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阳明心学对陈独秀教育思想的影响

由＂知行合一＂和＂良知＂学说构成的阳明心学,影响了中国近代一大批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陈独秀早年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阳明心学大家的影响,在汲取西方文化有益素材的基础上,将心学思想加以批判和选择性地应用,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马克思主义何以化大众——以阳明心学为借鉴

阳明心学的成功流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有,马克思主义必须与群众的良知相契合才能化大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依其思想而非文本来化大众,马克思主义必须能够规范群众的生活、解决群众的问题才能化大众,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及其党员必须言行一致才能影响与化育大众。     

论戚继光与阳明心学的渊源

戚继光赴浙抗倭,始投于钱德洪门下,细究心学,并于戎马倥偬之际向王畿问学。在各方熏染下,他笃信“良知”说,论学以“治心”为要,在方法上,反对当时盛行的空虚之法,坚持以“诚意”为工夫,从而有较深心学造诣。同时,创造性地将心学思想运用于治军上,提出“治心”“练气”之说,主张将士以忠义之心相感召,同心戮力,尽分安民。     

管子“心术”与阳明“心学”思想之比较初探

管子“心术”思想和王阳明“心学”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具有博大的内容和深远的价值。对管子“心术”和王阳明“心学”进行比较分析,这是初步的学术尝试。研究二者的差异,有助于深入理解“心术”及“心学”思想,拓展对两种思想的传统理解。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性是一脉相递嬗的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关注较少、研究不深但又颇具价值的学术问题。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初传的辩难与阐扬、晚明的鼎盛与会通、清初的延续与修正、晚清的维系与终结,显豁出阳明心学传播与接受的“关中模式”:一是未能取代张载关学、程朱理学在关中地区的主导地位;二是呈现出起伏不显、波折不大的抛物线式传播态势;三是以会通朱王为基调。这种模式所映射出关学与阳明心学的交融与互动,一方面不断生成和更新着关学,推动关学心学化、全国化;另一方面亦促使阳明心学实现自我重构和完善,将阳明心学在可能的衍化方向上提揭（显豁）出来,拓展和深化阳明心学的理论维度,成为探究阳明心学“在地化”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阳明心学与明中后期审美范畴的确立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广泛流播,其在文学领域的影响亦在扩大。文学审美观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由理性认知转向感性体认,审美范畴的确立也具有了感性视角下的独特性,以"趣"、"乐"、"狂"为代表的审美范畴成为审美领域的中心话语系统,开启了清代的审美发展方向,使明清时代的审美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具有思想解放色彩的鲜明个性。     

论会通于“心”的知识与伦理——作为东亚精神文明重镇的阳明学

儒家特色的知识论发源于心,而心的功能则不限于思,还扩充于性情和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格物致知和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其特色是具有伦理性的知识论。具有思想和伦理双重功能的心发用流行为天地良心,其知行合一的目的则是修、齐、治、平;而人以天地万物之心,不仅能思考天地万物的物理,而且能体会天地大德曰生的伦理,是所谓尽性命之学。王阳明将儒家心性学的传统发扬光大,以致良知为其思想大端,揭示了儒家心性本位的知识论所独有的主体性、公平性、实践性和伦理性,映射出了中国人生气勃勃而又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     

良知的“自我审判”——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先在性与显在性，需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良知在工夫论层面所见在的是善端，并非全体，故须人致良知以扩充之。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对万物的把握即是自我把握。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良知在流行发用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即“良知致良知”。“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显在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一切经验当作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私德建设有一定启发。     

走向自由乐感境界的“圣人”:阳明心学的审美之维

王阳明在反思“天理”给人带来的紧张对立基础上,建构起以“心”为本体、本源的心学理论体系。阳明心学旨在倡导人们在心上做工夫,存天理,去人欲,实现人生境界的提升,最终成为“圣人”。在王阳明看来,圣人是人欲尽除、良知昭然之人,圣人爱无等差、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圣人境界指向审美境界。当人进入了审美的圣人之境中,“良知”复得,与物一体,与物无对,心中毫无贵贱之分、得失之计较,人由有限进入无限,“乐”油然生于内心,而此“乐”乃超越七情的精神之乐、自得之乐,所以作为审美境界的“圣人”同时又是一种自由的乐感之境。阳明心学以成“圣”为指归,不仅揭示出中华美学具有人生美学的特质,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引导人们超越种种束缚、强制而走向无限、自由,感受超越的精神之乐。     

从“良知之教”到“立命之学”——由袁了凡其人其学看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

阳明心学的精神品格之一,在于寻求自我意识的发展。晚明袁了凡是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其“立命之学”与阳明心学的“主体性自觉”一脉相承,深具阳明心学色彩,在士庶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对“立命之学”的支持和反对,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阳明心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派,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于斯可见。“立命之学”用“神道设教”的方式进行儒家伦理道德劝化,堪称“世俗版”的“良知之教”。“立命之学”和《功过格》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说明阳明后学在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论共产党人“心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转化与发展

