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教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考察的两个维度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土文学史编纂的代表之作,一问世就因其中西杂糅、新旧不均的体例受到极大争议。学界针对钱基博的文章学观点多有研究,但从他的教师身份以及教材角度切入,亦可解释该著之体例和主旨上的特殊之处。一方面,《现代中国文学史》是新学制规范下的产物,其思想脉络可在钱基博十数年的教材与讲义中找到印证;另一方面,该书亦有意与学界对话,以“提纲挈领”“详考因果”来纠正日式文学史模式,以史家笔法扩充“文学”的外延,以易学“会通”思想融合新旧学术,以文化上坚定的中国立场达到纠正道德人心的强烈诉求。     

窦、林、黄三部早期中国文学史比较

国人自著的中国文学史著 ,最早的有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和黄人的《中国文学史》。 2 0世纪头十年里 ,社会思潮风起云涌 ,新旧文化交锋冲突。这动荡时代里复杂的思想文化观念 ,也体现在上述三部中国文学史著中。这三部中国文学史在史学观念、文学思想、著述精神和编写体例上都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将它们做一番比较 ,对于了解中国文学史学的开创 ,是不无意义的。     

从《学衡》到《国风》: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东南学派"

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创立开始,历经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之变迁,以《学衡》、《国风》这两个学术文化批评刊物为标志,形成了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学派:东南学派。东南学派在学术思想的渊源上,似乎一直可以追溯至南京历史上前朝历代的国学,但在现代思想学术语境中,“东南学派”却是作为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者应运而生的。在思想主张的极端方面,“东南学派”几乎与五四新文化倡导者的所有主张均持相反意见,这些主张概括而言,集中于中国文化本位的坚持和民族文学的倡导,而在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介绍方面,则偏重于西方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化,但对于“中世纪”西方文化的重视,亦成为“东南学派”于现代学术之独特贡献。     

当代小说研究领域的人文关怀——评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

数年前,由丁帆先生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标志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将我们弘扬多年的“人文关怀”落到了实处。众所周知,由于地域和历史的特殊原因,如同在经济、文化上被边缘化一样,中国西部在文学上也长期被边缘化。固然不乏有着一些对西部作家作品的具体研究批评,但长期以来,作为一种独特文明形态下的一种独特文学存在,中国西部文学在整体上一直没有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更遑论像研究“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文学湘军”、“东北作家群”等那样成为关注的热…     

历史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民族性探寻──读《呼唤民族性─—中国文学特质的多维透视》

中国文学究竟有哪些不同于西方文学的民族特点？我们拿什么来与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文学交流？王齐洲先生的著作《呼唤民族性─—中国文学特质的多维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版）对上述问题作了解答。作者关于“呼唤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口号的提出以及对文学民族性的探寻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故作高调，而是切切实实从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的回顾与反思，从对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的总结与批判，从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透彻分析中来展开讨论的。作者认为，中国文学研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虽成就卓著，但…     

从“东方”对“欧美”到“东方”对“西方”

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文学史著作中,“东方文学史”常用于书名,却很少有西方文学史著作在书名用到“西方”,多用“欧美”一词.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首先,“欧美文学”的提法是约定俗成的.其次,由于西方列强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对中国的侵略,“西方”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带有明显的负面政治含义,因而被文学史研究者刻意回避.近十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西方”从被回避到逐步被接受.     

寻找新的起点

早些时候，笔者曾在《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一书中写道：“对典范的尊崇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特色，也许还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中国提倡某种文学主张，不就是往往要靠创作本身——如各式各样的选本——的示范吗？明显如陈子昂，虽无多少理论，却能以其成功的创作影响于一代文风。”我因此而疑心，中国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典范的演变史。前不久，读到王兆鹏《走向规范与科学》（《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1期），这才知道西方现代已有“范式批评”。于是．一面惭愧于自己的孤陋寡闻，也一面窃喜自己的想法并不孤僻。当然，库恩所谓“范式…     

“存在”与“虚无”:何谓非洲文学史?——以朗松实证主义文学史观批判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初,法国文学史家朗松通过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斗争确立了文学史研究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归纳法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文学史写作,也对非洲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影响深远的后殖民主义著作《逆写帝国》就是朗松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产物。中国的非洲文学和非洲文学史研究应该从批判朗松的历史学原则开始,否定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可以形成一种所谓的“主体-客体”关系,重新建立起主体与主体间的对话。在法国的思想界,是萨特真正开创了非洲文学研究的可能性,他提出的“意识描述”的方法来自他对朗松实证主义的否定以及对胡塞尔“超验现象学”的批判继承,萨特的思想对于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今日中国的非洲文学史研究应该重新思考萨特“意识描述”的方法,将非洲文学史看成是主体的主观化的历史。     

