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交易若干问题之思考——以水污染为视角

排污权交易制度不明确或回避排污权财产权属性与排污者和政府博弈有关,也涉及各国环境权益。可量化的环境权益构成排污权交易对象,这种环境权益既有货币特征也显商品属性,对其性质把握应以设计能促进环境保护的交易制度为最终依归。针对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需要,细化总量控制及分解方式。排污许可证是官方授权的排污许可,排污权证是依法证明减排环境权益凭证。拥有排污许可证构成交易前提,但获得排污权证交易才可能发生。排污者拥有排污权是对其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定条件。     

排放权交易的理论基础和实施环境分析

排放权交易是在实行总量控制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明晰产权的方式将市场机制充分运用于环境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和实现环境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政策。鉴于排放权交易制度取得的巨大成效和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严重的环境资源约束,探讨了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理论基础,并对我国碳强度减排目标约束下的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实施环境进行了深刻剖析,旨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国内外的减排压力提供新的管理思路。     

排污权交易若干问题之思考——以水污染为视角

排污权交易制度不明确或回避排污权财产权属性与排污者和政府博弈有关,也涉及各国环境权益.可量化的环境权益构成排污权交易对象,这种环境权益既有货币特征也显商品属性,对其性质把握应以设计能促进环境保护的交易制度为最终依归.针对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需要,细化总量控制及分解方式.排污许可证是官方授权的排污许可,排污权证是依法证明减排环境权益凭证.拥有排污许可证构成交易前提,但获得排污权证交易才可能发生.排污者拥有排污权是对其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定条件.     

空气污染、排污权交易与区域环境质量提高

２１世纪初,中国开始探索 SO２排放权交易政策在中国的可行性,并逐步在不 同省市开展了试点工作.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的省级样本,选取各省(市)被批准为国家SO２ 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确切时间作为政策干预时间点,采用多期 DID 和 PSMＧDID 方法对 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果进行评估.研究发现:第一,SO２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 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工业SO２排放强度,提高了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且该结论稳健可靠; 第二,SO２排放权交易制度通过污染末端治理与生产前端管控这两种污染治理方式实现了 减排,且这些作用途径对SO２这一污染物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第三,若试点地区的政府环境 治理意愿越强,但政府实际环境治理力度越弱,则SO２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发挥出更大的减排 效应,同时高度市场化地区的大气质量改善效果更为明显.提出应加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针 对性、指向性和引导性,各试点地区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出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减排潜力.     

基于动态博弈的长江流域排污管理模式分析

运用动态博弈的斯塔克博格模型,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污染排放的调控机制进行了讨论,给出了模型的均衡条件和政策的动态一致性条件,提出用排污权交易制度代替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以及对排污企业征收排污税等手段进行环境污染的调控管理,是完善长江流域环境治理政策的方向。     

论促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财产权路径——以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为视角

温室气体排放权是在指定时期内排放一定数量温室气体的权利,它也是一项财产权。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分为总量控制型交易与基线和信用型交易两类。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碳减排的成本,还可以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碳汇经济。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推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既可以引导产业结构向低碳转型,又可以创新海洋经济的发展模式,应选择基线和信用型交易的模式。通过创建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碳汇经济的发展提供平台。     

从新制度经济学看排污许可证交易

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作为一项环境政策正在不断发展,人们正在讨论一种更大规模交易的可能性,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以便控制温室气体。在此背景下,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在理论上对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作出更为具体、透彻的分析和认识,所得结论在实践上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自觉而理性地对待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     

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分配模式仿真

京都议定书提出了消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具体目标及消减方案,由此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成为关注的热点。目前,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排污权交易与其他环境污染治理方式的比较以及排污权的初始分配问题上,而对于初始分配之后具体的分配规则的讨论和研究较少。基于二氧化碳排污权初始为免费分配这一前提条件下,分析了基于历史排污法,更新排污法,历史产量法和更新产量法四种不同分配方法,并将这些方法应用于电力行业,仿真测度其绩效,得出了有益的结论。     

论排污交易法律关系

论证企业间以排放指标为标的的排污交易、环境主管部门与企业间的排污行政许可及排污费是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三者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提出对它们分别进行法律规制的设想。认为为使环境行政管理不对排污指标的市场配置机制造成障碍,法律应明确排污交易适用商事交易规则,对于排污交易引起的排污权主体变动,应以对出卖排污指标企业进行许可证变更或解除以及由购进排污指标企业申请新排污许可的制度模式进行承认。此外,还论述环境管理部门在排污交易相关管理体系中应具有的法律功能。     

