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系辞》“无咎”思想探析

何为“无咎” ?《易·系辞》中说 :“惧以终始 ,其要无咎 ,此之谓《易》之道也。”“无咎”其含义有两层 :从人事上讲为处理事情无过错 ,从哲理上讲为合于“中”。何以才能“无咎”呢 ?顺天者 ,懂得变易者 ,劳谦者 ,善补过者 ,方可“无咎”。系辞作者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是考虑怎样在一个大社会中保持和谐、默契的关系 ,为了这种和谐和默契 ,注意事物发展的趋势 ,注重自身的修身养性 ,处理问题折衷而行 ,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 ,使之吉无不利 ,形成自身的一些特点。其现代意义在于 :首先《易·系辞》中讲到的人所面对的自然界具有真实无妄的价值 ,落实到社会生活 ,它是一个信念道德问题 ,也是一个责任道德问题 ,是二者的统一 ;注意认识主体“警惕的理性”———忧患意识在校正人行为的合理性上具有重要作用 ,这种意识是中华文化在向着认同现实方向发展中具有超验性、超越性的特殊理性形式 ;对《易·系辞》阐述的“无咎”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换 ,不是强调在和谐中的差异 ,而是注重在差异中的和谐。     

张载《易说》简论

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所著的《易说》,继承了《周易》的传统,将“太极”的观念视作他宇宙发生论的根本范畴,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太极”的观念,而且唯物主义地改造“太极”为“太虚”,使常道真正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同时,张载非常重视讲发展,认为“阴阳相因,物所阜生”,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合乎规律地发生、发展与衰亡着。并以卦爻形式,形象地提供给人们一个具体因时、顺时、及时与俟时的根本方法,教人有原则地体一爻之用、体一卦之用,而不与时逆,亦不与世逆。于人生立世,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易传·系辞》中的圣人与君子——兼论《易传·系辞》的学派归属

通过考察《易传·系辞》中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形象,发掘出该书作者赋予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内涵,并比照《易传·系辞》成书前儒、道两家赋予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内涵,揭示《易传·系辞》中圣人、君子与《易传·系辞》成书前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君子的同一性,验证《易传·系辞》是儒家典籍的历史定论。     

二程“理”学思想新探

程颢和程颐创立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并以"理"去统摄或解释"天""天命""天道"和"性"等范畴。二程认为"理"有四特点:理"实",理"一",理"足",理"自然"。他们还以"理"去观照和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从而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提出了"明理"或"穷理"的思想,并强调人们身心和行为要合"理","与理为一"。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程颐《孟子》学探析

程颐深刻、系统地阐发孟子的道德性命之学,揭示孟子对于儒学的独特贡献,为《孟子》升格为经提供了学理依据,使之成为理学不可或缺的根基。他学习先秦儒家宗师的经验,摈弃沉溺章句训诂的旧习,以独抒心得的"讲习"方式贯彻"明道"优先的原则,开创了以义理说经的新学风。他提出先读《论语》、《孟子》的治经次序,为突出《孟子》的经典地位、扩大儒学基本理论的传播,开启了一条简捷有效的新路。     

试析《周易大传·系辞》中合理性思想及现代意义

《周易大传·系辞》中有关人行为的合理性思想包括 :其研究合理性问题的出发点是由忧患到和谐 ;顺天者、懂得变易者、劳谦善补过者 ,其行为具有合理性。《系辞》中讲到的人所面对的自然界具有真实无妄的价值 ,落实到社会生活 ,它是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的统一 ,是信念道德与责任道德的统一 ;忧患意识在校正人行为的合理性上具有重要作用 ,是一种警惕的理性 ,是中国人“我忧故我在”的确认 ;对《系辞》阐述的合理性思想进行创造性转换 ,注重差异中的和谐。在形形色色的文化在相互容纳与补充中结成生命共同体 ,形成不同文化的健康互动 ,创造出一种新的和谐 ,达到新的更高的人情和人道     

