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回顾与反思

自1980年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启动以来的30年,中国由计划的公共住房体系转向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住房供应体系。文章从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历程入手,在总结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对政府终止住房实物分配福利体制的、货币化住房分配、市场化和社会化供给住房体系等各阶段进行学理分析,对政府住房制度改革的结果与干预目标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是一个市场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改革,这成为解释中国当前住房领域房价飚高、职工住房消费能力与市场房价严重脱节,以及中国住房不公平现状的逻辑起点。     

制度变迁与中国城市居民住房不平等的演化特征

住房是透视社会结构分化状况的重要视角。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应,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也是渐进性的。从单位住房生产体制,到房地产市场与单位住房体制双轨并行,再到新住房体制建立,城市住房领域发生了极大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住房产权、土地使用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整体模式的变化,使得不同住房群体在分配体制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而住房不平等也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激励程度的增加而逐步扩大。     

社会排斥理论与中国城市住房改革制度

社会排斥理论主要研究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系统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 ,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 ,并且这种状况如何通过社会的“再造”而累积和传递。当代社会排斥理论关注的焦点是社会机制、社会产品分配以及社会关系三个大的维度。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国家政策、现存的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因素制造社会排斥 ,而社会的流动率则可以反映社会的排斥程度。住房本身并不制造社会排斥 ,但是与住房有关的制度却制造社会排斥。 80年代以来 ,中国住房改革政策涉及六个方面 :推行住房公积金 ,买房给优惠 ,提租补贴 ,建设经济适用房 ,实施住房货币化补贴以及廉租房 (城市平民的解困房 )。然而 ,这六个主要的住房改革制度都体现了社会结构本身的排斥性。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一方面被现行的劳动力市场排挤 ,另一方面又更多地被排除在国家的“住房福利”分配体系之外     

社会分层、城市住房消费与贫富分化——基于CGSS2005数据的分析

文章以住房消费为切入点,对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关系的争论进行了再探讨,研究发现,在社会转型期,随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发展,人力资本在市场体制中利益回报提升的同时,政治资本也在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中继续并同样得到利益的满足,社会分层的再分配机制一定程度上还在延续,而市场化机制也同时在并行地增长着。城市居民之间的住房消费存在着贫富分化的趋势,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使住房改革加速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强化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割。     

社会公正视野下的中国城市低收入者住房保障研究

随着对住房基本需求的增加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问题,不仅成为公平正义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将城市低收入住房保障群体划分为“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两类,其中“城市低收入群体”内部又包含着不同的对象群体。针对这些城市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问题,本文构建了“关于人身权利的均等分配”、“与群体机遇相关的基本物品的均等分配”、“对于最低收入者保障的考量”这样“三位一体”的公正体系,并依次对应于“援助性分配”、“补偿性分配”、“公正性分配”三种再分配职能的完善。     

地方身份秩序、住房获得与竞争式地方政府——关于中国政府移民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

本文运用政策文献分析法,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移民政策变迁进行了历史分析.文章认为,我国政府确立的移民政策和不同时期两级政府确立的财税制度以及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有密切联系.伴随市场改革的进行,企业要求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逻辑正在弱化原先的户籍制度,竞争式地方政府所采取的选择性移民政策则在塑造新的地方身份秩序.市场改革前,城市福利房的获得与城市居民身份资格有关;市场改革后,城市商品房成为外来移民获得本地户籍的重要条件.住房部分产权(使用权)向住房全部产权(所有权)的转变意味着,住房从再分配制度下政府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控制功能,转变为市场制度下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功能.     