共产党人“心学”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党性教育新形势新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的标志性话语,是对优秀传统心学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成果。共产党人“心学”是探求共产党人如何树立初心、守护初心和践行初心的学问,强调“知行合一”,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阳明心学进行改造的同时,实现了对它的转化和发展。阳明“心学”认为“意念发动处即是行”,强调要在心上做功夫;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修心,要坚定理想信念,形成不想腐的动机和意念,在实践的发端处就杜绝恶念。阳明“心学”认为“行是知之成”,“行”是“知”的完成和存在方式;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自觉践行初心使命,要用担当斗争的精神去实践。阳明“心学”认为“知行合一”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知而不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被私欲隔断心体;共产党人“心学”指明提升党性要“知行合一”,把理想信念付诸于实践,不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以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日趋多元化,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受到动摇,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也因此发生了变化,阳明心学、佛学和老庄以及其他各种思想开始向科举渗透,其中对科举考试影响最大者当属阳明心学和佛学,这一趋向从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中可以得到印证。     

归太虚而成圣人——大盐中斋的太虚境界探析

大盐中斋在思想学术上以阳明学为立足点,兼收程朱,其思想以＂太虚＂为核心,归太虚就是要遵从天地万物之理,成就圣人境界。要归太虚,必须致良知;而良知为气质所拘束,只有变化气质,消除气拘物蔽,达观生死,才能使心复归太虚本体,真正达到致良知;与致良知相对而言,去虚伪也是归太虚的一个方法,即祛除人欲虚妄以显现灵明良知。     

现象学视域中的阳明心学研究——《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引言

本文是瑞士伯尔尼大学哲学系耿宁教授2010年出版的关于儒家心学的一部巨著《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巴塞尔,2010年,约100万字)的引言部分,介绍了该书的论题、它要讨论的基本内容——儒家心学,以及它所采用的特殊方法——现象学的直观与描述,此外也谈及东西方思想的基本差异与这部著作的比较研究性质.全书正由译者译成中文,计划2012年交由商务印书馆于“现象学文库”中出版.     

论心学对“良知自由”传统的复兴与发展

中国的自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式的良知自由。良知自由富于伦理意义而对政治自由缺少自觉意识。明朝中叶兴起的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构成了一种反动,在道德主体的觉醒意义上复兴了传统的良知自由思想。之后,李贽追问了私人利益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将政治事务从僵化的儒家伦理评判中解脱出来,肯定政治统一与秩序稳定的首要价值;另一方面批判简单执一的良知标准,承认个人合理的私利欲求和不同主体的多元价值追求,继承并发展了阳明心学的良知自由思想,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现代自由的思想因素。     

“程、朱之外”的望溪学问——方苞的实学、心学与佛老思想发微

方苞以“程、朱之后”自任,在坚守程朱义理的同时,也游于“程、朱之外”,对颜李“实学”、陆王“心学”以及佛老思想发表议论。他敦崇颜李,主张“济于实用”之学;共友阳明,秉持“毋标讲学宗指”的评价原则;承认佛道“彼家有人”,济佛老而入儒行,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维护程、朱理学地位。学界曾提出过“程、朱之后”“程、朱并世”“程、朱之前”的方苞人设,而“程、朱之外”的望溪学问,是桐城之学能“适时调整”,并绵延成派的动力所在。     

阳明心学“三路向”对大学生道德培养的启示

王阳明心学在道德培养上有三种路向:第一种从“负的方法”(格心)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格心-去恶-致知”(由反至正);第二种从“正的方法”(良知)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传习-为善”(由正至正);第三种从“合的方法”(知行合一)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念发-意行”(由知至行).在这三层结构中,“格心”是起始,“良知”是目标,“致良知”是途径.阳明心学的“行”是内心世界的“意行”,不是道德实践的“践行”.大学生道德培养的着力点是防止“知”而“不行”.内外统一、实践考察、德福统一是防止“知”“行”脱节的枢机.     

成就德性的新路径——王阳明心学探微

王阳明的心学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学对个人道德的追求和完善,另一方面开辟了通向个人高层次的德性与良知的新路径。王阳明通过致良知树立起他心中的德性观,奠定了心学的基础和宗旨,以知行合一的思想,确立起对个人道德和知识追求的手段和方法,这对宋明以后的儒学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论阳明心学中的“有无观”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王阳明不仅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其文学造诣也相当之高,心学与文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密切联系。阳明心学中的有无观就从主题、意境、风格这几方面深深地影响着其文学创作,在王阳明的文学道路上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