马王堆《易传·系辞》篇的形成与抄写——基于同今本《周易·系辞传》的比较

马王堆《系辞》篇的内容及其成书年代、马王堆《系辞》篇和今本《系辞传》之间的异同、马王堆《系辞》篇的主要思想,是马王堆《系辞》研究的三大课题。中日先贤已经指出今本《系辞传》与《礼记·中庸》篇有着深厚关系,由此不难推测马王堆《系辞》篇同样和《中庸》有着深厚关系,这些文献最早原型的形成当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马王堆《系辞》篇就是今本《系辞传》的蓝本。马王堆《系辞》篇古朴的、未成熟的原型经儒家之手成书于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又经秦代至汉初的整理、增笔,于西汉文帝时期初年形成了《系辞》篇。该篇此后经进一步的整理、雕琢,最终形成了《系辞》的上传、下传。虽然三才之道是《系辞》篇的重要思想,但马王堆《系辞》篇的特征在于,更强调人作为与天、地并立的第三种根本性存在所具有的独特主体性,可以认定这是只有儒家才有的积极的思想。孔子对鬼神、祭祀等宗教予以批判的原始儒家合理主义,成为后来儒家的传统。相反,马王堆《系辞》篇认为《易》的本质在于占筮,对鬼神与占筮予以积极的肯定,从而改变了过去的合理主义传统。马王堆《系辞》篇是一种为了适应《易》而调整出来的哲学思想。道器论和万物生成论本来是道家开发出来的思想,《系辞》篇对...     

道德实践的形而上学基础——论程颐的“理一”思想

在朱子学研究的影响下,学者们常常将"理一分殊"的思想作为程颐理学思想的重要命题。这样一种阐释固然有其道理,但忽略了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时的具体语境。其实"理一分殊"在程颐那里尚未具备朱熹那样丰富的内涵,而仅仅是针对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实践问题,而且在理论建构时,程颐更强调"理一"。以"理一"为形而上学基础,才能更好地理解程颐哲学中的"以公言仁"以及格物工夫的具体内涵。     

程颐《易》学中的卦才论

程颐《易》学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卦才,并被看作客观时势下主体所具有的德性和能力。在人文世界中,义理与时势可能存在着统一、分离这样两种十分不同的状况。程颐认为,一旦出现时势与义理的分离,卦才应该坚守道义以处困。程颐《易》学中的卦才论体现出理学弘扬伦理主体性、张扬士大夫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     

帛书《系辞》新释七则

长沙马王堆帛书《系辞》"以行亓挨"句,"挨"当训为等礼,即尊卑贵贱等级差别。帛书"知之而句言"句,当读为"拟之而后言,仪之而后动,拟仪以成其变化"。帛书"人以此佚心"句,当读为"圣人以此佚心,内藏于閟,[吉凶]与民同愿","佚心"当训为放心。帛书"《易》有四马"句,"四马"当训为四象,谓七八九六。帛书"为而施之胃之变"句有脱文,本当作"为而施之胃之变,谁而行之胃之迵,举错天下之民胃之事业"。帛书"上"字句,与今本异文较多,疑今本有误,本当作:"吉凶者,尚朕者也。天地之道,尚观者。日月之行,尚眀者。天下之勭,尚于一者也。"帛书"天地之大思曰生","思"当为"惪"或""之形误。     

程颐《易》学与《四书》学的互释与会通

程颐<易>学在易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程颐在解释<易>学的过程中,除了继承和发挥前人的很多解释方法和成果之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新的解释方法.如将<易>学与<四书>学进行互释和会通,旨在结合<易>学中的形上学与<四书>中的儒家道德伦理,由此为人们遵循和践履儒家伦理道德提供形上学的道德说教.这种方法后来为众多学者所继承,成为<易>学解释学上的典范.     

小议《中庸》之“诚”

"诚"是《中庸》的一个最高概念,是宇宙天道的本体与本源。"诚"为天道,也为人道。思诚或做到诚,是《中庸》的又一个基本内涵,指人道与天道合一。如何才能做"诚"?《中庸》强调,这是一个"自诚明"与"自明诚"的功夫,同时要做到率性向善,择善而固执之。"诚"的境界在圣人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圣人因其至诚,所以能够完全发挥自己内在的本性,使人性的本质得到彰显。     

论程颐的“循理之乐”——寻“孔颜乐处”的生态价值取向

作为北宋道学的集大成者,程颐将"孔颜乐处"诠释为"循理之乐",把循礼义之乐融入人生价值中,提出"循礼"就是"循理"。程颐认为,君子循理必先识理,只有学至圣人之道,才能"识理",最后达到"循理"之境,即人天统一的乐境。     

湖湘学派之历史哲学特色与渊源流变——以胡安国对程颐《春秋》学的承继发展为中心

胡安国《春秋传》继承程颐观点而又有所突破,首先从主体心体先验的角度,强调"心"在解经中的作用,同时以心体之先验作为正确认识历史事件、会得圣人之意的关键.以基于"夫妇,人伦之本"的家庭作为历史单位,以源自于此的父子、君臣之义是否被遵循作为观照历史的视角,标明了天理这一抽象的绝对精神是如何体现于具体人事的.在历史规律的认识方面,胡安国将三代解释为按照礼义规范运行的理想治世,依据其天理的本体体认,提出"以人合天""以义立命"的个体自处原则.而后胡寅、胡宏皆从完善本体解释的角度努力实现对其父思想的完善.     

