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道一以贯之”章义旨辨略二题——以近代以来《论语》注疏为中心

《论语·里仁》“吾道一以贯之”章一直引起学者热烈的争议.本文就其中两个聚讼不已的论题深入考察了近代以来众多注家的相关论述,指出:一、孔子之道的“仁”的价值取向对孔子之学提出“觉”的品格的要求.无论是孔子对弟子所作的以“近取譬”、“范本引导”为特征的示教,还是曾子、子夏等对先师之训的遵从,无不是由“效”而“觉”以致“道”.二、“仁”、“人”相即不离、相互成全.只有真正领会了践行“仁”德方面的“知(觉)行合一”精神,把“仁”、“人”、“道”把握在一种向着无穷远处动态升进的视野里,才可以说真正理解了“一以贯之”,理解了孔子学说的形上之维.     

“明体达用”：孙奇逢的道统建构、理学实践与社会转型

明末清初社会转型之际，思想界门户林立，聚讼纷纷，孙奇逢摒除门户之见，主张兼容并包，取诸家所长作为圣学之“拼图”，提出“明体达用”的理学主张，建构其独特的道统观，使一代学人身上添了包容的气质。“明体”反映在《理学宗传》的道统建构上，表现为：“严儒释之辨”，建构道统谱系；“不一处见一”，消解诸家聚讼；“折衷于圣道”，以圣人为归。“达用”体现在“主于实用”的理学实践中。孙奇逢主张躬行实践、内圣自得，强调为学要有“把柄”，即在人伦日用间体认天理，理学由此不再高高在上，在经世致用之外，开始回归日常。他通过著书讲学，开创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中州学派，其理学思想和理学实践对于推动清初学风转变和社会转型影响深远。     

道的理化与天理观的出现——以程明道为核心

“天理”是理学的核心语词,为程明道所发现。在理学语境下,成德的关键就是领会天理,所以对天理之内涵的清晰即成为必要。通过“道的理化”,可以对这一问题给予有力说明。在程颢的天理观当中,作为“所以”的天理从气化当中升起,但这种升起依然与气化保持了高度关联,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对“生之谓性”的论述。以生论性,无疑是指性合理与气而凝聚于生,并由生而见理之为生理,气之为生气。     

孔子之道是什么——康有为视界中的孔子何以成为教主

在康有为那里,孔子之所以成为教主与孔子的思想密不可分.正是在孔子之道具体内容的展示中,康有为完成了对孔子何以成为中国教主的论证:第一,孔子之道包括天道与人道两部分,天道表明孔子重鬼神,言灵魂.第二,孔子之道以仁为宗旨,这与孔子的救世初衷相印证,也是孔教与佛教、基督教的共同特征.在以仁为宗旨上,孔教与佛教、基督教完全相同.第三,孔子之道具有六艺与口说之分,六艺日以教人,口说择人而传,二者具有高低之别.第四,孔子之道注重变通,三世、三统兼备,后学中分出高级之大同之教与低级之小康之教.     

析“无为”

“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道的思想体系的主轴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的含义即守静致虚、柔弱不争、少私寡欲、为而不恃。其本质即道法自然。行“无为”则“无不为”,若行“有为”,则“为者败之”。“无为”的思维模式对解决“天理”与“人欲”矛盾的启迪意义在于提供一个终极性意义的导引。     

孙奇逢“随时随处体认天理”思想论评

孙奇逢的道学思想直承宋明理学 ,但亦很有自己的特色。他将宋明理学中的意志性极强的“天理”观念 ,改造而成为“天然自有之理” ,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中 ,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里 ,成了客观存在的规律 ,这样 ,其思想亦带上了唯物主义的特征。“天理” ,人可以体贴其存在 ,可以遵循其发展。这样 ,孙氏亦将人们对“天理”的视线由天上拉回地上 ,拉回到了人们的日用食息间 ,拉回到了人们的日用动静上 ,让人们“须要在应事接物上体贴天理” ,如此 ,人就能相对自由地积极地立于天地之间。“随时随处 ,体认天理” ,自觉“尽人以合天” ,自然处世以顺 ,安国以平     

湛若水“体用浑一”修养工夫的思想理路

湛若水批判佛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支离的弊端,统一了宇宙演化论和本体论,阐发“万物一气”、“道器一体”、“心合内外”的思想,构建起“随处体认天理”修养工夫论。其思想理路彰显出“体用混一”的思维模式,以及动静合一、知行相即、以心贯之的特色。     

以道观"仁"——关于孔子思想的再阐释

对于孔子思想中“仁”的地位及其具体含义 ,学界长期存在争议。文章认为 :究其实 ,老子对孔子思想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 :将老子之“道”与孔子之“道”作一下比较分析 ,就可以得到孔子思想的总体架构 ,并发现“道”是其终极关怀。由此我们可以在“道”的统摄下对“仁”进行深入一步的阐释。     

孔子“一贯之道”定论析疑

《论语·里仁》所载曾子之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孔子"一贯之道"的定论。但是,这个未经孔子审定的定论是很可怀疑的。它涉及孔子学说的精髓,故而不可不辨。其实,曾子的才华、出此言时的年龄、学问境界及其治学方式,都不足以支持其能够独知孔子的"一贯之道"。孔子之道博大精深,涉及博学、修身、安人、安天下,不是"忠恕"二字可以统贯的。忠恕是拘谨的、自我限制的、但求无过的。把忠恕视为孔子之道的精髓,是曾子自己的体会,这与曾子本人的性格和境界有关。"忠恕而已矣",不过是曾子对其所得孔子之道的精微表述,而非孔子本人的"一贯之道"。     

