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赈济体系初探——以“丁戊奇荒”为例

官赈、教赈以及义赈是“丁戊奇荒”中基本的三种救灾形式,是晚清赈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官赈、教赈与义赈在救济的性质、程序及款项来源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但在实际救济过程中三者却未表现出明显的排斥与抵制,而是形成在官赈为主导下相互协作,互为补充,彼此影响的关系,构成了晚清赈济体系多元化特点的内核。     

助赈彩票:传统道义的近代关怀——中国近代本土彩票的萌芽

彩票是一舶来品,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彩票实为仿效外洋吕宋票而产生。晚清"义赈"这一新的赈灾机制的出现则为中国近代本土彩票的出现提供了资源支持。正是假"义赈"所需,促成了中国近代彩票的早期萌芽。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重利尚义:中国近代彩票的社会文化背景浅析

晚清本土彩票属于近代转型时期的产物。一方面,它是直接仿效西洋吕宋票而创设;另一方面,晚清彩票的兴起尽管体现了国人的一种逐利行为,但也有传统道义文化的支撑,即晚清彩票假"义赈"名号使其在价值取向上与传统射彩之法区别开来,从而使其在性质上属于近代新生事物。     

试评晚清义赈

晚清义赈对近代中国灾荒救济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在晚清救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救荒体制,使民间广泛地参与到灾荒救济中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外合作救灾新局面的形成,并最终促使中国近代赈灾体制得以初步确立。此外,它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和参与社会公益救助的热情。     

论晚清义赈的历史定位

晚清义赈对近代中国灾荒救济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救荒体制;使民间广泛地参与到灾荒救济中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外合作救灾新局面的形成,并最终促使中国近代赈灾体制得以初步确立。此外,它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和参与社会公益救助热情。     

论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

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主要有光绪三年和十三年两次,之后则趋于衰落。义赈的兴起与河南官方救济的严重不足、江南善堂的传统救济功能、西方近代救济行为的示范及《申报》的作用等有关。与官赈相比,民间义赈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专而精的施赈方式更为高效合理、义赈措施更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善后赈济更注重为灾民谋生路、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自捐自办的运行模式等五个方面。     

近六十年来清代赈捐制度研究述评

赈捐指政府面对赈灾而举行的捐纳或捐输活动，是救灾中一种重要的筹款方式。清政府为筹集资金曾多次开办赈捐，尤其晚清，虽早已意识到政策的弊端，仍频繁开捐。赈捐对清代救灾、官僚制度、财政、社会风气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赈捐是捐纳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捐纳制度的研究，赈捐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拓展对其个案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论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

晚清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作为文化的人格化代表和文化的创造、传播者的晚清知识分子,在晚清的文化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他们的文化份值观念、文化心态和文化角色地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蜕变过程,由传统型的士大夫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推动了近代文化与近代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华洋义赈会赈灾防灾的实践飞跃及意义

华洋义赈会在近代中国救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其在河北省办赈活动的个案考察,深入剖析了该民间组织“有灾救灾、无灾防灾,与其授人以食,不如授人以技”的独特办赈理念。研究华洋义赈会从赈灾到防灾的实践飞跃,对当代的救灾和防灾工作也有借鉴意义。     

浙商典当业的历史变迁研究

作为传统民间金融组织的浙商典当铺,早在唐代己很普及。两宋时期,浙江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典当业得到较大发展;元末明初,典当业的特征是以私人经营为主;清代以来,随着农业与手工业再度发展,浙商典业呈现空前高涨,整个金融处于“钱商调融各业,典当利赖贫民”的状况。1949年浙江解放后,典当业通过公私合营转变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典当业变迁说明,商品经济是其兴盛的动力,社会环境是其发展的条件,授受信双方的博弈是其确立的基础,完备的金融制度是其发展的保证。     

