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深层语法”?——以戈登·贝克的反传统解读为视角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了"深层语法"的概念。传统分析哲学主要从"逻辑句法"的角度来阐释这一概念,贝克对这一解释进路提出质疑,并在细致的文本诠释和整体把握维特根斯坦思想特质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深层语法"的新解读,将讨论的重心从"如何构造有意义的句子"转向对于语词实际使用的关注,为理解维特根斯坦哲学开启了新的维度。     

“无厘头”的影片观看及审美效果的形成

对于“无厘头”影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很多,但却少有涉及穿插“无厘头”桥段如何对影片造成影响以及如何形成最终审美效果等观影过程的探讨。自电影符号学之后开始出现影片细读和精神分析取向,而德勒兹哲学则试图对传统的精神分析模式进行改造,将电影的观看视为强度流的物质实践活动。基于此,“无厘头”电影的观看可以看作镜头流与观看的观众身体流的汇合。把镜头流视为叙述文本,通过内在于文本的叙述逻辑（符号意指链的断裂／重组）之间张力的解读,在大量的镜头分析中总结出影片穿插“无厘头”桥段、形成审美效果的规律,并在三阶段的区分中分析张力强度与剧情认同程度关系所造成的影片整体审美效果变动。     

“意见领袖”的“第二文本”阐释——文学接受视阈里的张爱玲

自20世纪40年代起,人们一直很关注张爱玲,先后在华语大地上掀起了三次“热潮”。“张热”的成因很复杂,纵观三次“张热”,具有优势地位的“意见领袖”们对文学作品的“第二文本”阐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们的引领下,更多的受众参与到张爱玲作品的解读中,推动了一次又一次张爱玲热。     

查尔斯·泰勒论“涉身能动性”——从现象学到哲学人类学

“涉身能动性”是查尔斯·泰勒哲学人类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批判“自然主义”理论错误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它最初源于泰勒借“前客观世界”概念对梅洛庞蒂现象学的整体性解读,其核心内涵在于强调人类本质上是一个涉身能动者。在泰勒看来,“涉身能动性”概念对阐释现代主体性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事实上,凭借对“涉身能动性”的思考,泰勒从批判现象学转向了一种基于哲学人类学立场的“本体论式”理论建构。     

体验与彰显——论“新生代”小说的叙事策略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新生代”小说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而以西方叙事学理论对其进行多元解读则成为评论界研究的热点。文章从坚守经验自我、穿越生活表象和个体化故事文本等角度入手,深入阐释“新生代”小说独特的叙事策略。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及其唯物主义叙事

“历史科学”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目前学界对此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不仅歧见纷呈,而且聚焦于马克思关于“历史科学”概念的阐释,往往忽略了恩格斯的相关思考,因而应从文本总体及其历史中对这一概念加以考察和把握。从历史语境来看,两位经典作家提出这一概念,根本上就是要彻底扭转“曲解”或完全撇开人类史的“意识形态”历史叙事,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彻底的唯物主义叙事。从文本的总体来看,“历史科学”应是一门以人们的物质实践为基础的、在社会历史领域改变世界的“科学”的总体性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诸多领域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无产阶级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三个层级结构及其相关命题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贯通,使“历史科学”的唯物主义叙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严密性的整体。在新的时代境遇下,从文本的总体及其历史来把握“历史科学”及其唯物主义叙事,无论对于全面理解马克思学说抑或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学的发展与“三言”中的人欲观

本文探讨了冯梦龙“三言”中的人欲观与理学发展的关系，通过对理学“理欲之辨”和“三言”文本的双重解读，论证了“三言”中表现出的人欲观是辩证的人欲观，和王夫之等人的人欲观有前后辉映之处。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非逻辑化阐释

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其开创了日常语言哲学。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他后期的主要著作《哲学研究》中,更是对他自己的早期带有逻辑原子主义的思想进行了深刻而又全面的批判。传统上对于《哲学研究》的阐释似乎更偏向于其中反对形而上学,特别是通过私人语言论证反对笛卡尔式的传统形而上学。但从更深的层次来看,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论证的主要目的似乎并非批判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并治疗形而上学带来的哲学病,而另有深意。     

以“兴观群怨”为例看船山的接受美学思想

对于船山“兴观群怨”，学者们作出了各种阐释，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进行阐释。首先从接受时象考虑文本潜在美学评判标准；其次，接受主体不同对美学价值取向阐释不同；再次，接受主体在接受过程中有荚学上的独特心理体验。     

“两次转变论”的文本依据及其方法论意义——兼答王东教授等

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两次转变论”解读模式有一个从提出到完善和进一步深化的过程。这一解读模式不同于普列汉诺夫的“三阶段说”。“两次转变论”的关键,是认为马克思1843年底思想转变后并未直接达到实践的(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中间存在一个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典型代表的“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阶段。马克思此时虽然在论域等方面超出了费尔巴哈,但在整个思维范式上仍然是费尔巴哈式的。同时,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不是完全拒斥,其中也有肯定的成分,但这种肯定也是在费尔巴哈式的思维范式统摄之下的。必须强调的是,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发展转变过程的研究中,要注意避免六种倾向:即把猴体颠倒为人体的倾向;目的论、烛引式的倾向;用权威来解释权威的倾向;用文本来解释文本的倾向;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理论和实践、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相割裂的倾向等。     