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促进鞍山经济发展

鞍山市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工作多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特别自1996年以来的10年中，发展迅速。逐步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切合我市实际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社会住房保障体系，有力地促进了鞍山房地产事业和经济的发展。在建立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公有住房出售、租金调整、安居工程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住房分配货币化、发展住房金融等方面整体推进、不断深化，多次被国家、省评为“全国房改和房地产业管理先进单位”“房改工作先进城市”、“安居工程先进实施城市”、“房改优秀单位”等。     

中国住房发展与制度改革的目标取向——建立城乡一体的中国住房体系

住房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住房制度对住房问题的解决发挥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目前我国农村住房大量空置,城镇住房供应总体不足,农村和城镇内部均面临住房分布严重不均的局面。我国城乡住房制度存在严重的分割和不足,尽管农村住房制度曾经适应过去的国情,城镇住房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也进行了多次改革,但都已难以适应未来城乡一体、城市中国的发展目标。应通过构建城乡一体的住房制度体系、住房供应体系、住房基本制度和配套制度,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共同推动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市场发展。     

论住房市场的内在本质、功能边界与价格走势

居民居住权的天赋性、土地的公有性以及党的宗旨的人民性决定了我国住房的基本性质与功能,就是旨在满足居民基本居住条件的消费品,其成果及溢价应由全体居民来分享,而不应被少数人所占有。而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根本问题在于,房地产政策背离了这个宗旨,使住房成为少数人赚钱的工具。因此,必须运用以经济杠杆为主导的政策工具,如住房信贷政策、税收政策等,减少政府行政权力对住房市场的干预,弱化住房的赚钱效应或投资功能。这样才能够使住房转型为消费品,使住房价格合理回归,从而促进住房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保证中低收入民众最基本的居住需求,并且使住房市场真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之动力。     

让互动/协作治理运作起来:荷兰的住房协会与社会住房的提供

市场与政府双失灵的存在,使非营利组织在欧美发达国家社会住房的提供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而国家、市场与社会多部门组织通过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形成了互动/协作治理的格局。在荷兰,住房协会承担着社会住房的资金筹集、房源汇聚和分配管理的工作,社群治理贯穿于所有环节。在筹资环节,住房协会采用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筹集分散的社会资金,体现了社群治理的市场嵌入性,而政府则通过公共担保基金的建立和住房协会间互助基金的推动,为融资市场化提供支撑,体现了市场机制的行政嵌入性。在房源汇聚和分配管理环节,住房协会的社群治理具有行政嵌入性,即政府在目标定位、制度建设、审核监督、鼓励推动等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府转变既有的行政化治理模式,助推社群机制和市场机制,促进了住房领域的公共治理体系创新。     

限购措施对新建商品住房市场的量价影响研究

本文从实证角度研究了住房限购对新建商品住房市场的量价影响。基于对我国90个重点城市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住房限购措施的实施至少在短期内有效的抑制了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对新建商品住房市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表现为住房成交数量和价格环比增幅的显著下降。此外,住房限购对新建商品住房市场的影响中存在城市间差异、不同户型住房价格变化差异和量价变化时序差异。     

澳大利亚公共住房分配体制及其启示

目前,我国高度重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如何对建成的住房进行合理的分配是关系到改善中低收入群体基本住房条件的大事.澳大利亚的公共住房分配体制较为完善,在分配目标的选择、准入资格的确定和具体分配方式的采用等方面,均能够给中国保障性住房的分配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房住不炒”楼市定位的理论意义和政策选择

"房住不炒"对楼市的重新定位是房地产政策一次重大转折。它不仅将开启房地产市场的新时代,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房住不炒"的主要内涵包括:住房居住功能是本源,是第一位,这是住房市场的根本所在;其消费性或居住功能是一个广泛的系谱,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住房投资功能是居住功能或消费性派生的,是第二性的。如果住房投资过度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由此,可引申出三个住房市场的重大理论问题。一是居住权的天赋性;二是居住功能是多层次的;三是绝对遏制房地产市场炒作,去除其赚钱功能,则是保证中国不爆发系统风险关键所在。所以,当前房地产市场改革最为重要的就是把"房住不炒"原则用制度固定下来,用信贷和税收政策对住房投资与住房消费在事前、事中及事后严格界定,并严格限制住房投机炒作,这是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改革的关键及起点。     

关于国家住房战略的思考

中国实行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一直缺乏科学的国家住房战略,导致住房政策非持续、行业监管无效力、住房保障不足、房价失控等问题.根据国际住房战略实践经验及联合国提出的人居议程和国家住房战略框架,中国需要建立明确的国家住房战略,确立"人人享有适当住房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环境"战略目标,拟定住房平等、住房定位回归、基本住房保障、住房价格与收入协调等战略方针,调动国家和地方资源、改革住房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引导社会力量进行战略资源配置,通过住房立法、加大基本住房建设管理、及时评估等措施实施国家住房战略.     

