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嵌入、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共同富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迫切需要加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治理。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嵌入深刻影响农户收入获取,成为治理农户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基于CFP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嵌入能够显著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有助于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继续发挥政府在“互联网+共同富裕”中的掌舵作用,同时积极探索“互联网+共同富裕”的多元实现模式,包括农业生产维度的“互联网+特色产销”模式,就业创业维度的“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培训”“互联网+就业创业”“互联网+金融”等模式,社会服务维度的“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模式。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284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重要机制;样本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受到本地和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政府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从无到有、从有到深的金融服务和增收渠道。要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产能的扩大,特别是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借力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给予更多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在我国进入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协同合作,是富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     

共同富裕愿景下南北方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点与政策转向

促进南北方区域协调发展对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从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共同富裕是推动南北方区域协调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南北方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必要手段。然而囿于发展基础、资源禀赋、经济体制改革、科技创新驱动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性,南北方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日益凸显,致使改革发展成果难以惠及全体人民。在共同富裕目标牵引下,未来应遵循推进“放管服”改革进程、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从单维发展转为多维发展,从独立发展转为联动发展,着力构筑南北方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论相对剥夺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奋斗目标，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实现共同富裕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相对剥夺的现象，这是人们容易忽视的问题。不消除实现共同富裕中可能出现的人民群众的相对剥夺感，将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甚至引发严重危机。因此，实现共同富裕应当避免或者消除相对剥夺，而不是简单地治理或消除相对贫困，因为消除相对剥夺比消除相对贫困更为艰难。当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之后，不同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对剥夺感将自然消失。     

人口规模巨大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现实基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口规模巨大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张力，具体而言：一是先富与后富的张力，表现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二是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的张力，表现为自然资源禀赋导致的区域不均衡发展以及政策驱动下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三是城乡分割与城乡融合的张力，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分立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断裂与弥合；四是现代化发展的渐进型与加速型之间的张力，表现为社会政策的激进型调整与渐进型调整的分歧。四重张力及其内在矛盾，共同形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实现共同富裕要破解的现实困境。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需要处理好治理主体与发展动力的关系，收入分配与发展秩序的关系，公共服务与发展能力的关系。只有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才能统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     

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研究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探索共同富裕的全过程。当前，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障碍，由此造成区域间贫富差距难以有效弥合、城乡贫富差距缩短进程受阻、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受羁绊，致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未能充分发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深究其因可以发现，区域自然环境的客观差异、区域发展战略的政策偏向、区域经济改革的成效有别等，是造成区域发展不协调进而导致贫富差距的主因。进入新时代，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与战略、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深化区域经济改革，推动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创建区域共同富裕的江苏范例

"十三五"以来,江苏同步实现居民收入、劳动者报酬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县(市)区经济快速发展,绝对贫困消除.在全面开启建设现代化新征程的新阶段,江苏需围绕现代化阶段共同富裕的目标内涵,聚焦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区域协调两大主线,创建区域共同富裕的江苏范例.当前,江苏区域共同富裕的主要制约因素有:经济发展富民效应仍待提升,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差距,区域协调瓶颈短板依然存在.未来江苏应夯实乡村振兴制度基础,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城乡发展协同度;利用主体功能区建设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推动沿江城市群组团发展,提升南北产业转移力度,构建省域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新阶段共同富裕的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从共同富裕目标提出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实际对共同富裕进行了全面探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推进共同富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仍然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居民贫富差距扩大以及各种利益因素制约等挑战。面对问题和挑战,党应以高质量发展为指引,以治理相对贫困为重点,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为关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成效。     

共同富裕的测度与实施路径——基于我国31个省份的实证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奋斗目标。在把握共同富裕本质和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包括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在内的富裕指数,并以富裕指数和共享指数为基础构建共同富裕指数。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区、市)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计算我国31个省份2020年度的共同富裕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两个维度,将31个省份分为不平衡贫困、共同贫困、不平衡富裕和共同富裕四种状态。聚焦我国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对其2007—2020年共同富裕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当前除浙江、天津、福建、山东、重庆和江苏已初步达到或接近共同富裕以及上海、北京、广东、湖南、内蒙古属于不平衡富裕地区外,近67%的省份仍处于相对的共同贫困和不平衡贫困阶段,要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任重道远;其次,从浙江的经验来看,浙江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历程上先后经历了共同贫困、低水平共同富裕到初步共同富裕的发展过程,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以加快发展地区生产力为前提;最后,共享与富裕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逻辑关系,即地区富裕并非必然导致该地区人民对富裕的共享,地方政府必须以“提低扩中”为重点,通过加快重点地区、重点乡村和重点人群的脱贫...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及其实现路径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长期性、艰巨性的任务,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是当前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关键。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当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面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三大挑战,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等政策体系,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当前,主要可以从三个方向来把握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一是进一步完善反贫困战略的"补弱"机制,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二是建立健全乡村振兴战略的"做强"机制,在产业振兴、金融支持、生态振兴等关键环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是积极构建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的"拉平"机制,通过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城乡均等化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有效促进城乡融合。     

