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东方儒学复兴的启示

东方儒学成为东、西方共同瞩目的研究对象是在当代的事 ,然而东方儒学作为东方学的一个概念的成立 ,却是有着深厚的全球文化背景和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无论从东、西文化的差别 ,东方文化的不同类型 ,以及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圈内各国所受到儒学的影响来讲 ,儒学都应该成为东方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今日的儒学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古老的学术文化层面 ,它经历了近代以后东西文化的碰撞、冲突、融和 ,经历了东亚一些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 ,以及文化的觉醒而得到新生 ;在内容上 ,它包容了东方以及东方学在地理、政治、经济 ,乃至民族、文化、文明、社会发展、经济活动等多方面的内涵。当代东方儒学的复兴 ,给我们作为儒学原发地的中国 ,对于儒学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及儒学研究的发展 ,都带来了十分重要的启示     

世俗思想的宗教化和宗教世界的世俗化

本文从哲学与精神文化的宏观视角考察了东方宗教及宗教史，并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侧面剖析世俗思想宗教化和宗教世界世俗化的融合过程。其中对儒学与儒教作了重点辨析，综合介绍了各家的不同观点。作者认为：儒学作为世俗思想确在向宗教化发展，这是一种趋势。东方社会的两种系统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正在逐步靠拢、接轨，这或许证明东方的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     

刍议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化”视阈下的东方文化发展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文化是在世界历史中形成的,它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吸纳来展现。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中国、俄国的文化发展问题时,是将其放置在"世界文化"视阈下考察的,他们认为,东方国家的社会与文化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与文化的促进,而东方国家的革命是推动世界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条件。     

邓小平科技思想是中国面向21世纪的科技发展战略原则——读《邓小平科技思想与应用》

21世纪将是高科技世纪,高科技世纪需要一个国家具有一整套面向高科技的战略思想,邓小平科技思想正是指引中国科技走向高科技世纪的一整套战略思想。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以儒学文化为主导的国家,儒学文化对科学技术常持一种贬抑乃至拒斥的立场。因此,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虽然在能工巧匠的世代努力之中积累了不少造福世界的重大成果,但由于儒学文化的     

《当代东方儒学》：多维视野融合中的儒学研究奇葩

由刘宗贤、蔡德贵两位先生主编的《当代东方儒学》 ,日前由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该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 ,是一部研究东方儒学发生、发展、演变、特点、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的开拓性专著。通读全书 ,感到有以下三大特色。1 .视域融合 ,多维透视。迄今为止 ,中外有关东方儒学的研究多有著述 ,但这些论著通常从某一侧面和角度探索东方儒学 ,而《当代东方儒学》则着眼于大视野、多维度、多方面去把握。它把当代东方儒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加以鸟瞰 ,侧重于挖掘东方儒学的哲学意蕴 ,又注重梳理东方儒学的宗教性特质 ;既立足于国别…     

东亚儒学之基本问题

东亚各国的儒学研究倾向于围绕本国所受影响范围进行展开。可是,单单以各国儒学为基轴而扩展的研究是不充分的,还需要从一开始就跟进把握东亚儒学的整体状况。因此有必要存在两种儒学史。一种是以各国为基轴的儒学史,另一种则是一开始便着眼于东亚全体来书写的儒学史。各地的儒学深受中国的影响,即从中国单向地传往各地,而非相互交流影响。各地的儒学之所以独立性强,是受到了各地域国家意识较强的影响。而儒学的“天下”本来是指世界整体,并非某一个国家。在日本有言论称日本为“天下”,把日本看作一个世界,即各个国家是一个个不同的世界,而这多个世界又包含在以中国为中轴的大世界当中。在这里各个国家处于“生态隔离”状态。儒学使用的概念能够包含多样的内容,各国才能利用它的特性来构筑本国特有的思想。日本特有的思想感受性能够获得表达方式,是以中国儒学为基础才得以实现的。值得重视的是,在东亚地区,儒学是基础素养,儒学形成了文化知识的共同基础。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首先,通过系统理论地说明东亚儒学的历史存在意义,使之与西欧思想相对化;其次,要系统理论地说明儒学在多样社会中具有明确的存在意义。     

《当代东方儒学》开创东方儒学研究的新局面

由刘宗贤、蔡德贵主编的《当代东方儒学》2003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54万多字，是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东方儒学的著作，书中不乏创新之处。《当代东方儒学》不是一般地泛泛叙述东方各国儒学，而是把东方(主要是东亚)儒家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着重探讨当代东方儒学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视域下儒学之“本然”“实然”“应然”

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儒学宗教复位论调的高度上扬，一方面是精神文化需要生成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关理论廓清儒学本质，明确儒学的发展样态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位置；在科学辩证地对待儒学的基础上，推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成就，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型。这是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气派、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关键一步。     

中、朝、日儒学思想之比较

儒学随着社会的的发展，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并且，它还传播到朝鲜和日本等国，与这些国家的思想文化相互影响、互相渗透，形成了“东方儒教文化圈”，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中、朝、日儒学思想有不少共同点和不同点。其共同点表现在：（１）社会政治思想基本相同；（２）制定典章制度和法令的依据相同；（３）教育制度和内容相同；朝鲜和日本依照儒学思想，建立了儒学教育制度；朝鲜和日本以汉文字为参照系各自创制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朝鲜和日本各自发展了本国文化艺术。其不同点表现在：（１）儒学的作用不同；（２）宇宙观有所不同；（３）伦理思想不同；（４）文化教育思想同中有异；科举制的有无不同，私学的有无不同。     

