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哲学性质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在魏晋玄学中,郭象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直至今日,对郭象哲学的性质问题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除却郭象哲学自身的原因外,恐怕更主要的是由于研究过程中还没有科学地解决方法论问题。我们认为,要摆脱郭象哲学性质研究中所面临的困境,首先必须解决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只有在方法论上取得一致,才可能期望在对郭象哲学性质的研究中取得一致的认识。     

论支遁逍遥新义之“新”

向秀、郭象之逍遥义长期独霸魏晋士林,为时人所无法超越.支遁之逍遥新义即针对向秀、郭象之逍遥义而发,并最终取向、郭义而代之.支遁之逍遥新义具有鲜明的社会道德指向,其之所以能够胜出,有三种可能：一是支理才藻奇绝,花烂映发,富于美感;二是支理以人性恶解释向秀、郭象逍遥义,揭示出其有可能造成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背离;三是支理对“心”与“性”进行了否定性的剥离,将逍遥从横向的普遍性扭转为纵向的境界提升,使逍遥之境更为纯粹刚拔,从而为思想界注入一股新鲜空气.     

境界形态与实然形态的双重涵摄——论郭象逍遥义的两个层次

郭象之逍遥义包含圣人之“无待”逍遥与众生之“有待”逍遥两个层次:前者从“心”上言逍遥,属主观的境界形态,是对庄子逍遥义的承接;后者从“性”上言逍遥,属客观的实然形态,是对庄子逍遥义的拓展。对郭象逍遥义两个层次的分析,直接关系到对其性质的判定。学界以“适性逍遥”指称郭象之逍遥义,遗落了其义中的圣人逍遥一层,对此的澄清,有助于对郭象逍遥义的深化理解。     

郭象的无为政治观述论

郭象将性分的观念与无为的义理相结合,将无为阐释为顺性而为,表现在政治上即是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但无为政治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圣人之力.郭象将无为贞定于性分,实上通于其适性逍遥的理论,并试图由此达致人的自由的实现,使无为从老庄超越的境界形态转化为现实的实然形态.郭象的无为政治观是道家无为思想的重大转折和深化发展.     

支遁对郭象“逍遥义”的批评与承继

支遁对郭象"逍遥义"的批评包括两个方面:从玄学内部看,他抓住并利用郭象言"性"却不严格界定内涵的理论缺陷,颠覆了其"适性"说的立论逻辑;从佛教立场出发,支遁认为,以践行现世伦职为实质的"适性"并不能使人当下逍遥,更不能使人获得解脱,惟有破除"二执",方可达于涅槃彼岸。支遁的批评虽颇具颠覆性,但同时他对郭义所涵括的"分"、"有待"、"无待"、"冥"等重要范畴和观念亦深有承继。     

郭象的性分论及其理论吊诡

郭象的性分论即是自性论,在内容上包括:物各有性,性各有极;性分自然,内外相符;习以成性,强学矫性;得性为是,失性为非.郭象对事物自性的探讨完全立足于现象经验层面,以性分言自然、言习学,并将之运用于对人的社会角色和现实社会秩序的解释.虽然性分论是郭象哲学中独具特色的理论,但其本身并不圆融,而是内含着性分的先天决定与后天形成、性分与习学、仁义作为普遍之性与特殊之性的三大理论吊诡.     

《庄子》“逍遥义”与魏晋士人眼中的自由

郭象通过注解《庄子》而系统阐释的"适性逍遥"之理念,乃是魏晋时期"人的自觉"的重要体现,它将庄子"依循自然的自由"境界投射到人间,推衍成为"依循本性的自由"境界,使得"逍遥"不再是难以企及的梦想,而是张扬个性的精神出路。本文首先分析郭象逍遥义的理据,并以嵇康和王羲之这两个不同类型的魏晋士人之文与人对这一观念加以印证。     

郭象本性论与晋人个体生命意识

郭象哲学对汉代元气论与王弼"无"之本体论的转换,不但消解了万物外在的生成根据,而且宣告了一种新的个体生命意识的诞生。万物个性之"有"无所归因的自然自在,揭示的是生命初始状态的偶在性与独一无二性。万物任性而动的自动机制,彰显的是生命生存模式的率性自由与独立自足。万物适性逍遥与独化于玄冥之境,呈现的是生命境界的个体自得与并存和谐。郭象哲学的个体生命意识不但可视为对晋人个体生命风度的理论概括,其所开拓出的"个体间"关系亦可视为中国文化上的一种新型"群己"关系。不过,郭象侧重把生命意识奠基于个体的自发、自动本性而非自觉、能动心性,导致的是生命精神超越维度的欠缺。同时,在一个玄冥关系已然破碎的现实社会,郭象倡言的生命和谐之境也只能是一种梦想。     

郭象的独化自生哲学

郭象其学说通过名教自然冥和说、独化自生论,以及自因、自为、自得、自有、自性说这三个方面来体现。独化自生经逻辑演化,自因、自为、自得、自有、自性而无待自造;无待自造而自然,自然而逍遥自由,成为郭象哲学的形而上本体。＂玄冥之境＂是郭象独化自生的价值理想境界,也是其终极境界。     

郭象的自然观述论

郭象的自然观涵盖天地万物的方方面面,在理论逻辑上实上通于其"适性逍遥"的理论,是其逍遥观的理论基础.通过自生之自然、自性之自然、理之自然及无为之自然诸义,郭象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自然哲学体系,在理论形态上不仅是对前人的重大突破,亦将道家之自然观发展至其极.     