住房保障水平发展趋势分析

住房保障不仅关系到城市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和谐和稳定,因此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目前,我国保障性住房在有些城市供不应求,在有些城市却无人问津,那么我国的保障性住房未来应该逐步增加还是稳步减少,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文章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出发,分别分析城市化和财富分配演变、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等因素对住房保障水平的影响,并描绘出住房保障水平的供求曲线。最后,将供求曲线相互拟合,绘制出住房保障水平趋势曲线的两种类型。文章的创新点在于对两类住房保障水平趋势曲线的描绘,证明和发展了住房保障水平的倒U型曲线,并指出其关键影响因素和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为未来住房保障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从制度安排与生活逻辑看近代中国平民住房建设实践——以青岛为例（1927—1937年）

建设平民住所是近代中国各大城市整顿市容、解决民众居住问题的重要举措。因应着时局变化、民众诉求和地方财政压力与地政特点,近代青岛平民住房建设呈现出复杂的变动过程：住房筹建模式从公建住房到领地自建及至合作共建,住房日常管理从强调租赁手续的流程规范到加强卫生和秩序的生活引导,再进而注重居民自律与社会教育的公民训练。平民既从住房建设中获取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又以精明的生活算计挑战社会治理规则,体现出近代城市平民住房建设的复杂性与自适性,以及城市社会秩序生成的生活逻辑与地方特色。梳理青岛平民住房建设的演变历程,洞察生活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并探析其历史性局限,对今天依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体育赛事产业业态解构与逻辑再建

以中国体育赛事产业的市场驱动逻辑为研究对象,比较中西方体育赛事产业业态及产业逻辑差异,借助增长竞争理论对中国体育赛事产业的市场驱动逻辑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职业体育是西方体育赛事产业的业态主体,协会实体化及联盟高度自治、电视转播市场化、体育博彩是西方职业体育赛事的核心支撑。以城市营销为直接驱动的泛赛事体系是当前中国体育赛事产业的业态主体,地方政府竞争、城市品牌营销及体育传播价值是中国体育赛事产业勃兴的核心逻辑;城市体育营销需求是中国体育赛事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体育赛事的镶嵌式、系统性、结构化内在规定性的解构与突破是中国体育赛事产业效率提升的中心命题和必由之径。在此基础上,还从理论基础、价值取向、逻辑思路及运作技术等层面提出我国体育赛事产业业态解构与逻辑再建的思路。     

健全我国住房社会保障制度

许多国家都把住房保障作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并结合本国实际制定了比较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中,我们尚缺乏对住房保降的制度设计,住房保障政茱存在缺陷,城市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不够完善,政策措施还不配套.应改变目前过于依赖市场解决住房供应的现状,采取包括政府直接投资、鼓励社会参与和规划调控等多种方式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权利.     

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演变与启示

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经历了几次重大转变。由最初作为增加就业的辅助方式,到后来成为住房援助的主要方式,再到其核心地位的逐渐淡化,这些变化表明美国确实在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上进行过多次尝试。纵观这些尝试,可以看出,虽然公共住房建设是弥补中低档住房短缺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单纯依靠公共住房建设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了解美国城市住房政策走向,探讨解决低收入住户住房问题的途径,进而为我国城市住房改革提供借鉴,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市住房分层:基于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

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城市住房分层结构是一个从低到高依次由无产权房阶层、有产权房阶层(福利性产权房阶层、商品性产权房阶层、继承性产权房阶层)和多产权房阶层构成的"三阶五级式"结构;个人的政治资本、人力资本、职业状况及收入水平对人们获得住房资源有显著影响;城市住房分层既反映社会贫富分化又可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因此,住房保障目标、对象及方式的选择应以住房分层状况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