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口述史的时代性刍议

现代口述史是历史学科中的一个方法论体系.它是在文献史料的缺失和新史学研究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应运而生,被史学界广泛用于对各种事件和人物进行口述研究.理论上人们也对其方法之先进、通俗给予肯定.文章主要对口述史的时代性进行阐述,现代口述史拓宽了搜集史料的范围,具有积极参与社会及政治生活,大量采用新技术手段等时代特色.现代口述史汲取了社会学中先进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囊括了社会上层及下层人士,对社会生活发挥着积极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口述史的研究范式也由简单的记忆发展为现代新理念指导下的历史再现.在未来,口述史学将凭借信息传媒技术,更广泛、更深刻地记录人类社会的历史足迹.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视角下的口述史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诞生距今已有60年。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的口述史项目,管窥我国口述史研究的现状。研究发现,国家社科基金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口述史立项数量逐渐增多,对于推动我国口述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研究内容方面,文化教育、民族问题研究和艺术是专题型项目中的重中之重;访谈对象以文化精英为主,同时视线开始转向到普通大众。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支持力度有待加强;口述史项目在地域、学科和民族的分布上并不平衡;对普通人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不足以及口述史理论研究还很薄弱等。基于研究发现,对今后的口述史研究和项目管理提出相应建议。     

口述史学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研究

口述史学方法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对于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具有重要意义。该文结合口述史学的特性,分析了兵团口述史研究的现状,对兵团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作了阐述,指出研究队伍中缺乏专门人才,研究范围狭窄,获取资料的方法科学性不强是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加强研究机构的合作,提高口述史研究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在收集口述资料时尽可能保证其科学性,在研究时注意兵团口述史研究的范围及对象等。     

从口述实录文学到非遗传承人口述史--冯骥才口述史方法的共性与嬗变

通过介绍冯骥才在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领域的口述史代表作,以对比研究的方法探讨口述史这一学术方法的共性与发展、变化。结合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广泛运用口述史方法的背景,文章认为,口述史的书写事关每一个普通人的文化话语权,是文化学者与人民大众之间平等、真诚的心灵交流方式。所以,对于口述的源头,即人类记忆的关照应该成为人文学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口述史方法与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史研究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已被多个学科所采用.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史研究,也开始采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随着社会的变迁,少数民族妇女史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亦应在遵循大体原则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包括在语言习得、受访者的代表性问题处理、研究者与受访者的性别选择、对访谈关系的真实呈现以辨析口述资料的真实性等多个方面.口述史研究方法对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电影口述史的一种可能——以汤姆·斯坦普尔观众口述史研究为例

当前国内的电影口述史研究还处于"电影人口述史"阶段,这与从更民主角度进行历史书写的口述史学科品格还有一定的距离。尽管在史料采集、留存等技术路线上获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如何将"口述史料"转化为"口述史学",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与深入的必要。21世纪初汤姆·斯坦普尔的"观众口述史"研究,基于普通观众电影记忆视角的旨趣,凸显了"口述史"的"人民性"特征;自下而上的历史书写策略,又避免了"口述史"仅作为"史料"存在的情况。对它的引介、梳理与思考,可以为国内从"电影人口述史"走向更深入的电影口述史学研究,提供一种可借鉴的研究路径。     

论视角转移下的农村教育口述史研究

农村教育口述史就是应用口述史的方法,关注农村教育领域的普通层面、普通教育人的回忆、亲历的历史记录。它将视角从教育的精英人物转向普通的教育人,从上层转移到下层,实现教育史研究的革命性转变。农村教育口述史的要素包括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的基本方法等。视角转移下的农村教育口述史为未来的教育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口述史研究及其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应用

本文拟梳理口述史研究的框架,涉及基本概念、组成部分、研究方法.通过口述史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重点是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应用,揭示口述史的民俗、民族和社会历史意义.     

近20年来中国妇女口述史研究综述

妇女口述史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最近几年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方面。妇女民族工艺口述史、女知青口述史、女工口述史、战争口述史等领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展现了女性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她们理应得到关注,也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叙述历史。     

“口述史”在民族音乐发展中的历史与逻辑——基于土家族土司音乐研究

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在西方悄然兴起。近年来,特别是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运用了"口述史"理论与方法,使得民族音乐领域中的"口述史"研究获得较大的进步与突破。学者们在重视民族音乐本体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民族音乐"口述史"实存分析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是,音乐学界对"口述史"方法在具体的运用中还存在许多疑惑与误解,对"口述史"的价值、地位、特征等还认识不足。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有着独特的范畴和特点,以土家族土司音乐为例,其"口述史"研究同样有着自身的规律和法则,尤其是对土司时期反映土家族人民俗生活、仪式音乐与典型的土司音乐等实存音乐现象进行的"口述史"研究。人们运用了现代录音、录像技术,记叙了土司到普通民众在民俗、宗教、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的生活历程。如今,"口述史"将借土家族音乐更广泛、深刻地记录下土家族社会发展的历史痕迹。     

