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的阶级属性

“宰”见于甲骨文和《论语》等古文献。史学界对宰的身份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宰是奴隶,一类认为是统治集团的官吏。认为宰是奴隶的史学家有宋衍、范文澜、郭沫若等。范文澜、宋衍等据《说文》宰是“罪人在屋下执事者”的解释,主张宰是罪犯奴隶。宋衍说:“有一些是自由的公社农民,因犯罪而被没收为奴的,宰便是。”(《历史教学问题》1957年第3期)范文澜说宰是手工业和厨下奴隶。管宰的大官叫做冢(大)宰,是百官中权力最大地位最高者。郭沫若的看法与他们略异。他认为宰和臣一样     

“卡塔西斯”与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再认识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给悲剧下定义的时候,曾提到悲剧具有“卡塔西斯”(catharsis)作用。由于亚里士多德语焉不详,这个概念的含义一直是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卡塔西斯有种种解释。根据罗念生先生的归纳,这些解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主张净化说,第二类主张宣泄说。主张净化说的以布乞尔为代表。他在《诗学》英译本中,将“卡塔西斯”一词译为Purgation(净化),从而有力地表达了他的观点。我国学者朱光潜先生,也是主张净化说的,他也将“卡塔西斯”译为“净化”。但朱先生的净化说,也包含有宣泄的意思,可以     

关于王国维之号“人间”及其考辨

<正> 周一平先生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撰文,对王国维曾号“人间”进行辨析。这是因为:日本榎一雄先生在《东洋文库书报》第8号上发表的《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一文中,由“考证出‘人间’是王国维的号这一事实”,而否定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盖先生词中‘人间’二字数见,遂以名之”之说。周文及榎文还都提到了两个可注意之点,即:一、王氏曾号“人间”;二、曾题其居处为“学学山海居”。而集中说解的则     

《九歌》“九”义释

<正> 《楚辞》中的《九歌》,诗计十一,题则作九,“九”为何义?王逸语焉不详,朱熹本阙如之义,后之学者,约分两派:一、以“九”为实数。林云铭《楚辞灯》、王夫之《楚辞通释》、王闿运《楚辞释》等均主此说。他们多调整《九歌》篇数以就“九”数,但从十一篇整体观之,均未尽当。二、“九”非数字。这一派可推郭老为代表。郭老《九歌今译》说:九与纠古通,纠有缠绵悱恻的意思,“九歌”就是缠绵悱恻的歌。说《九歌》的部分篇章缠绵悱恻,倒也不错,但统以“缠绵悱恻”概之,却难以说得过去。闻一多先生《古典新义·天问释天》“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句下云:“九鬼……一声之转。”平心先生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的《卜辞金文中所见社会经济史实考释》一文,给我们研究《九歌》的“九”,也提供了一个重     

“狗马病”辨

《学术研究》八=年第四期张蓁《狗马病》一文,认为:《史记·汲郑列传》:“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一句中,“狗马病”三字间有脱文,其原本当如《汉书·汲黯传》作“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愚以为失之武断。理由如以: 一、张文认为《史记》脱简,无版本根据。二、《汉书·汲黯传》上引句下,王先谦补注已指出:“《史记》本作‘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通鉴》从之。狗马病,犹言犬马之疾也。”而王氏未说《史记》脱简,仅将两说并存,并且为“狗马病”作     

试析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与朝鲜儒士的解读

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将邓光荐《文丞相传》的叙述,删节编改,生造出文天祥“黄冠归故乡”之说,弄清其史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朝鲜正祖御撰《宋史筌》,因惩处洪启禧,而摒弃其《文山先生详传》中的说法,沿袭《宋史》之说,致使朝鲜儒士多不质疑“黄冠故乡”说,而是给予各种解读,诸如为宋复仇说、效仿微子与箕子之“教化说”“时义说”等,丰富了对“黄冠故乡”之理解,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文天祥之生死观。文天祥的忠诚节义精神,契合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政治文化,因而他成为朝鲜儒林关注的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山东义和团是由八卦教“武场”演变而来