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以梁漱溟思想为例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梁漱溟以“文化三路向说”分析世界文化，在乡村建设中接纳马克思主义，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通之处，并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中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整体而言，梁漱溟经历了从拒斥、批评马克思主义到认同、接纳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在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文化主张下进行的，表达出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的创造性、某些社会理想等方面的相通性，可以成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参考资源。     

略论二十世纪东方文学的特征

正如古代东方文化曾居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一样，古代东方文学也曾有过辉煌发达的历史。随着近古以后东方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滞缓，东方文学的发展也放慢了步伐。近代东方文学的成就较之古代逊色了不少。跨入20世纪以后，东方文学发展甚速，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综观之，有如下几个特征：（一）20世纪以来东方文学的主流是反帝反封的，歌颂、反映、鼓舞当代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的。作品大多具有鲜明的战斗性、爱国性、大众性。格调上是要求自由的、歌颂斗争的、反映生活的、积极向上的，而那些消极的、堕落的、低级趣味的、脱离现实生活的…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深思──读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

东亚诸国的现代化中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即如何对待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儒学与现代化是势不两立，还是可以融合？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纷纷撰文探讨这一“世纪之谜”，作为“中华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王家骅教授所著的《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从历史的深处和理论的高度，对此谜给予了系统的解答，使人耳目一新，启迪良多。其主要之点是： 第一，选题重要、意义深远。日本是实现现代化最早的东方国家。早在一千多年前，儒家思想便传入日本，经过历代学者的吸收、消化，它已深深积淀在日…     

儒学道德哲学的特质及其意义

儒学道德哲学的特质及其意义李亚宁孔子首创的儒学道德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流传２０００多年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为国内外思想界所关注。儒学道德哲学是入世哲学，人是与天地并存或天人合一的存在物，因而凸现对人自身的绝对肯定。当今西方世界，到处谈论着...     

传统儒学对法治文化构造的价值

法律与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法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者认为,一定法律所表现的文化人格,是一定国家内在文化的展现.法治的建设如果忽略一定国家文化内在因素的作用,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的移植,它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整个国家文化系统的紊乱.因此,中国法治文化的建设必须关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而其中研究传统儒学对中国法治文化构造的价值就具有特别的意义.论文考察了传统儒学人文主义思想特点,分析了传统儒学对法治文化意义的立论,深入探讨了传统儒学对法治文化价值的具体体现.     

现代新儒学的“中国特殊论”辨析

现代新儒学以中国有落后的生产力,有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特殊的文化而拒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中国特殊论"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对"生产力落后论"的最为有力的回击。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国情所作的分析,说明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把中国文化和儒学等同,夸大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使现代新儒学不能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儒学,更不能简单等同于儒家的"心性之学"。马克思主义不否认中国有特殊的国情及特殊的文化,但反对"中国特殊论"。     

儒学与世界和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历经两千余年,远播海外,辐射周边国家,形成了影响世界的儒学文化圈,对世界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儒学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儒家的道理正大恢宏,值得世界采用,它引领人类不断献身社会改革,是一种内在的文化原动力,是儒学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只要以仁者爱人之心、"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态度,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秩序、互敬互爱的国际关系,那么,世界和平便可早日到来。     

儒学与世界和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历经两千余年,远播海外,辐射周边国家,形成了影响世界的儒学文化圈,对世界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儒学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儒家的道理正大恢宏,值得世界采用,它引领人类不断献身社会改革,是一种内在的文化原动力,是儒学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只要以仁者爱人之心、＂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态度,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秩序、互敬互爱的国际关系,那么,世界和平便可早日到来。     

情性本位: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儒学特质的理解

情性本位,是中国文化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又影响了中国传统主流思想哲学———儒学———之性情形而上学的形成。这种文化逐渐流转为一种同崇尚精神、理性的印度文化、希罗文化不同的情性本位的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后现代对理性的反思,似乎也并不意味着东方的情性文化和儒家的性情形而上学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选择。     

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梁鸿《在边缘与中心之间——20世纪河南文学》序

中国汉文化传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的：其一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基础的殷商文化传统,其二是以周灭殷之后建立的分封制国家为基础的周文化传统。前者是以上下等级森严的政治关系为主体的权力文化,后者是以家庭人伦关系为主体的人文文化。周之后,殷商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灭亡,只将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人文文化作为中国汉文化统一的文化传统根本无法说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儒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一是先秦从孔子、孟子到稷下学派的东夷儒学、山东儒学,其二是从董仲舒到韩愈再到二程（程颢、程颐）的中原儒学,其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儒学。东夷儒学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儒学,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愿望改善社会政治关系的儒学;中原儒学实际是以维护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儒学,从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来说,中原儒学实际是被斩首了的殷商文化的一种换头术,是以周文化为头颅的殷商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原儒家文化中被改造成了一种将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结合在一起的更加繁冗的政治权力文化;南方文化则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个上层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则是南方儒学的主要特征,这为现代新儒学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本文还认为,当前河南人的问题实际是中国古代殷商文化趋于解体的表现,这给河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现实条件。     

民间儒学的新开展

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再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民间儒学,也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办儒学,即民间组织推动的儒学.现代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的重振,又包括城市儒学的建设,即是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仁义之道,透过广大城乡的家庭、学校、社区、企业、机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通过冠婚丧祭之家礼等宗教性的仪式,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民间儒学是多样的,它与各宗教的活动,包括外来宗教的传教活动形成健康的互动,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生态平衡.儒家学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