钱锺书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考论

钱锺书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体现了“以能文为本,不当以立意为宗”的文学史写作理念和提出了文学的“平行影响观”;钱锺书在“史识之通”的基础上,践行“通识真赏”地“谈艺衡文”,由此申说其文艺鉴赏中的“静穆观”和“圆成论”,这是匠心独运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其“文学史观”的突出之处;钱锺书“辩证”地厘清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等问题,显示了他考镜思想的学术取径。钱锺书以“文史通义”为鹄的,将文学史的作法融在文史哲研究当中,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表现了他文史打通的学术品格,这或许是他写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而其《中国文学小史》未见面世的深刻原因。钱锺书的学术探索为学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反思“百年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及《日本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思潮史》及4卷本《日本文学史》,是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史研究中代表性、集大成的著作.《日本文学思潮史》突破了作家作品论的模式,具有可贵的革新意识,形成了科学严谨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日本文学史》作为迄今仅有的中文版大型日本文学史,资料丰富,填补空白.但在文学史基本概念、术语的确立、理解、界定和表述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如对“文学思潮”的界定,对西方文论中“写实”、“浪漫”、“象征”等文学概念与日本特有的文学思潮概念之间的对接,对“诚”、“幽玄”、“寂”、“粹”(意气)等日本文学基本审美概念的阐释,对日本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界定及不同性质的理解等等,都留下了可以再加思考的余地.     

"重写文学史"的文学史学审视

“重写文学史”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系统最为强势的话语行为。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最具代表性的史著。它们从诸多方面体现了当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它们为 2 1世纪新型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出现奠定了实践基础。     

中国苏区文学的奇葩——方志敏狱中文学探析

方志敏的“文学情结”得益于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和源于自己的文学阅读与创作实践。方志敏生前留下的绝唱《可爱的中国》，同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是二十世纪亚欧大陆同时绽开的两朵鲜艳的无产阶级文学奇葩。独树一帜的方志敏狱中文学，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论鲁迅的汉语言文字“功”“罪”观——围绕《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的考察

《汉文学史纲要》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任务时所撰的讲义,其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虽仅有2200多字,但内涵丰富,对于语言文字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精辟阐述.通过《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鲁迅打破了文字的神圣论,探讨了文学的起源等问题,为科学地认识汉字、使用汉字以及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变革指点迷津,由此对于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也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思路.而且,在言文一致的讨论基础上,鲁迅重申了文章的思想表达必须要通过文学修辞来间接地传达,以“美”熏刺人心.作为学者的鲁迅的缜密扎实的学术研究,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决绝言论,都是为了摆脱传统桎梏,实现个人、民族和文学的现代转型.     

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兼论中国文学的近代化

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它具有独立的历史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近年来,学界有一种消解近代文学的意向,极不利于全部中国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和中国文学史学的建构。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国文学学习西方,以及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中国文学求新求变的过程。因此,八十年的近代文学(18401919),既不是古代文学的继续和尾声,也不是现代文学的前奏和背景,它有其独立的历史地位。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建构中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列宁语),这些"新的东西"既为古代文学所无,又对现当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     

论鲁迅的汉语言文字“功”“罪”观——围绕《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的考察

《汉文学史纲要》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任务时所撰的讲义,其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虽仅有2200多字,但内涵丰富,对于语言文字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精辟阐述.通过《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鲁迅打破了文字的神圣论,探讨了文学的起源等问题,为科学地认识汉字、使用汉字以及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变革指点迷津,由此对于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也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思路.而且,在言文一致的讨论基础上,鲁迅重申了文章的思想表达必须要通过文学修辞来间接地传达,以“美”熏刺人心.作为学者的鲁迅的缜密扎实的学术研究,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决绝言论,都是为了摆脱传统桎梏,实现个人、民族和文学的现代转型.     

论胡适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接受

胡适是近百年来提倡“文学改良”和推行“白话文学”的第一人。他以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与实用主义思想为哲学基础,以两方近现代现实主义文学为参照,确立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并以易卜生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典范,进行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实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现代文学”到“文学现代性”问题讨论综述

在世纪转折之际 ,回眸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历程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以“现代性”为参照 ,深入地分析、探讨 2 0世纪中国文学 ,更使当下的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1996年 ,杨春时、宋剑华在《学术月刊》第 12期上发表了《论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 ,对于被惯常接受的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现代性的观点提出质疑。该文以西方文学史为参照 ,指出现代文学是发生在现代社会 ,带有非理性倾向的文学阶段 ,它以现代主义文学为标志 ,而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发生在前现代社会 ,是理性 (科学、民主 )主义指导下的、现实…     

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兼评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的写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古代文学研究界发出了重写“文学史”和“重新确立学术规范”的呼吁。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来了，其中以罗宗强先生提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最为代表。     

关于《新青年》最早发表的新诗

关于《新青年》最早发表的新诗,现有的一些现代文学史及论文中,一般都沿用朱自清先生《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的说法:《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诗九首,……”因此往往把四卷一号(1918年,1月)“三巨头”的诗作为中国新诗的始作,新近出版的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是如此以为,而且特地作了这样的说明:“1917年《新青年》第3卷第4期上虽已有     

台湾文学的共相与殊相

读了台湾评论家叶石涛先生发表于《自立晚报》的《总是听到老调》,深感惊讶、失望和遗憾! 叶先生针对1992年《台湾文学选刊》第一期发表的一组笔谈,在尚未读到《台湾文学史》(上卷)的情况下。就把“使用汉文去创作的台湾文学铁定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的正确论断讥为“老调”,并以“双重性质民族结构”,否定台湾同胞具有“中国意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过去,叶先生并非这样看问题。在《台湾文学的悲情·<台湾文学史>的展望》(1990年1月台湾派色文化出版社出版)中,叶先生说:“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民族血统,一个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