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中国思想的道统论问题

朱熹道统论思想的背景是儒、佛、道三教并立,其道统论一方面意在以新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帝、王、孔子,另一方面则在确立儒教在三教状况下的主导性,后者是其道统思想中的正统论面向。朱熹承接了孔子时代业已具有的道统论的两条线索,即治统上断自尧舜、教统上始自伏羲神农黄帝的两重道统论,并重点突出以教统方式承接道统,其方式有二:一是建立新经学体系,即《四书》,新经学不再是与治统相关的王官学,而是以成人为目标的教化体系;二是建立师道传承的谱系,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二程一系的学统由作为一家一派的子学或三教之一的儒学而进升至道学,由此与列于《儒林传》的旧经学意义上的儒家区别开来。     

冯友兰“大全”逻辑思想探赜

“当代新儒学”的杰出代表人物冯友兰,在创立有异于宋明理学的“新理学”体系中,基于逻辑学的类理论,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一个哲学境界最高且颇为深奥的“大全”概念,这一概念蕴蓄着丰富的逻辑思想。遗憾的是,对冯友兰的“大全”逻辑思想,迄今罕有专论且欠深探。笔者不揣冒昧,对其探赜索隐,请专家不吝赐教。冯友兰在“新理学”体系中,按照个别（特殊）与一般（普遍）的关系,创立了从分子到殊类（子类）、从殊类到共类（母类）、从共类到大全（全、大共类）的逻辑分析法,使其哲学内容表现为由具体事物推演出实际、由实际推演出真际,…     

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

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可以从制义的经学属性溯源、经学书写的多途经学面向、清代经学生态等三方面作综合分析。制义是经学注疏外化的表现形式,经学则是制义最基本的属性。以注疏、考据、公羊学为制义,不仅使制义出现了否定自身的动向,而且反哺经学,两者源流同贯,孳乳相生。制义话语融于经学语境,淡化与消解了“代圣贤立言”的立场,由纯粹的文学性转变为经学创作,改变了以经作传,以传作注,以注作疏的学究式书写,凸显出经学嬗变过程中的自我创新和自我肯定,为传统经学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推动了经学的顺畅传播,是科举取士时代背景下经学研究新的形态,昭示了清代经学之所以鼎盛的另一个重要源头。     

高校思政活力课堂探赜与实践

活力课堂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主体,课堂上自主学习、主动探索的模式,对提升高校思政课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将活力课堂教学引入高校思政课,应重在提升学生主体意识,增强情感认同;转变教育理念,提升运用能力;完善教学管理制度,保障教学改革顺利推进.     

从论“礼”到论“性”——唐代学者对《大学》《中庸》的意义转换

"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原隶属于《礼记》,属于"五经"体系下的内容。随着学术核心话题转变为心性论,唐代学者们对礼学经典的解读也有了新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旨趣。他们开始从"德""仁""心""性"等心性论方面对《大学》《中庸》两篇进行解读,学术重心开始由重"礼"转向重"性",并最终使它们脱离了礼学体系,成为儒家的心性资源和经典依据,开启了经典研究的新方向和理论构建的新话题,这些都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刘宗周“慎独”说与经学相结合的思想

刘宗周提出"四书"、"六经"之道慎独而已的思想,把"慎独"说与经学结合起来.认为"人心有独体",主张读经书以求吾心,强调"六经"之教皆以阐发人心之蕴.其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不良的学风、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慎读修养,使人人从善去恶,以解救世道之弊.刘宗周批评了朱熹和王阳明不讲慎独的弊端,认为"四书"、"六经"之道即是慎独,把经学与慎独说结合起来,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特色.他融会经学、理学及心学,对宋明理学加以系统的总结和融会贯通,体现出其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庄子“以道观之”探赜

“以道观之”,体现了《庄子》最基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一方面,庄子承继老子,也将“道”作为其理性思维的根基;另一方面,庄子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切体悟皆溶入了道的意蕴.“以道观之”的思维模式,既构筑了中国哲学最早、最完备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体系,又展现了庄子丰富而深邃的自然观、气韵清高的人生哲学和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     

