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SEM的政治价值观中介效应检验

关于互联网的使用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相关研究充满了混杂的观点和证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可以验证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个体的使用内容偏好,互联网的用户使用差异比技术效应更能解释个体的政治行为。这也证实了政治价值观是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政治参与的有效中介变量。其中,互联网娱乐性使用推动了公众从威权向民主的价值转型,并导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增长,而信息性使用显示出积极的政治认同效应,即政府借助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与政治动员,推动了更满意、更信任的政府—民众关系,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调和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而消解或减少个体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显示出我国政府互联网治理的积极效果。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创业会影响幸福吗?——基于CLDS的实证检验

采用2014年和2016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了创业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创业能够显著改善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且这一结论在克服内生性偏误以及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创业能够显著改善个体的过程效用,但对结果效用的改善并不显著,说明创业对幸福的影响主要是从过程效用发生作用的。从不同的创业类型看,机会型创业对个体过程效用和结果效用的改善均存在积极影响;而生存型创业不仅对个体过程效用的作用不显著,而且对结果效用的改善存在不利影响。研究结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创业如何影响幸福的经验证据,也为创业决策的个体差异提供了来自幸福层面的解释。     

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提高农村老人幸福感吗?——基于CFPS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对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三轮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使用互联网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使用互联网能显著提高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评分。具体而言，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农村老人身体健康自评分数和获取的代际支持，进而提升幸福感水平。然而，能充分享受到互联网这一技术红利的农村老人群体数量并不多，亟待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解决信息贫困难题、重塑互联网文化环境等方面加大力度。     

代际居住距离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基于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社会网络逐渐从受限于代际居住距离的传统形态转变成信息社会下“形式核心化、功能网络化”的新形态。采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借鉴世界卫生组织健康老龄化的分析框架,通过熵权法对农村老年生活质量进行测量,比较不同代际居住距离下的老年生活质量,进而,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评估互联网使用对于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在完全自理的中低龄老年组中,子女居住于本镇和本区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并不弱于本户和本村的样本。（2）互联网使用在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使用下催生的“主动空巢”现象。（3）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不仅打破了农村维系社会网络的居住距离限制,扩展了适度居住距离的区间,还响应了通过发展县域以振兴乡村的政策。政府应夯实乡村数字基础,充分发挥科技对于农村老年社会网络的促进作用,助力乡村振兴目标高质量实现。     

新农人短视频与受众主观幸福感: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互联网多样化特征的组合引发群体分化，这为深入理解短视频平台的多样化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论文引入群体断裂带理论，探讨新农人短视频与受众主观幸福感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在新农人短视频传播中，群体断裂带强度对受众社会认同感有负向影响，但是对生命意义感有正向影响。同时社会认同感与生命意义感均正向影响受众幸福感。而受众的短视频沉迷程度，会调节群体断裂带与受众生命意义感的关系。本研究的发现进一步完善了“三农”短视频的研究观点和思路，为“三农”传播研究提供了来自心理学的解释路径。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来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证据

经济增长和政府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增加国民福祉，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我国民生领域的重要工作之一。基于2016～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的主观生活质量。采用稳健性估计与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互联网使用对不同老年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社会网络是互联网影响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的中介变量，即互联网使用通过维系和扩大老年人社会网络提高了主观生活质量。因此，应加快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能力，进一步强化互联网使用对老年群体的幸福激励作用。     

过去时间洞察力与社会信心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心理时间和社会认知的视角，采用问卷调查了全国范围内16个省份和自治区的二三线城市常住居民2 827人，探究过去时间洞察力、幸福感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信心的关系。研究表明：（1）过去消极对社会信心有负向预测作用；过去积极对社会信心有正向预测作用。（2）幸福感在过去时间洞察力（过去消极和过去积极）和社会信心之间起中介作用。（3）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过去消极和幸福感之间起调节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过去积极和社会信心之间起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提升公众幸福感和增进社会信心提供了依据和启示。     

互联网使用对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发布的国民金融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金融素养整体有待提高.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已成为居民获取各类信息的重要途径.然而,相关文献却鲜有关注互联网使用对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为此,利用CFPS2014调查数据,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1)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居民金融素养,且对高级金融素养的提升作用更大,部分结论在CFPS2018调查样本中依然成立;(2)互联网使用对初中、高中及大专学历群体的金融素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所有收入群体的金融素养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学历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则不存在显著差异;(3)互联网使用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社会互动两条途径影响居民的金融素养.上述结论表明,应通过大力提高居民互联网的使用率、积极开展金融知识专项教育培训、着力拓展线上和线下社会互动渠道等方式,推动居民金融素养的有效提升.     