从“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看程颐理学的精神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是程颐晚年提出的重要命题,集中体现了程颐理学的基本精神。在这一命题中,"体"、"用"关系主要是指"理"、"事"关系,理为体,事为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即是心性本体在道德创造中与道德行事构成的互为一体、不可分离的关系。准确理解"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内涵,对于把握程颐理学的基本精神及其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仁·礼”看二程的孝道思想

"理"是二程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仁"则是天所赋予、己心所禀之"仁性"、"仁德","礼"则是现实生活中践行"仁性"、"仁德"的具体行为规范和生活准则,而作为"礼"之一种的"孝"则是践履"天理"、"仁性"、"仁道"的具体行为。二程在突出诠释"孝道"的实践价值的同时,予"孝"以形而上的诠释,使"孝"之外在的行为仪式具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从而使"孝"这一人伦规范具有了形而上的本体论依据和价值源头。     

王阳明“误读”朱熹格物论之重思——基于心性之理与万物之理关系的考察

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论“析‘心’与‘理’而为二”是否为误读,可谓众说纷纭。朱熹既然强调“心具众理”且“万理具足”,则即心求理应属可行,且足够穷尽世间万理,但他却要求学者一定去即物穷理,似有自相矛盾、心理为二之嫌。然而,朱熹的即物穷理实有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两个隐微前提。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因此,朱熹强调即物穷理,同时也是彻底坚持了“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原则。然而,相关前提在朱熹哲学中虽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直至阳明哲学才被明确诠释出来,从而正式澄清了格物工夫中物理与心理的合一问题。抛开误读问题,朱熹哲学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到阳明哲学则被明确诠释而大放异彩,可说阳明格物论是对朱熹格物论逻辑一贯的发展与完善。     

程颐心性论的演变与内涵——以心分“体用”为主

程颐作为理学的创建人,其心性论具有重要意义。他与弟子吕大临讨论"中和"问题时,引出了心分"体用"的观点,从性、情两个方面来解释心体、心用,成为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重要理论依据。但他原本的观点并非如此。他起初认为"心"只能是已发之情,而不包括未发之性。受吕大临的启发,才认同心既可以指已发,也可以指未发,只是分体用而言。这样理学的"天命之性"才在禀气而生的身体上有了一个着落处——"心体"。涵养"心体"须用"敬",性正"心用",程颐的心性论逐步完善,并影响了朱熹的"己丑之悟"。     

张岱年释“理”之路径及其省察

张岱年对“理”的诠释,不仅对“理”进行了分类,不仅对诸种意谓“理”之关系进行了梳理,而且对“理”的特性进行了审定.这些探讨的学术意义,不仅表现在对“理”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上,更表现在对“理”之认识主体数量的扩充和素质的提升上.但是,由于唯物论原则被绝对化使用,使得张岱年对“理”内涵的诠释显得贫乏化,对“理”特性的认定显得单一化,从而使“理”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因此,对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诠释,我们既要积极地引用新方法、新知识,同时要考虑所引用方法的适度性.     

“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日语及日本文学中有固有词汇“ことわり”（kotowari）,一直以来用汉字“理”加以训释,但作为哲学思想史之概念的“理”以及相关概念“道理”“义理”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先是引进汉语的“理”并套用“理”,然后或以“气”冲理,或以“事”排“理”,都是用日本固有的感性主义来排斥抽象的“理”、否定普遍的“理”,或以此批判“佛理”与儒学“理学”来宣扬日本国学。江户时代的文论家在和歌、汉诗、俳谐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否定说理,更把“理”称为“理窟”,即道理的陷阱,主张对“理窟”加以规避。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与文学中不讲“理”的唯情主义、事实主义、个别主义倾向,与日本人的“非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中日范畴关联的角度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理”及“理窟”论做出考辨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传统文化与文学“不讲理”这一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