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

本文通过对沈阳市622名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沈阳市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体验在心理健康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水平方面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社会信心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家庭氛围体验上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沈阳市居民不同群体的主观幸福感不同。具体表现为,男性的心理健康体验与人际适应体验高于女性;青年与老年人有着更高的心理健康体验与心态平衡体验,中青年人的成长体验水平更高,老年人则具有较高的知足充裕体验;受教育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相比,有着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体验。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临床本科生主观幸福感及其个体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研究临床本科生主观幸福感及其个体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Beck抑郁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自尊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临床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外向型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而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自尊水平与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抑郁总分以及各类别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神经质是预测主观幸福感的最有力、最稳定的因素;抑郁的消极态度、躯体症状和操作困难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其次,其中抑郁类别中的疲劳和忧愁心情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较大;而自尊只能解释主观幸福感很小一部分的变异。结论:在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应针对这些个体的影响因素,培养医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转型期“农转居”居民社会心理处境的实证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转居"居民感知当前中国不同社会领域社会变迁,其社会变迁感知、评价、主观支持资源、社会支持资源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复杂关系,中国"农转居"居民的社会心理处境表现在农转居居民的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对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教育程度高中以下的无业新居民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显著低于其他新居民;社会变迁速度地感知和评价、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相关显著.对社会变迁的主观评价在社会变迁速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通过主观支持这个有调节的中介变量来影响主观幸福感.     

收入、收入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来自江苏的证据

通过对来自江苏的1532个样本逻辑回归发现,绝对收入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相对收入水平、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收入满意度则受绝对收入水平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一方面仍要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断提高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同时更应通过收入分配政策,促进收入公平分配,提高居民的收入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技能匹配能提高居民幸福感吗?——基于就业质量的视角

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推动作用。文章使用多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就业质量的角度分析工作的技能匹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从事技能匹配的工作能够显著地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并能够提升个体获得幸福感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和女性个体技能匹配所带来的幸福效应要强于东部和男性个体。机制分析表明,工作的技能匹配是通过影响个体情绪和自我认同感来影响其幸福感。     

子女数量、住房条件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2的实证

个人幸福感是从主观角度反映民生的指标之一,房价上涨背景下,子女数量与住房条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和程度如何值得研究。利用CGSS2012微观数据,对70后和80后人群所拥有的房屋套数、现住房面积、子女数量和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住房面积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相关关系,住房面积越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拥有房屋套数、子女数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子女数量、住房条件对不同户口类型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影响,具体表现为非农户口居民的幸福感受住房面积的影响更大,而农业户口居民的幸福感受住房套数、子女数量的影响更大;子女数量、住房条件对同一户口类型不同年龄层次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影响。     

语言让生活更美好：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评价生活质量及满意度的重要标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和2015年的数据,考察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人口学指标以及经济、社会等因素之后,普通话能力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替换变量法以及基于条件混合过程(CMP)模型的工具变量回归表明,普通话能力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是稳健的。女性、南方居民、城市居民、非农业人口的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影响更加明显。逐步检验法和Bootstrapping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在普通话能力与幸福感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可见,语言能力具有幸福效应。国家应该继续加强普通话的推广,为民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服务于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佛山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

佛山市的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抽样调查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居民有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第二,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区域差异。第三,家庭氛围体验、成长进步体验和社会信心体验对居民的自评幸福感有普遍的影响;心理健康体验对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明显。第四,与较高层次需要关系密切的主观幸福感成分对自评幸福感所起的作用较为突出。     

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0年数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备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了解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整体上比较高;性别、年龄、信仰、婚姻、居住地、社会地位自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自评、收入合理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社会评价、家庭变量和态度变量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乡村社区环境感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探究环境感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旨在为人类生活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及对学界研究社区环境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关系提供研究依据。采用乡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问卷及量表统计的方法,对福州市晋安区、平潭综合实验区、福鼎市及永泰县的乡村居民进行实证调查,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2个维度的感知情况入手,对乡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然环境感知中的“生物多样性及景观”“水质”等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工环境感知中的“村庄风貌”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环境感知的回归系数全部为正,人工环境感知回归系数有正有负。可以看出：自然环境感知和人工环境感知都会影响乡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且自然环境感知对乡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生态保护和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依旧应当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城市女性群体主观幸福感研究

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取样,对城市女性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及群体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女性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得分与全国平均水平无显著差异;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和收入等四个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女性群体的主观幸福感。     

社会资本、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 2010和CGSS 2015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0年和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序数逻辑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整体上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不显著。据此,提出拓展老年人社交渠道、增进老年人社会信任、增强老年人身体体质和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等对策,以期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以身心创幸福：促进积极身体意象的策略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整体性评价,包括情感和认知两方面。积极身体意象指个体对自我身体的积极态度,包括对自身外表持有爱、自信、尊重、欣赏和接受。主观幸福感与积极身体意象有密切的联系,发展积极身体意象是促进身心健康和提升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方面。影响身体意象的因素主要有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及社会文化因素等。促进积极身体意象的认知加工策略主要有认知失调干预、适应性反应和女权意识;情感层面的策略主要有自我怜悯和精神性;行为层面的策略主要有具身活动。未来可以开发和应用更多促进积极身体意象的方法以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提升主观幸福感。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经济先发地区居民幸福感追踪调查——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本文采用追踪研究法,基于4个时点、8669个样本,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纵贯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总体幸福感水平稳定在3.2分左右(5分满分)。排除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居民自身的先赋因素(性别、年龄、户籍、居住地)和获致因素(婚姻、学历、职业、收入)均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妊娠期压力和产前抑郁的关系: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

探究妊娠期压力对产前抑郁的影响及主观幸福感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采用便利抽样法，以在南通市某三级乙等综合医院产科门诊产检的妊娠期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调查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并通过妊娠期压力量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调查妊娠期女性心理状态。使用软件SPSS 27.0对数据进行描述分析及统计，并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653 名妊娠期女性中，抑郁发生率为34.0%，中重度产前抑郁率为9.2%；妊娠期压力越大，产前抑郁风险越高(β=0.262，P＜0.001)，主观幸福感越低(β=-0.284，P＜0.001)；主观幸福感越高，产前抑郁风险越低(β=-0.246，P＜0.001)；主观幸福感在妊娠期压力与产前抑郁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比例为26.21%。妊娠期压力显著正向预测产前抑郁，主观幸福感在妊娠期压力和产前抑郁间发挥不完全中介作用；要注重减轻妊娠期女性压力，不断提升主观幸福感，缓解产前抑郁情绪。     

金融投资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

随着金融资产在居民家庭资产结构中的地位上升,金融投资活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日趋显著,这种主观幸福感可以用生活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来刻画。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表明,家庭金融投资规模对居民生活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都会产生负向影响;家庭金融投资绝对收益对居民生活满意程度存在正向影响,而家庭金融投资相对收益则对居民未来信心程度存在负向影响。这些情形可能源自于金融投资市场在市场机制、公平程度、投资者教育等方面的欠缺,需要管理者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幸福感损失。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现状考察

为了考察厦门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现状,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取厦门市120名流动人口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8.1%的流动人口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不同性别、年龄和工作种类的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整体差异不显著,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下和初中的流动人口之间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流动人口存在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