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人类学的乡土中国研究

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封闭的中国大陆使海外学者无法到内地来研究中国,而只能通过对台湾和香港的田野调查来研究汉人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人类学对大陆乡村社区的研究蓬勃展开。这些立足于村落的田野实践,阐释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解析了乡村发展的道路与方向,也浸透了学者们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理解和对民生民情的深切关怀。     

人类学视野下的戏班研究

戏班是一个独特的人类演艺群体,其深厚的历史沉淀和丰富的文化含量,是戏曲和人类学研究的巨大宝库,但学术界历来缺乏对其作应有的关注.20世纪以来,戏班研究逐渐升温,并以2000年为分水岭形成文献考据和田野考察两大趋向.21世纪以来,人类学视野下的戏班研究改变了长期以来戏曲研究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开始从底层、大众和草根的视角,关注戏曲的民间生存状态及其与宗教祭祀和乡俗礼仪的关系,为传统的戏曲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空.     

村庄传统: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一个视角

以村落传统为标识,至少可以展现出四种村庄类型:老传统主导的村庄类型、新传统主导的村庄类型、新老传统相结合的村庄类型以及没有传统(村落传统遭遇瓦解)的村庄类型.村庄传统作为区域比较研究的一个维度,赋予了村落研究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意义,同时还为区域比较研究引入了历史的视野,从而有可能改变区域比较研究的平面化的倾向.     

表述中国:帝国和民国的历史叙事

文章讨论中国历史的叙事演变,集中阐述近代“西学东渐”后“民族-国家”模式对表述中国的影响和局限.笔者以西南表述的古今演变为例,提出需要关注年代更为久远的“帝国-王朝”叙事类型,并与“民族-国家”模式进行对照和比较.     

单位化的村庄——一个乡村变迁研究的视角

建国以来,中国的一些乡村尤其是那些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发生的变化之一就是对城市单位的模仿,出现了单位化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化村庄有扩大或加强的趋势。本文以京郊农村“单位化”的过程及其特征为切人点,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村庄单位化现象进行探讨,为研究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村庄的单位化现象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村落组织发展的一种自我选择,村庄资源独享性是单位化村庄形成的关键因素。这种以农业的方式发展工业,以农村组织形式从事城市管理,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城乡中国时代的村庄再组织化

城乡中国时代已经到来,对于乡村发展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正如今天,城市居民消费升级所带来的"四洗三慢两养"新需求,不仅为村庄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为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宏观结构,以及微观个体的去组织化困境带来了巨大挑战.然而,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西方的集体行动理论观点无法有效解释城乡中国时代村庄再组织化现象.为此,我们论证了宏观结构变化与微观个体理性选择在村庄场域的交织互动过程,发现"中心人物-关键群体-后续参与者"通过理性选择而渐次行动,将创造乡村新供给的设想付诸实践,促成了城乡互为供求、有序互动的融合,并巩固了传统村庄社会结构,形成现代性与乡土性相结合的新村庄社会结构,实现了村庄再组织化的不断升级.我们认为,聚焦村庄这一中观场域,将微观的脱离社会情境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与宏观的抽象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结合起来,从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探究乡村发展问题,才更加符合中国实际.     

流变的家意识——对外出务工型村庄的人类学考察

村民大规模外出到城市务工,离土又离乡,家意识正经历深刻的流变。这一流变的过程不是简单的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直线单向式,而是以内核和外围作为家意识流变的分界线。其特点表现为:内核基本不变,得以较为完整地保持,在时代变迁中不断被重构,以适应现代发展;外围则被不断地消解,走向没落。     

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排序研究

文章旨在建立起中国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以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为基础 ,以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和村庄自身的秩序逻辑为主要因素 ,选定三种角度来讨论村庄的政治社会现象 :村庄内在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 ;农村政策所起作用大小 ;建构若干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排序关系 ,尤其是其中的逻辑关系 ,来展开的讨论村庄类型和具体政策 ,对村庄政治社会现象进行排序 ,研究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规律性关系。将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对于理解中国农村的非均衡特性 ,理解中国农村政策为何在不同类型农村实践后果不同 ,具有基础性意义     

区域实证视野下的传统中国研究

如果人们只选择从构成中国文化诸理念的角度来考察传统中国,"传统中国"就有可能成为某种理念的产物.而实际上,传统中国的"传统"性,不仅要看它在一般情况下想了些什么和怎么想,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它于何时何地做了些什么和怎么做.     