焦作煤炭开采的考古学观察——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以考古资料以及所发现的碑刻资料为中心,结合文献记载,对焦作煤炭开采进行考古学意义上的观察。从碑刻资料和所发现的遗物、遗迹来看,焦作煤炭开采始于唐宋,兴于明清,至清中后期达到开采高峰;而且煤炭生产也不仅仅是满足当地的生活、生产需要,它还作为重要商品对外进行贸易。通过观察和分析,我们不仅了解了焦作煤炭开采的过程,而且也为煤炭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论《甘泽谣》思想及所反映的晚唐社会心态

《甘泽谣》是晚唐袁郊所撰一部重要的传奇集,思想上儒释道并存,并与晚唐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其作品不仅揭露了晚唐的藩镇割据,也是宗唐思想的凸现;同时,交织着出世、入世的矛盾思想;僧道侠的传奇更体现出了人生无常;对盛唐的眷恋在现实的空幻面前更为张显。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与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及其“政道”观研究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和清世祖御注的<道德经>的共同特点是"化道为儒"或"化政为道",重在求"治道"而"非用其教".这种"政道观"始终用王道追求的"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贬抑道教追求的"长生久视"的宗教理想,造成道教"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说明"神圣性"道教长期受"世俗性"王道支配左右是中国封建社会政道关系的基本态势.     

唐代后期女性地位的转变与婚恋小说的创作及接受——以韩翃与柳氏故事为中心

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的女性观念和女性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唐代婚恋题材小说的创作与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韩翃与柳氏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叙事版本,两种叙事中柳氏身份的变化显示了中晚唐婚恋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妓女化倾向。以此为中心,通过同类故事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唐代"才子佳人"小说采用"文士-妓女"模式的社会原因。     

关于救荒政策与宋朝民变规模之评说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宋朝是一个唯独没有发生全国范围农民起义的朝代。比之历朝历代,特别是经过唐末五代乱世之后建立的宋朝,社会阶级矛盾仍旧非常尖锐。然而,宋朝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在革除唐末五代种种弊端和积极发展经济文化的同时,把救荒之政作为治国安民的首要,并采取了诸如：募饥民、流民隶军籍、宽减饥民＂强盗＂死罪,募富民出钱粟,赈济、赈贷和赈粜灾民的＂劝分＂制,以及核查赈灾户口调查登记的抄劄制等救荒政策和措施。这些救荒之举措始终贯穿着＂摧抑兼并＂、抑制豪强的思想和方针,并将其落实到实处。其结果就是宋代的救荒政策在中国古代史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达到了防止农民于饥荒之时作乱或起义暨巩固其既有的统治秩序的目的,从而消弭了形成全国规模民变的可能性,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农民战争的条件。     

"温李"齐名与唐末诗歌的演变趋向

清代以来,温庭筠、李商隐诗歌地位的巨大反差遮蔽了晚唐五代诗歌史流变的真实面貌.事实上,温庭筠诗名雄霸晚唐,他的人生遭际和倔强个性在唐末产生共鸣,温诗对唐末五代诗歌的影响远在李商隐之上.唐未不同风格流派的代表诗人普遍效法温庭筠的诗风和笔法.唐末诗歌对温李二家的不同取舍,显示出晚唐五代诗歌的走向及递嬗规律.从中唐开始的文学俗化倾向发展到温庭筠时代,已然和雅文学分庭抗礼,到唐末五代文坛终于形成整体性的时代特征.     

姚燮与晚清浙东藏书文化

晚清宁波学者姚燮,以大梅山馆藏书驰名学林,在晚清藏书史中独树一帜。其藏书是自身经历的一种折射,反映了普通士人与百姓的文化崇尚。姚燮的藏书思想已经走出了乾嘉时期“佞宋嗜古”的鉴藏文化,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晚清浙东士人藏书从“尊赏鉴”到“重藏读”的社会文化转向。     

略论晚清民国词选中唐宋“名家词”的形成

晚清民国时期的唐宋词选本中,"名家词选"的编纂体例较为盛行,选者各矜手眼,注重于凸显各自不同的词学主张和现念,故而名家词地位的高下成为选者甚至词坛风尚的反映.经过历代词选的遴选和积淀,在晚清民国时期,唐宋词逐步完成了接受史意义上的经典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