新媒体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深度访谈的质化研究

社会科学中对幸福感的研究多从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学科视角出发,从传播学角度直接论述媒介使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的研究较少。通过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等质化研究方法,考察了大众传播的媒介使用对使用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介使用通过三种路径影响主观幸福感:人们通过媒介内容(信息)的主动使用与满足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媒介作为中介变量能使大学生构建更广阔的主观现实(subjective-reality),通过参照系对比和后续行为,进而与主观幸福感发生勾连;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如"地方认同"、"国家认同"等象征性资源,整合社会凝聚力,人们的"认同"感知的变化会隐性地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互联网使用对个人收入的提升作用及分化效应研究

【目的/意义】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发展迅速，但个人的互联网应用能力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日益深化的互联网时代，探讨互联网使用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对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有重要实践价值。【设计/方法】基于CGSS微观社会调查数据，利用基本回归比较、探索性因子分析、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识别因果效应，并辅之以敏感性分析、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个人收入的提升作用与分化效应。【结论/发现】考虑应用能力，互联网使用的个人收入提升作用显著且稳定，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城市而言农村人口在互联网使用受益更多，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收入提高效应更明显，年轻群体的互联网使用收入溢价更高，技能分层后互联网使用红利分化特征显著。在接入可及不均衡状况改善阶段，互联网使用收入提升效应显著。跨越该阶段以后，需重视如何应对互联网使用“红利分化”相关问题。     

城市老年人微信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以N市为例

老年人以往常被视为信息化社会的边缘群体,但近年来接触和使用新媒体的老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微信的广泛使用带动了老年网民的大幅增加。基于提升全面幸福感和老龄社会不断深化的双重背景,本研究对城市老年人微信使用与主观幸福感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索。文章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216名在N市居住的老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13位老人进行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在城市老年人的微信使用中,仅有一个维度即微信的信息联接功能和服务与其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0. 197**,p <0. 01),而娱乐消遣、自我呈现和生活服务等功能与其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均不显著。回归性分析表明,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为身体状况和家庭结构,微信使用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仅有一定程度的辅助作用。     

青少年环保意识与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自我和谐的中介作用

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广州市3所中学806名学生为被试,以自编的《青少年环保意识问卷》《青少年自我和谐问卷》以及多种心理健康量表为工具,对青少年环保意识、自我和谐和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青少年环保意识总体水平良好;2)青少年环保意识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心理问题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3)自我和谐在环保意识影响心理健康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促进还是抑制?互联网使用对公民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传播技术对社会整合与民主参与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本文通过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究竟促进还是抑制了公民参与行为,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方式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分析互联网对民主政治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公民参与带来积极影响"这一基本判断在中国社会依然成立;我国公民参与行为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从具体行为来看,网络信息搜寻行为对线下公民参与有积极影响,网络信息搜寻行为、网络社交活动、网络娱乐消遣行为均对线上公民参与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互联网使用、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费的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及脉冲响应分析等探讨互联网使用、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互联网使用、经济增长对电力消费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电力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使用和经济增长。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提高能效、因地制宜、均衡发展等建议,以期为产业发展、政策制定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吗?——兼论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对湖北和陕西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检验了子女数量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回应"多子多福"的现实性,同时探讨了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有子"比"无子"更"多福",但"多子"不一定"多福"。有子女的农村老人,无论是儿女双全,还是只有儿子或者只有女儿,都比没有子女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但是并非子女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对于有子女的农村老人,子女总数、儿子数量、女儿数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大程度上受到代际支持的影响,子女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以及生活照料均可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来看,并非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才是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自评健康影响机制探究——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借鉴以往经典相关理论,尝试探讨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自评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要作用途径之一是信息获取机制。进一步使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方法(CMP)控制内生性后,所得结论依然较为稳健。同时发现互联网使用时间与居民自评健康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过度使用互联网可能不利于健康。异质性分析结果还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不同世代的健康效应差异并不显著,但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的健康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互联网使用可能有利于缩小健康不平等。研究结果对于在互联网时代和"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背景下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和缩小国民健康不平等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