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工资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区域看,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现代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等作用渠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农民工流动和养老保险参与

基于全国七省十三市（区）的调查数据,在个人、家庭、工作及地区变量之外,从职业流动和地区流动两个层面探讨流动对农民工城镇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的影响,Logit模型结果表明：换工次数和打工城市数量对参保意愿、行为均无显著影响;是否跨省流动既降低了参保意愿也降低参保参与;在企业或在本地打工时间越长,越可能参保。说明高频率的流动并不会直接降低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率,流动距离远近、城市停留时间长短更为重要。     

欠发达地区农民工留城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能否增强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和能力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途径之一。根据贵阳市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个人综合特征、家庭特征和个人满意度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所在地与打工地距离越近,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全家迁移,住房条件越好,已婚,对收入水平越满意、对工作环境越满意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长期留在打工城市。且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倾向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代际差异性。     

助推还是羁绊：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化解“半城镇化”和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发达地区在推进“人口城镇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以江苏省为例,通过2019年在江苏省13个地市开展的调查,基于2 129份问卷探讨了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留城定居意愿强烈,但户口迁入意愿不高。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现值越高,越有助于农民工选择留城和将户口迁入城市;宅基地预期补偿性收益越高,农民工留城意愿和户口迁入意愿越低,表明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不可忽视。此外,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差异化影响。研究结论意味着可变现的宅基地财产性收益会助推农民工融入城市,而预期宅基地被征用时能获得补偿会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羁绊。提出为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在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下,一方面应逐步放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限制和鼓励农房交易,让农民工带着财产进城;另一方面需加快出台宅基地有偿退出政策,防止宅基地问题悬而不决迟滞中国城镇化进程。     

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文章尝试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指标体系,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分解方法,对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研究发现:尽管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汉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数均值差异较小,可是随着分位数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禀赋(特征)差异是两者均值差异的主因,禀赋(特征)对差异的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先升后降(呈倒"U"型);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正相关,与流动范围负相关,与现住房性质的关系呈"U"型;年龄、本次流动时间、开始此项工作时间的影响各有不同。为实现"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需要提高少数民族农民工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妥善解决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引导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农民工就近城镇化,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     

社区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社区参与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重要作用。以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社区参与在农民工城市融入中所起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文化参与、公益参与以及表达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流动时间、受教育水平、流动范围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不同年龄组别农民工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存在以下差异:社区文化参与对新生代尤其是"90后"农民工的影响较大;社区公益参与对所有组别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作用更加明显;社区表达参与对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都有显著影响,但在"80后"农民工中发生比最高,对"90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没有显著影响。     

新冠疫情下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就业风险感知对农民工就业选择与迁徙流动有重要影响.广东东莞1310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了就业风险感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计量分析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年龄越大,就业风险感知越高;学历层次越高,就业风险感知越低;经济储蓄少的农民工,其就业风险感知更高;跨省流动就业的...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

<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由王永乐、李梅香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本书紧紧围绕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展开,研究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具有显     

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

从城市公共服务角度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因素.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公共服务现状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积极与消极双重影响.积极影响表现为,城市公共服务逐渐覆盖农民工,且不断改革和完善;消极影响表现为,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供给不足,且仍然与市民有别.该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对户籍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扫清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推动城市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由中央财政对劳动力输入地城市进行适当补贴;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养老保险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实证分析——基于CGSS 2013年度调查数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对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从经济、制度、文化和心理四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利用Logict和简单回归模型系统研究各个控制因素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和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及基本养老保险对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代际差异、跨地区流动和就业性质等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具有负向影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对不同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中体现出差异性,但总体呈现正向影响。     

农民工职业流动轨迹和职业向上发展调研报告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其中农民工市民化目标的实现除了有赖于政府政策的推进,还在于农民工通过自身力量获取支撑其市民身份转变的职业发展.本文利用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分析了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轨迹及职业向上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经历以及该群体城市就业的职业特征总体上呈倒“U”型分布,存在逆向选择和向下流动现象.农民工城市就业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职业培训和“干中学”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是农民工获取中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仅有助于农民工获取低端职业而对该群体从事中高端职业以及职业发展的实现并无显著效应.     

农民工享有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研究

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少,备受学界和各级政府关注.本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指数估算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存量水平,依据城市政府颁布的居住证管理政策文件估算农民工对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获得程度,在此基础上系统测量农民工实际享有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结果显示:居住证制度规则下,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成为可能,但实际享有水平约为存量水平的二分之一左右,其中在排他性服务领域农民工享有水平约为存量水平的三分之一;城市间农民工实际享有水平与存量水平呈现逆向分布特征,东部沿海等相对发达的城市拥有更高的服务存量,但农民工在这些城市并未享有更多的服务.城市政府开放基本公共服务的意愿而非提供服务的能力,是决定农民工实际享有水平的更重要因素.本文研究结果为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流动研究、农民工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决策安排提供了基础信息.     

流动人口城市融合意愿统计分析

文章基于2012年G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统计数据,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方法统计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城市融合意愿的主要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总收入、在流入地居住时间对流动人口留城定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我雇佣者、在本地生活感觉幸福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定居城市;城市归属感在流动人口城市定居决策中也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反地,过去一年给老家寄钱数目却对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消极的影响.而性别、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社会交往对象、是否跨省流动、是否与家庭成员同住等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黏合性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

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根据帕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的分类,本文将黏合性社会资本操作化为社会组织参与和社区活动参与两个变量,并探讨了它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影响。文章使用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个人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黏合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的确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与社会组织越多,80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越强,但对90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则没有显著影响;社区活动参与越多,80后和90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均越强。这体现了黏合性社会资本在团结农民工、凝聚人心和增进社会融合方面的促进作用,同时社会组织在90后农民工中的吸引力不足也应该引起重视和思考。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新城乡空间重构与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已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新发展阶段,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融合发展等方面解决体制机制上的问题,这对克服当前城乡发展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可运用空间社会学的新视角,结合"城市问题"和新城乡空间现象,在总结城乡空间研究新取向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城市空间扩张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困境。相关问题体现在城市空间扩展方面,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乡空间结构方面,城乡二元空间问题突出,空间结构关系失调;城乡空间关系方面,城乡居民分化明显,存在空间隔离现象。应通过城乡空间结构关系调整与重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体包括:变革城乡空间结构,使其由分割走向融合;激活城乡空间要素,使其从单向流动到双向自由流动;消除城乡空间界限,促进城乡居民平等化;加强城乡空间治理,确立空间新秩序。     

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合现状调查研究

外来农民工是上海城市建设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本文基于对在沪农民工和本地市民的最新调查数据,通过对农民工与城市的经济融合、政治融合、公共权益融合、社会关系融合状况进行逐项实证分析,得出目前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基本结论和相关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社会信任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社会信任对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理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基于对上海的抽样调查资料,通过OLS回归模型发现,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和典型普遍信任更多地对农民工社会心理文化层面的城市融合有影响,对经济层面的城市融合影响有限,仅有一般普遍信任对经济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此应积极引导农民工树立自信,减少本地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不信任因素,加快相关制度改革,拓展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     

消费行为与农民工社会融合

在群体异质性视角下,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状况以及消费行为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总体社会融合程度不高,但具有较强的融入意愿,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明显促进作用.分类研究发现,消费行为仅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显著积极影响,而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对男性农民工的作用强于女性农民工;理性型消费行为能够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而冲动型消费行为却会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但是节俭型和炫耀型消费行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河南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变动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后能够与城镇居民同等地享受公共服务,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城镇化进程。本文通过对河南省中小城市进行调研,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影响因素, 在度量分地区、分类型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