儒学民间化的内在理路——以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演进为轴线

“百姓日用即道”是泰州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其他一切思想产生的理论前提,在泰州学派思想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只注意阐释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而很少从整体上考察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演变过程。本文认为,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有一个提出、发展和推向现实的过程,并从这三方面对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作一初步考察。     

闻道、载道与近代中国的由器变道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来考察。尽管历代主张道器不分的人都特别强调道不离器,可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形而上的道。到近代则反过来了,实际是器的胜负决定了道的优劣。道器关系的颠倒,外来冲击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却也不无内在的发展理路。从古代侧重践履的闻道,到清代章学诚提出的道因器而显的观念,以及他反复论证的多种即器闻道的取向,在思想上成为后来变化的预备,揭示了一条认识近代道器颠覆何以发生的内在理路。     

伦理之"道"与个体之"德"

伦理之“道”是体现在各种实存的伦理关系之中的“道”,随现实伦理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个体之“德”是不断获得与修正伦理之“道”的动态过程,最终转化为自身的德性。二者的相互转换遵循“伦理关系—道—个体—德—伦理关系”的循环路线,群体与个体各自发挥不同的重要作用,共同推动“道”与“德”的发展与进步。     

酒的形上之维——以《浊醪有妙理赋》为中心

味觉思想之确立,原本作为欲望表达的饮酒被转换为认知方式与思想方法。苏轼、朱肱等人进而从味开始考察酒,追寻酒趣、酒德。尤其从性道之维领会酒,深刻阐发了“以酒为命”“酒近于道”“酒中有妙理”等精义,揭示了酒的形上内涵。自此,对于士人来说,饮酒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它既是一种思想方法,也是性命、道理的展开,更是自觉的精神修行。饮酒敞开酒中之道与理,以及人自身的性和命,酒也就由外在的欲望对象转换成了人的内在精神生命。当饮酒被当作形上活动,日用常行也就有了形上意义,这些洞见无疑为“日用即道”观念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道之道与物之道：论老子作为原则的“道”

老子作为原则的道包括道之道和物之道,而物之道又包括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等。道的至上性、主宰性,决定了道之道只能是“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天之道、地之道都取法道之道,因而都是“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为道”,并且取法天之道,其道也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过,道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是主观上“无为”、客观上“无不为”,“无为”和“无不为”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的“无为”与“无不为”都是客观的,二者是手段和结果的关系,这显示出天之道、地之道、圣人之道与道之道的不同,也显示出地之道、圣人之道对于天之道的取法。就圣人之道中的“无为”而言,它在自然万物面前是被动的,在民众面前是主动的。道之道、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都具有“利他”精神。     

孔子之"道"今析--以《论语》为例

孔子之"道"充满道德意义人道以"仁"为核心,表现为忠恕之道,为人处世要依"礼"而行;天道即天命,决定个人的最高价值是对他人和个社会的贡献,促使人终身追求"道",并在行道过程中,实现从"修己"向"安百姓"的过渡.这是孔子之"道"由个人观向社会观的提升,对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钉短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烨竞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一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天理·仁性与程颢的修身之道*

“天理”是二程思想中的最高范畴,与程颐不同,程颢之“天理”则是与个人的生命感悟密切相关,由自然之道见当然之理。程颢继承《周易》“生生之化”的思想,紧扣生命之“生”来看天理与仁性,强调天人一体,在天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人之本性---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识仁定性、持敬涵养、由理善而证性善、由性善而达理善的修身之道,从而在形而上之天理与形而下之个人之间的贯通方面构建了一座动态的桥梁,并为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民社会与儒家伦理

儒家伦理与公民社会的伦理要求最重要的本质区别在于二者的“原”、“源”不同,因而导致整体伦理架构不同;其次在于二者对公共生活和公共秩序的认识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公共伦理精神;最后由于伦理旨归异趣,因而伦理诉求侧重于不同的主体。但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二者非此即彼的理由,相反,二者实有一种相与之道。     

论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因缘——“理”与“道”的新诠

从学术因缘的角度看,章学诚的思想不止是戴震思想的对立,也是一种延续与发展。戴震在经学研究中凸显了文化的意识,认为"礼"源起于人伦日用,从"礼"的典章制度中言"理",与宋儒争"天理"的解释权。但戴震大概始料未及,他毕生未尝给予过敬意的、一位冲撞他的年轻人章学诚,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吸收了他的思想,在他逝世十余年之后,建构了一套与他极为相近的思想观念。章氏将戴震深研的"礼",转化为其"六经皆史"说的典章制度;同时撷采戴震"礼"为"人心所同然"之义,推衍为"道"即人伦日用的思想。他们都注意到经史文献所记载的内容背后的一种人伦、社群、文化的自然力量。     

杞菊之眷·遂初之求·舞雩之风——简析张杖辞赋的哲理内涵

张拭《后杞菊赋》以“杞菊”意象呈现中和之性,表现物我相得的自适心态,其思想深度远远超过了陆龟蒙、苏轼、张未的赋作。此赋中的哲理思致是伴随着作者的审美体验升腾出来的,客体的直观性使其义理内涵具有充足的生成性。《遂初堂赋》视“厥初”为恻隐之心,竭力发明《周易·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之义,指示返求本心的体验践行之道。《风雩亭词》则指出曾点不忠天理之中庸,时时刻刻都下着操存省察的日用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