中国共产党性质的新表述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作了新的表述。新表述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准确把握党的性质新表述的内涵 ,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议汉语现代修辞学研究视野的变化

我国修辞学的研究源远流长,直至清代末年,现代修辞学才开始萌芽,逐步形成了系统性的修辞研究。1932年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的问世树立了我国现代修辞学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现代修辞学的正式建立和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以后,修辞学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越来越朝着多样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同时,许多学者借鉴各种学科理论为修辞学服务,产生了大量的交叉融合性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内容。     

面向全球的汉字学——关于汉字研究融入国际学术体系的思考

中国的汉字研究自古及今,都有很丰富的成果,但至今没有成为世界性的独立学科,原因很多。首先,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参照西方建立,西方因为没有发达的文字学而使文字学成为语言学的依附,汉语言文字也就没有了汉字学;第二,西方学者对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字缺少深入的研究,表意字的独特性被蔑视,汉字研究被孤立;第三,汉字研究自身存在诸多问题。汉字学的确立和走向世界,必须在深入研究汉字本体的基础上,正确认识表意字的优点和不足,理顺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构建符合实际的学术体系,克服汉字研究中研究对象人为割裂、阐释任意等等不足。在汉语热的当今世界,汉字应当是文化多样化的一极而不是交流的障碍,汉字学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在国际学术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女性主义人类学视野下的亲属关系研究

作者首先分析了女性主义人类学如何重新审视亲属关系的研究,然后从两个方面总结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亲属关系研究:(1)分析亲属关系研究中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建构过程;(2)分析亲属关系的连续性和历史变迁。     

总体性观照下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整体性命题不可分割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要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就必须要对“中国特色”作出科学的说明和把握。总体性的观照就是要将“中国特色”作为一个历史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有机整体置于宏大的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背景之下作总体性考察,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命题中去进行总体性分析,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的历史地位、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     

撤村建居过程中的群体分化问题

撤村建居正在引发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变迁,这一变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层面是农村社区到城市社区的转变,第二层面是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在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群体分化现象,给市民化进程带来复杂的社会后果。本文综合分析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新出现的群体分化现象、分化的机制以及对市民化的影响。     

对功能主义人类学的超越——一个中西比较的视角

20世纪50-70年代,西方人类学家基于新近发现的民族志资料,或是既有田野点的再研究,完成了对功能主义的超越。考虑到功能主义范式在中国研究中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学人类学的若干进展,以中西比较的视角,厘清中外学者在不同时空下所展现出的共同的理论线索。     

从人类学视角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文章探讨了人类学与民族体育文化特征的关系,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现代世界竞技体育项目的主要来源,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丰富和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铸型作用,表现为探索人类体育文化形成发展的真谛,形成与丰富世界体育运动的内容手段与形式,完善世界体育科学的思想体系,拓展人类体育功能结构的外延,推动人类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人类学视野下的《大唐开元礼》封禅仪式分析

封禅活动是中国封建帝王在五岳祭祀天地的国家典礼 ,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旅行仪式。由于历史的久远和史料的缺乏 ,对封禅活动的研讨显得困难重重。文章以《大唐开元礼》为素材 ,运用文化人类学的仪式理论和象征理论 ,从封禅过程、空间象征、礼器象征和参与者角色转换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认为封禅活动对加强皇权、政体运作、延续文化、景区开发等都起到积极作用     

从伦理视角完善我国的代为同意制度

知情同意理论当下已经成为医法学者研究的热点。我国知情同意理论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特别是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代为同意制度的不完善,严重地阻碍了医患关系的发展。以伦理视角为切入点,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完善该制度：一是确立紧急情形下强制诊治义务和责任限制原则;二是规范紧急情形下代为同意主体排序和程序;三是健全代为同意的社会责任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