寻求逍遥：庄周郭象支遁合论

寻求逍遥：庄周郭象支遁合论刘德春基于对超越生命困顿的渴望，中国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逍遥的理想。对这一理想的追求，首倡于庄子，继之以魏晋名士，完成于佛家禅师。庄周、郭象和支遁逍遥义的承接和发展，则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对这一环节的探究，能够揭示出...     

自然与自由--论陶渊明"自然说"与郭象哲学的关系

陶渊明思想的主旨是自然.道家哲学中,自然主义思想最彻底、最突出的是郭象哲学.通过对陶渊明<形影神>三首组诗的分析,可以看出,陶渊明任运自然的人生态度深受郭象哲学影响.二者所讲的自然又有不同之处,陶渊明之自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庄子和郭象的继承与创新.从总的倾向来看,由自然而自由是陶渊明与郭象的共同思想.     

逍遥与政治——郭象玄学与两晋审美趣味

人性论是郭象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他重置和深化了人性的基本内涵,将仁义、潜能等因素纳入人性之中,并作性情之辨,否定放纵情欲的行为,并据此改写了庄子的逍遥观,提倡适性逍遥。郭象的人性论充分体现了他对西晋士族风尚的反思和批判,激扬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他的适性逍遥观念在东晋时期获得了实践的空间,东晋门阀政治与郭象的政治理念相吻合,促进了士族心态的转变,为郭象玄学在政治和人生层面的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郭象玄学为东晋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郭象对庄子逍遥义的改造

庄子尊"天"为至高权威,以达致"天"之"无待"境界为"逍遥",在他看来,"逍遥"始终处于"天"的权威体系中,唯"天"乃为"逍遥",舍此无可言"逍遥"。而郭象却从万物"自生"而"独化"的认知观念出发,主张万物各尽其性分即可达致"逍遥",从而否定了其中统一权威体系的存在,最终实现了对庄子"逍遥"思想的改造。是否存在应当服从的统一权威,是两种"逍遥"观念的根本分异点。     

从“齐物”思想之演变看庄学的哲学化历程

庄子认为,万物间其实没有差异,差异只是人的"成心"所造成的假相,不过,庄子并未交代何为"成心"。这一"齐物"思想的逻辑系统尚不严密,因此,它很难称得上是严格意义的哲学。庄子后学认为,万物间确有差异,但只要能够各任其性,万物便在合于自然的意义上齐一。这一"齐物"思想具备了严密的逻辑系统,但庄子后学并未将这种思想冠以"齐物"之名,因此,从"齐物"哲学建构的角度而言,这种思想尚不具备哲学体系所应有的表达明确的特征。郭象受庄子后学"齐物"理路的启发,又合庄子的"逍遥""齐物"二义为一,而提出了一种"任性""齐物"思想,对于这种思想,郭象明确地用"齐物"加以命名。郭象的"齐物"思想既具备了严密的逻辑系统,又得以明确地表达和论证,庄学对"齐物"哲学的建构至郭象方得圆满。     

“有”“无”之辩与魏晋玄学的本体论问题

玄学中的“无”与“有”这两个范畴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具有不同的意义。按照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理论,只有以王弼为代表贵无派哲学才具备了本体论的思辨能力,而且也常常将本体论与宇宙论混同;而在以裴、郭象为代表的崇有派那里,有无问题仍然是一个宇宙生成论的问题,他们的哲学不具备本体论的特征。玄学的贵无与崇有之争,并非同一层次的哲学辩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哲学在纯粹形上思维能力方面的非自足性。危顾顾     

庄子哲学的快乐论

庄子是最早在哲学境界上论述快乐问题的哲学家。庄子认为,乐就是内心淳朴而回归真实情感,只有无为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庄子的快乐论建立在玄道本体论之上,并将快乐分为天乐和人乐。天乐的主体是大道,人领悟大道才能得到人乐,和谐则是天乐和人乐的共同特征。人从大道得到快乐从而实现天乐与人乐的统一。现实人生因"囿于物"而得不到快乐,只有在精神逍遥中才能达到快乐的哲学境界。     

郭象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

郭象的政治哲学意在融合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其内在逻辑是:以援道入儒的理论形式化解政治世界的信仰危机,希望在哲学与政治之间保持一种健康的张力性关系,进而以一种理性清醒的方式妥善处理现实政治生活的缺陷,最终达到美好的生活愿望。通过郭象的努力,才真正使得道家的无为政治有了在现实社会中具体化、实践化的可能,同时道家思想也在魏晋时期产生了某种自我发展和调整。     

玄学语境中的诗性人格建构——论郭象的玄学思想与东晋士人的诗性人格

郭象玄学通过对庄子逍遥义的全新阐释以及"独化于玄冥之境"的人生境界的建构深刻地影响了东晋士人的心态,为他们诗性人格的生成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郭象玄学对东晋士人诗性人格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以新逍遥义为基础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建构引导东晋士人在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同时,又能保持宁静淡泊、潇洒飘逸的名士风度;"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本体论命题使东晋士人在面对宇宙自然时追求与天地万物冥合为一的境界.     

郭象玄学与魏晋风度

本文认为魏晋玄学的中心文本是《庄子》而不是通常认为的《老子》。从东汉到魏晋,玄学中心文本由《庄子》到《老子》的置换,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两汉谶纬神学的崩溃以及经学的被弃;其二是庄学是人生哲学,而老学是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郭象如何对庄子的《逍遥游》进行创造性地误读,从而消解了庄子逍遥游的全部神秘主义色彩和庄子逍遥游“外化而内不化”的内在紧张,从而为魏晋士人在精神和社会实践两方面的逍遥放达提供哲学上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