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内在道德：一种通达目的性事业的观念（之一）——兼评富勒《法律的道德性》

《法律的道德性》一书是富勒在与哈特论战的大背景下写就的,同时亦是富勒本人法理学主张的全面展现,是其思想发展的巅峰之作。富勒在该书中全力论述的“法律的内在道德”主要是一种愿望的道德而非义务的道德,它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这一目的性事业本身所固有的道德性原则。尽管“法律的内在道德”引起了颇多争议,也遭致了包括哈特在内的许多法学家的批判,但这一观念的提出无论是对于法律本身的理解抑或是对于法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     

哈特的司法解释理论及其发展述评

在西方法律哲学上,法律形式主义和规则怀疑主义所主张的司法理论多有争论,哈特在批判两者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司法解释理论,又在与富勒的论战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开放结构中的确定性追求——兼论哈特与富勒法律理论的契合性

哈特与富勒的法律理论分别以"自我"与规则的二元架构与"自我"、"镜中之我"以及规则的三雏架构作为理论预设;哈特从承认规则的视角考察法律与道德,富勒从内在道德侣的立场反观道德与法律;哈特更倾向于个人自由,富勒更崇尚社会秩序.两人理论上的这些差异从不同的侧面探索了如何在开放的结构中追求法律规则的确定性这一共同主题.虽则他们追求规则确定性的手段不同,但这种手段上的差异不应使我们忽视其理论的共同之处,而二者的这些差异恰好为他们理论的契合创造了条件.     

法律的内在道德:一种通达目的性事业的观念(之一)--兼评富勒《法律的道德性》

<法律的道德性>一书是富勒在与哈特论战的大背景下写就的,同时亦是富勒本人法理学主张的全面展现,是其思想发展的巅峰之作.富勒在该书中全力论述的"法律的内在道德"主要是一种愿望的道德而非义务的道德,它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这一目的性事业本身所固有的道德性原则.尽管"法律的内在道德"引起了颇多争议,也遭致了包括哈特在内的许多法学家的批判,但这一观念的提出无论是对于法律本身的理解抑或是对于法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     

用实证主义方法重构法律和语言关系——哈特对法理学“语言转向”的开创之功

牛津大学的哈特教授运用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从语境原则、多样性原则、语言开放结构和语言的施事效用四个方面来重新建构法律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哈特最大的贡献在于把科学实证主义方法成功地引入到法理学研究中来,直接促成了法理学研究的“语言转向”。但是,哈特思想的实质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他所提出的一整套学说仅仅适合于英美自由主义法律秩序。我们应该立足我们的国情和当前形势,对哈特的思想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     

富勒对法律与道德“中间地带”的划定及启示

当代美国法学家富勒提出,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地带”,对这一中间地带进行法理学和道德学澄清是理解法律和道德关系的关键问题。富勒认为,在这一中间地带存在两种道德,即“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前者与法律是间接相关的,后者是和法律直接相关的。富勒对两种道德的划分,对于当代中国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融合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要强化树立法律和道德之间的“中介思维”,避免“道德绝对主义”,同时对不同类型的“德”加以区分,进而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得益彰。     

法律体系何以存在?——一种法律实证主义的解读

法律体系的存在问题，是任何关于法律体系的定义之必要前提，也是一个贯穿于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命题。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性、本体性的研究对象，还是作为一种研究和分析法律概念的方法，法律实证主义需要通过预设或承认法律体系的存在来回答“法律的规范性如何产生”等问题。从奥斯丁、凯尔森、哈特到拉兹，判断一个法律体系是否存在，将取决于如何界定“法律”或解释法律的本质。经过哈特与德沃金之争，一种经由建构性诠释而来的原则纳入法律体系之中，进一步延伸和加强了前者的观点。因此，作为一种制度化体系，人们只有在某种程度上普遍遵守和服从法律，一个法律体系才能成为规范的统一体。     