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效率与公平的互促性分析

共同富裕建立在效率和公平互促的基础之上,否则,要么会出现社会分化,要么会陷入共同贫困。一般地,收入结构影响社会效率的内在机制体现在两方面:在微观层面上,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助于激励人们的劳动支出和提高劳动效率;在宏观层面上,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并推动社会合作。因此,即使效率和公平在短期内呈现某种替代性,但在长期内也具有越来越强的互补性。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公平和效率之间的互补性和互促性会不断增强。政府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收入再分配来提升社会公平,进而实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互补和共进。显然,公平和效率间的互补和互促关系也为共同富裕的理念夯实了理论基础,尤其为当前中国共同富裕的实践确立了社会基础。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三重逻辑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历史任务从“全面小康”转换为“全面现代化”,共同富裕成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使得农村相对贫困成为推动共同富裕最薄弱、最艰巨且最易突破的地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贫困治理体系、以及消除绝对贫困的丰富经验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独特优势。随着贫困治理的转型,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要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范式、治理路径等模式转换。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理论创新及其世界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执政基础、精神需求和人民立场三个层面深化了共同富裕概念的语义内涵。概念语义深化带动了话语重心转移与方法路径的多维度创新,主要体现为在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中实现对共同富裕的话语重构、在减贫与致富的双重效应中拓展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和在制度保障与技术行动的双重作用中提升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见性等。审视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境遇,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仍面临着诸多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为世界其他国家消灭贫困,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巡视监督促进了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吗?——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与党组织嵌入的调节作用

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参与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巡视监督不仅可以促使被巡视企业更积极有效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其贫困治理参与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被巡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管理策略来抑制盈余管理等短视行为,进而有利于企业履行贫困治理等社会责任.同时,党建工作是影响巡视监督成效的重要因素,被巡视...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程、特征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始终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初心和重要使命,坚持带领人民群众同贫困作斗争,形成了脱贫攻坚精神。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带领全体人民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坚持带领全体人民摆脱贫困,并最终夺取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从任务主线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解决贫困问题作为重要工作;从反贫困内容看,始终重视扶志与扶智相结合;从反贫困领域看,始终将农村作为贫困治理的重点;从反贫困方法看,始终注重用发展的办法反贫困;从反贫困主体看,始终坚持构建大扶贫格局。但消灭绝对贫困不是反贫困事业的终点,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开启反贫困事业新阶段。     

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不仅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诉求,而且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客观需要,还是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重要抓手。然而,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着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难、相对贫困群体持续增收难、精神贫困问题较突出和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等现实问题。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问题出发,制定适宜的相对贫困标准,提供相对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保障,提升相对贫困群体内在动力,切实建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展开与未来图景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立场、战略方法、本质要求、主要内容和发展样态。纵观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消除贫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愿景。新征程上,要注重巩固与发展的关系,在巩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中推进共同富裕;统筹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在联动统一中推进共同富裕;厘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协调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处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共建共享中推进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现实阻碍与行动路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构成部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不仅事关边疆繁荣稳定，而且关乎民生福祉。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在内容、过程、动力维度具有高度契合的共通关系。然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仍面临相对贫困治理难度较大、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薄弱、生态环境治理短板亟需补齐等现实桎梏，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民生福祉的提升。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应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积极践行人民至上的发展思想，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缩小收入水平差距，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增进各族群众获得感，以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共享美好生态福祉，扎实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面临的结构性失衡及破解路径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命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成为重要战略布局。为此，先行理清中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探索历程，包括以绝对平均为底色、按劳分配为调整的探索时期；以先富带动后富为战略、以全面小康社会为目标的发展时期；以顶层设计部署为指导、以要素参与分配为创新的深化时期；以多重制度组合为支撑、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的远景时期。尚需注意，经济发展、要素配置、生态关系、公共服务的结构性失衡仍然存在，对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产生阻碍。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当以“基础收入分配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基础导向；以中国式“全国统一要素市场、要素顺畅自由流动”为重点抓手；以中国式“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两山理念协同并进”为有益补充；以中国式“公共服务均等公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核心命题。进一步地，提出唱好“制度记”,建立健全基础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畅通“要素路”,倾力破除要素自由流通壁垒；打好“生态牌”,发挥生态服务共同富裕职能；提高“服务性”,深层补全社会公共服务短板，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思路鉴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