《舞台生活四十年》与口述戏剧史研究

《舞台生活四十年》是由梅兰芳口述、许姬传记录整理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戏曲家回忆录。著作采取口述笔录与个人传记相结合的写法,按照学科理论来审视,属于口述历史的研究范畴。述作者以科学而独到的实践方式,在口述访谈、著述体例及戏曲的口头述录等方面颇具开创性,堪称“口述戏剧史”的经典之作。该著对于研究梅兰芳的生命史、演剧史以及中国戏曲史均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新时期的研究应从中借鉴有益经验,助推现代口述戏剧史的探索与发展。     

海峡两岸的口述史研究与交流

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经过50多年的发展,口述史学已经成为历史学举足轻重的分支学科,其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尤其在当代中国风云人物与重大事件的研究中,显示出独特的韵味与魅力,获得巨大的成功。海峡两岸的口述史研究起步较早,互访交流始于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近年来有着更为密切的接触,两岸口述史刊物与口述史成果的交流也获得长足发展,标志着一个新的口述史研究热潮的到来。     

口述史与女性主义研究的亲缘性

口述史与女性主义视角在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的真实性和研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即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大量普通女性和底层民众往往被排除在主流历史建构过程之外,但是书写历史的神圣性常让人们遗忘这一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口述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从妇女对日常生活的讲述中挽救和建构妇女史。相比于文字材料,口述材料的特殊价值在于对讲述者主体性的尊重和恢复,以及以此为基础重新建构起来的研究双方的平等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口述史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精神与口述史研究的要求和学术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口述史研究,关键是推进口述史的学科建设,充分发挥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这样,口述史研究就有了历史之根和文化之韵,宏大的口述史研究就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纳入文化大发展之中,成为历史学在新时期发展的新途径,并促进这一新学科的构建。     

美国的口述史

近年来,一些口述史研究中心的领导人颇为流行地称赞口述史是学术界“发展特快的新行业”。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的这种自夸是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因为研究中心在收集和处理采访资料(interview)方面所给与的资助一直是很微薄的,而且     

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

本文基于2006年10月在"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研究计划培训会上的讲座写成.文章论述了口述史的国内外研究概况,阐述了人类学与口述史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了口述史与口承传统之间的概念区别.文章还借个人研究体会.指出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的局限性,论述了作者对于"人生史"研究的有关主张,及作者对于"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的意义与学术价值的看法.     

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

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从口述史的类型看,其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在我国,口述史工作有着革命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口述史的主要价值是史料、通过了解历史真相,从而认识历史的本来面貌。此外,口述史对其从事者的职责、任务、素质,对象、题材、工作规范等都有一定的要求。     

口述史的复调价值及其实现

布罗代尔认为,理想的历史应该是多声部的。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的出现使基于文献书写的历史的单声部特征显露无遗。口述史不再是现代社会“沉默的大多数”发出的声音。以口头陈述为基础的口述史的叙事和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的书写都同样是有关历史事实的观念的反映。各具独立旋律的叙事与书写理应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而形成复调历史。这种复调历史并非杜赞奇基于话语分析方法,以解构民族国家单线叙事为目的的复线历史。口述史与历史二者之间互补互益的差异使反思性知识与批判性知识可以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检讨并对历史事实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借鉴历史研究方法及滥觞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民族志方法是解决口述史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重要路径。     

论口述史小说的发生与发展

史官文化地位很高;诸子百家的历史叙述各不相同;稗官小说积极参与历史叙述;这些特殊的社会文化土壤,促成中国口述史小说发生很早。讲唱文艺在唐代以后蓬勃兴起;平民社会不断壮大;这为口述史小说提供更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更有活力的形式。口述史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不断发展和演变,叙述了很多重要历史内容;它在艺术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独特魅力,都值得重视和研究。长期以来古代口述史小说被忽略的研究局面应当改观。     

说“口述史”——以《庚子西狩丛谈》《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为中心

20世纪,口述史崛起于史坛,近百年来风靡海内外,成果山积。此缘口述史乃史之一法,亦史之一新体。诸多通论书都称口述史发轫于1940年前后的美国学者,实则世界上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史作品诞生于中国,此即吴永口述,刘治襄记、撰于1927年、刊行于1928年的《庚子西狩丛谈》。以中国浙江湖州人吴永、吴宗济父子的《庚子西狩丛谈》《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二书为中心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对于“口述史的思想史”问题,迄今为止尚无人道及。学术需经世济民,优秀的口述史著作既在学术上有重要意义,也会因其思想而大有益于读者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和提高。吴宗济的“但使文章能寿世,不求闻达以骄人”的名言实为口述思想史上悬之日月而不刊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