立礼一本论体系,丰富与深化了儒家礼学的理论内涵。     

清代礼学研究的特点

清代以来,移风易俗成为儒者的新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礼学逐渐兴起,并迅速以狂飚之势披靡天下,挑战程朱理学。清代礼学的研究以考证为基础,以经世为目标,体现出考经求礼、循器明礼、以情释礼、因事研礼的特点。礼学家们藉考证以明礼意、达人情、经世用,使礼学在清代达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情礼之辨——万斯同的丧服丧礼学论析

清初学者万斯同除以史学著称外,其经学造诣亦为时人公认。在万斯同的礼学中,“礼由情起”是其逻辑起点,万氏在继承儒家缘情制礼的基本价值的同时将其推展至相当的高度,甚至对于没有先例和经典依据的新礼亦持开放态度;但重视情并不意味着对其无所节制,对于已然沦为流俗而害于礼教者,万氏则坚决予以反对,并明确提出“秉礼以正俗”的理念;将情作为礼的基础根源必然推导出亲亲优先于尊尊的礼制原则,但当礼要落实应用于具体场景之时,亲亲与尊尊原则亦当根据实际情形而有所考量权衡,是以万斯同提出“情固宜从厚,礼贵乎得中”的理念,以调适平衡亲亲与尊尊的适用范围。透过万斯同丧服学这一切入点,考察其学术特征,亦可为清初礼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案例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