政统与道统之间：董仲舒思想探要

殷周时代,社会高度统合,政教合一,政统与道统更未分成。就形式言,学在王官,官师合一;就内容而言,三代以礼为治,至春秋“道为天下裂”,以诸子百家为标帜的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相分化,道统与政统得以分立。然而。由于道统与政统脱胎于周礼体系,因此在两者的内在精神和终极旨归上,都有彼此统摄、整合而实现统一的意志和驱力,一俟政治上走向统一,道统与政统的复归统合便势在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历史之必然。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于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解、寄托和期许是迥异的,前者秉执工具理性,立足政统,借儒学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支持,并使之沦为治术;后者则基于价值理性,将儒学理解为道,一种社会理想,以及达成这一理想的路径和方法,坚持儒学对政统的指导意义。董仲舒对原始儒学损益的根本旨意在于,通过儒学自身的转化,使其更契合时代精神之需要,实现儒学之道向行政的落实,实现理想企划与实际运作的沟通,从而将儒家终极价值关怀贯彻到具体的政治设计、规划和安排之中,切实达到道统对政统的统摄、整合。学界所谓董学之“得”、之“失”均系于此。     

屈原“美政”思想溯源——兼论屈原的自沉

屈原"美政"思想源于先秦帝王观念中对于帝王的强烈希望和期待心理。先秦帝王观念中的先王崇拜思想则是屈原"美政"理想产生的重要文化因子。屈原"美政"理想的构建缘于先秦帝王观念中尤其是儒家、法家的法先王思想对他所产生的影响。屈原心中凝重的帝王情结是导致他最终走向自沉的根本原因。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     

“实事求是”之学及其问题——以《论语正义》为中心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表现有三：重礼、考史与“事实至上”。但检寻刘疏,会发现他未能贯彻“实事求是”的要求,所以引证材料时有“求同略异”“断章取义”的嫌疑,甚至会牵合材料以证成先入之见,且“实事求是”之学亦有其内在问题。刘氏所援引的历代《论语》注疏,与“实事求是”的解释方案并不同质,这将招致一个悖论：“实事求是”的要求,反倒使刘宝楠无法实事求是地运用材料,追索经义。最后,“实事求是”之学作为一种解读方案,与结构松散的《论语》并不相适。集合众多零散“思想点”的《论语》,需要整全的背景或一贯的立场,这便需要“实事求是”之外的“决断”。藉由对《论语正义》的反思,可管窥清代实学之深层问题。     

政与“稽古”权与“忧患”——箴文文体探赜

“箴”是西周时期出现的一种文体,其产生于规谏活动之中,具有较强的规诫意味,自汉代以来官箴的创作达到了高潮,这种文体的产生由于特殊的生产机制,其文体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无信”与“中庸”——周作人“中庸”观之我见

“中庸”观是周作人思想中一个最复杂也最容易引起人们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 ,由于周作人的“中庸”观是与“无信”即反本体的“空”观思想相连的 ,因此 ,它不仅在本质上与相信存在终级本体的传统儒家中庸思想不同 ,而且内在地包含着冲破封建独断论束缚的革命内容 ,具有深远的启蒙意义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君主论,着重回答设君之道、为君之道和择君替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绘出"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天下非一家一人私有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帝王观念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性。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需要改进的。     

“史统”、“道统”与古代“小说”

宋以后文化人意识到小说的兴起与“史统”的崩解有一种内在的因果关系,而“道统”又是“史统”的内在核心构成之一,“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命题必然暗含着“道统散而小说兴”的结论。只有“一道”、“一说”的世界不会有小说,小说只能在“众道”、“众说”纷纭的背景下才可能产生。这意味着小说与纷纭“众道”、“众说”之间有内在依赖性关联,它对后者保持着开放性。     

《论语》“义”思想刍议

义常训为宜。宜本义为杀和杀牲而祭之礼,安宜乃引申之义。义字在《论语》中凡24见,时作名词,时作动词,时作形容（副）词;但基本涵义即是合适、合宜,具有道德评价、道德要求、道德标准三重道德职能。从更深层次说,义是由仁循礼的实践途径,内圣外王的修养方法,其哲学境界就是中庸。     

“通今致用史学所急”：陈庆年史学经世思想探赜

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情势下,陈庆年经世思想和实践主要表现为：修订《两淮盐法志》及《两淮盐法撰要》;撰写《兵法史略学》等兵史学著述;稽查史书维护领土主权等.在坚持史学致用功能时,陈庆年更强调史学的求真.     

《礼记》“中和”思想的人格价值论

《礼记》论德性人格有体有用，中为体，和为用。中庸是理想人格的实质。中庸即用中，换言之，即止于至善的实践精神的人格化。中是指人格价值实现的完满性，和是中的人伦体现，是人伦关系的两端同达于义的状态。《礼记》之和统摄形而上下：有天地之和、人心之和与人伦之和。和义、和敬、和亲、和顺是和的内在化与人格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