碳排放权的规范解构与实践反思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制度创新,也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研究主要从静态、宏观的视角讨论碳排放权的性质和法治化路径,对解决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运行的具体问题策应性不足。碳排放权的权利变动包含初始分配、市场交易、核查清缴三个前后关联又相对独立的实践阶段,使得碳排放权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法律属性并对应不同的现实问题。因此,在规范层面,应当完善碳配额分配方案、碳交易主体与产品、温室气体监测-报告-核查规范体系。在纠纷解决上,应当赋予排放企业异议权,明确排放企业通过民事或行政诉讼主张权利的具体情形。     

碳排放权交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启动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方法评估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影响的动态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所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交互项系数在0.05左右，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会明显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实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会逐步增强。机制检验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会通过倒逼企业减少污染排放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时无法抑制能源消耗的增加。     

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模式选择

根据总量控制的方式不同,碳排放权交易可以分为总量控制型交易与“基线和信用型”交易.依据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所涵盖的部门范围或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主体的范围,可以分为上游排放权交易和下游排放权交易.现阶段,我国应当采取下游的基线和信用型交易.     

排污权交易:理论引进与本土化实践

从排污权交易标的范围上讲,排污权交易分为广义的排污权交易和狭义的排污权交易;其中广义的排污权交易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和传统污染物(如SO2、COD、NH3-N、NOx等)的排污权交易,而狭义的排污权交易仅指后者.本文从广义的视角讨论排污权交易.依据国内对排污权交易认识的阶段性特征,排污权交易理论引进可以划分为启蒙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在本土化实践方面,本文将其分为早期试点阶段、排污交易市场建设阶段和排污权交易的衍生阶段.完善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首先要完善排污权交易管理体制;其次,健全排污权交易市场机制;最后,完善排污权交易法律体系.     

碳金融研究及其评价

碳金融一般指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金融活动和交易的系统。碳排放权及其相关交易形成了不同的市场模式。碳排放权价格直接影响企业减排动力和碳排放权市场能否有效运行。碳金融定价研究主要集中在寻找影响排放权价格的关键因素,建立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价格波动行为和相关定价模型,分析各种价格之间的联动关系上。发达国家已开始争夺在碳金融体系中的主导权,必须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碳金融体系,争取在全球碳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关于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构想

随着各国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中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本文通过对成熟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介绍和比较,再结合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分析所得的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提出构想。     

排污权交易市场激励机制的实践探索——以山西省为例

中国作为经济发展大国,对排污的需求一直处于高位,排污权交易不仅对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更是至关重要。文章就排污权交易在山西省的运行情况进行了客观分析,剖析近年来山西省在激励和约束排污权交易市场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探索山西省排污交易在行业标准、搭建平台和基础建设等方面逐步形成的激励机制,以期为推动其他省市排污治理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发展对清洁发展机制的挑战及启示

作为国际碳交易的两种主要模式,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度与清洁发展机制各有特色,在推动国际碳市场的统一化趋势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就其实践而言,前者更富有成效。处于不断创新变革中的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度在其前两个阶段的成功基础之上,已经开始了第三阶段的规划。而根据《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清洁发展机制尚处于第一阶段,受到了内部和外部的诸多挑战,尤其是来自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强劲冲击。后哥本哈根时代,必须以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发展为鉴,完善清洁发展机制的制度设计和运行实践,保持后京都机制的活力,进一步扩大全球碳减排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构建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属于一种基于利用市场力量和经济激励的环境政策工具。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机制(JI)和排放贸易机制(ET)三大减排机制各有利弊。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和机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存在缺乏定价权、碳金融市场发展滞后、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交易市场等问题。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碳排放权尚不具备商品属性;在碳减排的管理上没有形成高效的运行机制;数据收集、配额分配、排放监督测量等基础性工作不健全;企业对温室气体减排、交易均缺乏必要的认识。构建健全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主要策略是大力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采取先自愿后强制、最终实行总量控制的渐进策略;促进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组建非政府性监管机构;加强碳市场的法律制度建设。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力措施之一,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从碳排放交易的过程来看,碳排放权具有稀缺性、排他性、可交易性、可分割性等产权特征。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以其成熟的运作模式成为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典范,并有其独特的特点、方式及其制度保障措施。建立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必须提高对碳排放权交易价值的认识,加强碳排放权交易相关人才的培养,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基本制度建设。     

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交易框架研究

在总结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交易研究进展及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水污染物排污许可证交易试点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适合我国水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目标的水污染物排污权交易框架体系,并对如何推进我国排污权交易工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