韦伯理论的局限及其在中国的误用

韦伯“一般过渡理论”和“三个理想权威模型”的概念范畴,不具备对中国社会和政治权威作合理解释的效力。其“理性”是狭义的,其“法制统治理想类型”的模式化缺乏严格定义。中国政治不是西方那个攫取权力的角逐概念,是料理社会、人世事物。一个治理者的政治,取决于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和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中国的法,多是处理政事的具体办法或指导性规则的概念。实在经验中不存在这样的“理想类型”能表述的事情;关键不是理性不理性,也不是“魅力”还是“理性法制”,问题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人,把攫取利润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这个目的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区别开来。     

良好社会秩序的孜孜探求者:法学家朗·富勒(之二)

我们对富勒做出何种理论追溯或理论框定,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富勒丰富的理论追求背后所隐藏的根本诉求应该如何认知。从富勒反驳哈特等人的主要观点和立场来看,他对于秩序与良好秩序的论述在其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以及从他对于司法、调解、选举和合同等这些基本的社会秩序化形式的持续关注来看,富勒对于使人们过上良好生活的良好秩序的诸条件的探讨则是他整个理论背后的终极关怀。富勒的诸多理论努力不仅根源于对秩序本身的思考,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源于对“公正的、公平的、运作良好的和尊重人之尊严的秩序”的追求。     

论富勒新自然法学的方法论特征

富勒是非神学的新自然法学的重要代表人。他主要针对实证主义法学 ,特别是新分析法学以及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区分“实际的法律”和“应该的法律” ,而指出这种做法的错误。富勒新自然法学的方法论特征是“应该”与“实际”的不可分性 ;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 ;目的和手段的同等重要性     

良好社会秩序的孜孜探求者：法学家朗&#183;富勒（之二）

我们对富勒做出何种理论追溯或理论框定，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富勒丰富的理论追求背后所隐藏的根本诉求应该如何认知。从富勒反驳哈特等人的主要观点和立场来看，他对于秩序与良好秩序的论述在其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以及从他对于司法、调解、选举和合同等这些基本的社会秩序化形式的持续关注来看，富勒对于使人们过上良好生活的良好秩序的诸条件的探讨则是他整个理论背后的终极关怀。富勒的诸多理论努力不仅根源于对秩序本身的思考，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源于对“公正的、公平的、运作良好的和尊重人之尊严的秩序”的追求。     

韦伯“法律理想类型”在英国法中的困境及辩正

德国学者韦伯在运用其首创的"法律理性类型"概念进行比较法研究时,认为英国法不具备"法律理性类型"的"形式理性"特征,不能为社会带来必要的"确定性".然而,作为西方法律文明另一代表的英国法,其实际地位与作用却与韦伯的判断相左."法律理性类型"理论之所以在英国法分析中出现困境,原因在于韦伯把"形式理性"概念绝对化了,认为只有具备该特征的法律才能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确定性",才是"法律理性统治"所要求的法律形式.事实证明,英国法通过"遵循先例"的方式,同样能够获得"确定性".英国法是另一种符合"法律理性统治"的法律形式.     

哲学理论建构的条件、途径和原则初探

哲学理论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客观存在本身的一种描摹,猜测的模型,它的发育关键在于理论生长点的选择,也就是说一个哲学家在建造他的理论大厦时,他将以什么样的“理想概念”作为他的理论基石,这决定着一个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命运。“理想概念”的地位与功能如同科学发现中的“核心概念”一样重要,理论生长点的选择也就是“理想概念”的选择,如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实践”、萨特的“存在”等等,都可以视为“理想概念”。在寻求到理论生长点之后,他又将以何种方式来建构他的哲学理论,哲学理论的模型所包含的属性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同构性,这是哲学理论得以存在的原因,也是我们可以探寻建构哲学理论的方法论依据。一、创治性的思维机制是建构哲学理论的首要条件     