<正> 义和团与八卦教之间的关系,笔者在《山东义和团的组织源流及其发展》(《破与立》1979年第六期)一文中,曾有论述,但问题没有展开,有进一步加以探索的必要。现就以下四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八卦教的文、武组织是由乾隆年间王伦的清水教创建的。据戚学林:《纪妖寇王伦始末》中说:“(王)伦居阳谷县党家店,……以拳棒教授兖东诸邑,阴用白莲教诱人炼气,云练气可饥半月不死。……伦每出,辄弟子数十人从练气,曰文弟子;拳棒曰武弟子……。”清官吏也说他是:“阳以教习拳棒为名,阴行其谋为不轨之实。”王伦的清水教分为文、武两部分是清楚的。“文”的以“炼气”为功,是秘密的;“武”的“教习拳棒”,对外是公开的。     

说“集”和“入”

字小篆作。《说文·部》:“,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读若集。” 徐铉说:“此疑只象形,非从入一也。”段玉裁也以为许慎的说解“似会意而实象形。”但是说就的字形看,如说“从入一”为非,总觉没大根据,而说为“象形”,却又所象不明。下面试就这一问题作一分析。 查甲骨文未见字,但有从的字,如今字从,(见后引《说文》)甲骨文今字作,或作,或迳作,其所从作。又如合字从,(也见后引《说文》)甲骨文作,其所从     

“南人”辨

屈原《思美人》有“观南人之变态”一句。王逸、朱熹将其中的“南人”,释为“楚”或“楚国”,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驳它说:“楚与郢都,皆屈子宗邦,岂得斥为南人”?驳得甚为有理。王夫之、蒋骥将“南人”解为“郢中”的“党人”。姜先生没有驳它,近年出版的聂石樵先生《楚辞新注》还采用了此说。其亦属误解。案屈原之诗,凡指郢中之群小,自有其习惯     

“中庸”的变通性

“中庸”为儒门称道的至德,《论语》中仅一见:“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中,明言“子曰”的“中庸”共六见。这七见中,孔子均未就其内涵作具体阐释。后儒就此多所发挥;近现代学者对此亦很重视,然论述不一,或以为符合辩证法,或以为是形而上学。近来胡念耕先生有《孔子“中庸”新解》(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一文,综诸说、考字义,有新解,认为孔子推崇的“中庸”,其真实涵义为“遵循周礼准则奉劳不已。”从孔子的道德伦理学说意义上看,此说颇为合理。然就哲学意义上,特别是从方法论意义上看,孔子讲“中庸”似有更深刻的内涵。兹试论之。 “中庸”之“中”,在金文中的意义,郭沫若说有“中心”、“圆心”之意,做为动词有“命中”之意(见《金文诂林》卷一328页引)。这是很对的。按《说文》及王筠、唐兰、王国维等诸说(见胡念耕文所引)皆有合于郭说处,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亦然。朱熹言“中只是个恰好道理”,尤其有理。至今河南方言称对、称好、表赞同,亦说“中!”正是此意。 “中庸”之“庸”,《说文》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庚为更事,即改事;更者,改也。庚又有续义,赓从庚,赓续即继续(胡念耕文亦有详论)。墉字从庸,墉即古代城市四门外之延伸的建筑,     

《文心雕龙》“文之枢纽”理论新探

《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五篇是个“义脉贯通”的理论整体，其宗旨在于阑述文章写作的根本原则。这一宗旨通过三个理论层次及其内在联系体现出来。《原道》篇以“自然之道”为理论基础阐明了“本乎道”以为文的思想；《征圣》篇通过“征圣”对《原道》篇的思想加以印证和阐发，提出了“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和“衔华而佩实”的文章写作根本原则；《宗经》篇将前两个层次的思想归结为“宗经”为文，同时联系《正纬》《辨骚》两篇，确立了既师圣宗经，又主变求变的文章写作根本原则，从而构成《文心雕龙》全书的总纲。     