“米兰敕令”新探

基督教史和西方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中,通常把“米兰敕令”,即君士坦丁在取得“米尔维安桥”一役胜利后,于313年与当时东方皇帝李锡尼乌斯在米兰会晤时联合颁布的一个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的法令,视为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的标志性事件.然自19世纪末,随着德国学者O.西克否认“米兰敕令”存在说的提出,引发了20世纪以来关于该敕令是否真实存在这一问题的争论.时值所谓“米兰敕令”颁布1700年纪念日,从学术史回顾和文本解读入手,进一步深入地探讨该“敕令”的真实性问题,并阐释其历史地位,就显得很有必要和意义.     

为什么“历史概述”不能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对《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历史哲学”的考察

马克思在1877年撰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反对把自己关于西欧发展道路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究其原因,既有“历史概述”已由典型案例转变为普通个案的历史阐释反思——不足从“史”上升为“论”、难以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更有对这一时期“一般历史哲学”沦为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辩护武器的现实警惕。马克思“历史哲学”从存在的历史性出发,立足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具体历史定向,在民族史与世界史的运动中揭示人类社会的总体历史规律,不仅升华了“历史概述”的时空界定,更构成了关于发展道路的“具体-总体”哲学。它在发展空间、发展模式、发展过程、发展价值上的有益思考,为新时代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自觉。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查禁与阅读：“四大奇书”流布的两种面向及思想史价值

明清统治阶层通过查禁促成“四大奇书”流布的“小说淫词”社会身份。“诲淫诲盗”作为一种批评话语,限定了“四大奇书”存在意义的多维阐释及与世人交流的沟通渠道。与此同时,近现代读者采用阅读式的审美批评,强调对“四大奇书”文本的直接体悟式品评,意图消解“诲淫诲盗”的先入之见,促成了“奇”性阅读趣味及读者心灵满足式、精神独白式批评的另一种接受局面。可见,关注查禁与阅读的交织之于通俗章回小说在不同时期的流布细节,能够揭示通俗章回小说在历史长河中被加以公共性塑造的文化必然性,多角度构建通俗章回小说的历代批评史。     

寻道之路：“不可说”与“不立文字”——维特根斯坦思想与禅宗思想之比较

维特根斯坦一生对哲学的批判、瓦解和创新,成绩斐然,他那种特立独行的个性,以及那富有神秘性的、不可言说的思维方式和“语录体”式的叙述风格与中国禅宗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性。维特根斯坦是通过“看”和“显示”来呈现“不可说”;禅宗则是通过“默照禅”和“以势示禅”来显示“不可说”,二者“殊途同归”。维特根斯坦的思、言和行都与禅修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某种意义上看,维特根斯坦可以说是西方世界里的东方禅师。     

“起源终极”论批判

“起源终极”论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研究方法虽早已有之 ,但却缺乏充分的理论性和哲学论证。“起源终极”论从广义上说是“历史主义”;从根本上说与人类认识结构模式的认识方向相反。从事物的起源中寻找事物的“终极”本质 ,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大打字稿》

不少人提起维特根斯坦，只会想起两本书：一本是其早年作品《逻辑哲学论》(以下简称TLP)，一本是其晚年作品《哲学研究》(以下简称PU)。通过对于这两本书的解读，我们在传统上都习惯于将维氏的思想分成两个时期：以TLP代表的“维特根斯坦I”与以PU代表的“维特根斯坦Ⅱ”。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TLP与PU以外的大量维氏遗稿(特别是他在思想转型期留下的思想材料)却在维特根斯坦研究中长期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     

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哲学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或作为一种学科创制的哲学。对马克思来说 ,哲学从来就不是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 ,不是什么重建本体论的努力 ,而是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现代西方哲学主张“哲学的终结” ,但却始终未能超越哲学。“哲学的终结”反映了哲学的危机 ,更反映了社会和文化的危机。维特根斯坦否定哲学是因为哲学没有正确地使用语言而造成许多伪问题 ;海德格尔宣布哲学终结是因为哲学无法思考存在的前提 ;罗蒂提出后哲学文化是为了反对实证论的本质主义 ,去除哲学的真理垄断地位。刺激他们思考的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和本质主义正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这些特征不仅在人的思想中、更在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中有其根源。马克思把哲学危机看作一定时代危机的表现 ,批判哲学 ,必须批判哲学生存的现实 ;消灭哲学 ,必须消灭哲学依附的制度。马克思真正使哲学变成了社会改造实践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 ,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对哲学的超越。     

论伽达默尔解释学中“文本”的存在论含义

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解释学”具有“从生命来把握”的特点和对“实际生活经验”的关切。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对海德格尔哲学分析与继承中致力于从理解的最源初的可能性进行解释,其对于“文本”的阐释也就包含有“从生命来把握”的特征。文本的意义流动于作者、读者、世界和“文本”之间,“文本”本身具有着间性、生成性、开放性等存在论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