法哲学中的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哈特法哲学理论的维特根斯坦式解读

语言哲学是理解哈特法哲学思想的核心,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与哈特的法哲学思想有着若干思想会聚.本文主要运用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家族相似"和"生活形式",阐发了哈特法律理论背后深刻的哲学基础,揭示了哈特为反对法学中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所作出的智性努力,为更好地把握哈特的法哲学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论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斯·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实质上是一种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 ,这和他独特的方法论基础密切相关。这种方法论基础集中在如下几点 :1 对法律概念的界定和价值中立原则 ;2 理解和因果分析方法 ;3 理想类型的建构。     

孔孟的“向耻而在”与“成人之道”

孔子道德建构指向着“成人”（理想人格）。成人的品格既有理性自觉（知）的方面,同时又有以仁为核心的诸情意之维。如何获得这些品格,这是孔子所要解决的大问题。在孔子的道德建构中,“耻”发挥着转换中介的作用,外在的规范（礼等）为主体了解后,经过“耻”的认同与呵护,才能为主体所接受与固有,从而成为主体实有诸己的德性。“耻”概念在孟子的“四端”说中得以进一步的发挥,“羞恶之心”概念表明孟子已把“耻”定位为人性之一端,从而为主体接受外在规范提供了内在根据。从孔子对内向性“耻”的重视到孟子对内在性“差恶之心”的宏扬,这条思路无疑为“成人之道”提供了独具特色的解决模式。     

论规范法学对法律自创生理论的影响--从卢曼到图依布纳

法律自创生理论是针对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而产生的,作为主流法学理论的规范法学对其有着基础性的重要影响:法律自创生理论的提出者卢曼将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作为“法律的内在描述”;图依布纳则进一步将哈特的“新规范实证主义法学”进行整合,尤其在与卢曼有理论分歧之处,受哈特影响更甚。这种基础作用对于当下中国接受西方法律理论和法治建设也有所启迪。     

自上而下的法治与自下而上的女性农民工法律意识

“女性农民工”与“依法治国”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相遇”,法治的理想与女性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的冲突,产生了女性农民工法律意识建构的问题.法律实践把法律意识建构的主观结构和女性农民工背后的客观结构连在一起,成为女性农民工法律意识建构的关键要素.只有根除女性农民工法律意识建构的核心障碍,即法律实践缺场的背后根源,女性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才可能正确建构,维权实践才可能顺利进行.     

法与理性

“理性”概念的运用,对于以西方为先导的近现代人类法律文明制度的形成、发展所起的推进作用是巨大的。自从西方启蒙思想家倡导理性立法以来,近现代西方法律就被宣布建立在“理性”之上。当中国最初因被西方的洋炮轰开紧闭的关锁,而极不情愿地迈开走向现代化的蹒跚步履时,中国人并不清楚法律制度现代化以及作为它的思想先导的理论观念现代化的意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主导下,“理性”概念虽有人提及,却终因响应者寥落而归于寂寞,更无形成民族新意识、国家新制度的可能。正如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并不专属于西方一样,肇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首倡于西方的现代理性精神也不专属于西方。“理性”是全人类的理性。然而至今为止,中国法学的主流理论对法律的精神实质的阐释仍满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说,而对“理性”并无认真关注。因此研究、阐发“理性”精神,使之贯穿于我们的法律形成、法律运作的全过程,乃至深入民族意识之中,是一项具有深刻意义并且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良好社会秩序的孜孜探求者:法学家朗·富勒(之二)

我们对富勒做出何种理论追溯或理论框定,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富勒丰富的理论追求背后所隐藏的根本诉求应该如何认知.从富勒反驳哈特等人的主要观点和立场来看,他对于秩序与良好秩序的论述在其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以及从他对于司法、调解、选举和合同等这些基本的社会秩序化形式的持续关注来看,富勒对于使人们过上良好生活的良好秩序的诸条件的探讨则是他整个理论背后的终极关怀.富勒的诸多理论努力不仅根源于对秩序本身的思考,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源于对"公正的、公平的、运作良好的和尊重人之尊严的秩序"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