“雀”辨

《诗·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句,前人多释“角”为雀之喙。窃有疑焉: 第一,如毛奇龄《续诗传》指出,“角”乃鸟噣之锐出者,“雀”虽有噣而不锐出,因此仍是无“角”。第二,诗中“雀”“鼠”对文,理应并指恶物。国风中之恶鼠,可证之于《魏风·硕鼠》、《(?)风·相鼠》,而恶雀别无他例。《古今注》:雀,一名“嘉宾”,《说文》四“隹”部:“雀,依人小鸟也”,均不以为恶物,与鼠同列,有悖情理,且雀亦非“穿屋”之鸟。     

东汉“阿某”用法的文献考证

词头“阿”用于人名(本文称该用法为“阿某”),古已有之。其中的“阿”同“妸”。许慎《说文解字·女部》:“妸,女字也,从女,可声,读若阿。”黄侃《说文笺识四种》:“妸,后世称人于其名上加阿字,阿本作‘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认为     

试论“进行”、“给以”一类动词的宾语的性质

本文讨论“进行”、“给以”一类动词所带的宾语的性质。 1.宾语按其性质可以分为名词性宾语和谓调性宾语两类。根据所带的宾语的性质,可以把述宾动词分为两类:一、要求带名词性宾语,不能带谓词性宾语的;二、能带谓词性宾语的,包括要求带谓词性宾语的和既能带谓词性宾语又能带名词性宾语的。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订本)说到“能带谓词性宾语的动词”时,     

也谈“欲往城南望城北”

杜甫名篇《哀江头》结尾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对这两句诗的含义,诗评家聚讼莫决。一种意见认为“望城北” 即是北望灵武行在,表示对唐军盼望之切。胡震亨及肖涤非先生主此说。另一种意见以为“望”即“向”,“望城北”即“向城北”之意。陆游、仇兆鳌、傅庚生先生主此说,以傅先生《杜诗析疑》中的证释为其代表作。本文拟就傅先生《杜诗析疑》中关于此问题的论述,谈谈不同的看法: 为说明问题,引胡震亨原文如下:     

“纲目”和“真假”

王希廉先生一八三二年在《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卷首《红楼梦总评》中说: “五回…是一部《红楼梦》之纲领。” 他第一次提出一种假说,来说明《红楼梦》的大的结构。这就是所谓“纲目说”的滥觞。这种理论,把《红楼梦》分为“纲     

元好问的“外家”在何处?

元好问写过一首《外家南寺》诗和一篇《外家别业上梁文》。这个“外家”在什么地方呢?《外家南寺》自注说:“在至孝社,予儿时读书处也。”郝树侯先生在《元好问诗选》《外家南寺》诗的题注中说:“清道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忠献”非韩世忠

《学林漫录》第八集149页《说辛弃疾卒前三、四年中的情绪波动》一文,引辛弃疾词《六州歌头》:“千载传忠献,两定策,记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然后说:“词中以韩世忠、韩侂胄两世扶盞问?极尽颂扬之能事。”这是以“忠献”为韩世忠,以韩侂胃为韩世忠后人,均误。按《宋史》卷474《韩侂胃传》,开首即言:“魏忠献王琦曾孙也。”卷312《韩琦传》载:“嘉祐、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其碑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曰忠     

从“情”与“理”两个历史评价标准误区中走出来——答《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

拙稿《也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情”与“理”》①曾从有关概念和评价方法等方面对郑剑顺先生《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一文②提出质疑。近读郑先生《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③,不但没有消除笔者原有的疑问,反而增加了新的困惑。思忖再三,不吐不快。看来,只有从“情”与“理”两个评价标准误区中走出来,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标准问题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