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境域———以“五个建设”为视野

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是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继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全面转型,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土壤,中国社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新的活力。活跃在民族地区的各类社会组织,正在以它们独有的方式推动着当地的生态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五个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需要重新建构我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以实现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并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组织的作用逐渐凸显,成为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重要力量。但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起步较晚,各项法规制度还不健全,加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环境制约等因素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并不成熟,效果还未真正显现。因此,深度剖析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并为之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使社会组织在民族地区真正发挥作用,对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体制改革视阈下的民族地区多元社会组织建设

社会新的发展趋势要求多元社会组织的运作和管理与国际接轨,尤其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社会组织迫切需要提高社会公信力,才能为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特殊性也要求有多元社会组织来协调和参与。民族地区多元社会组织的建设不仅需要政府限权、让权,还需要社会从法律上和制度上加强规范,以此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实现适度规模和社会繁荣的发展。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的功能——以黔东南L村侗族“寨老”组织为例

寨老是侗族地区主要的传统社会组织,在侗乡村寨治理中常常居于主导地位。文章通过对黔东南L村的调查发现,在寨老们以侗族传统反思现代化、外来政府组织以后现代维护侗族传统及行政村合并的背景下,L村的寨老组织得以制度化重启。重启后的寨老组织在其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积极功能与消极影响并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应以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激发传统社会组织的活力,以提升政府项目的有效性为路径,促进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的创造性转化。     

西北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社会公平研究

本文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分析其如何影响社会公平,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对金融发展及社会公平的内涵和衡量指标进行界定;探讨金融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的作用机制;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定性分析,寻求对实证分析结果的进一步合理解释。不断完善西部地区金融体系、金融发展效率和质量、农村金融发展、金融市场结构;不断完善社会公平机制,西北民族地区收入分配才能趋于合理、经济才能可持续增长。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适度性研究——基于民族八省区的样本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主题,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和任务之一。民族地区多数位于我国边疆和西部地区,由于发展起步晚,基础差,社会资源分布不均,区域总体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中东部的发达地区。因此,加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升民族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现代经济体系的完善,社会组织在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以及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中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文章从数量分析的角度出发,对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社会组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对比性研究,从而为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结构与区域经济的适度性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尽快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是实现西部民族地区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和当务之急     

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社会文化效应

［摘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旅游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行为的大众化、常态化促使旅游的潮流席卷世界各地。少数民族地区依托独特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使旅游业蓬勃发展,为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给民族文化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分析探讨负面影响产生的原因,尽量规避其负面影响,使民族旅游积极影响实现最大化,让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共赢。本文通过“利益驱动”的设计实现文化系统的传承,寻找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共赢的途径。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社会冲突的协调与社会和谐发展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经济欠发达地区,依托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资源发展旅游业被认为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社区脱贫和资源保护的有效手段.然而,在旅游开发的光环下,旅游开发引发的,较为普遍的社会冲突却并未引起各界足够重视.本文尝试性地以旅游社会学研究方法和原理,在正确认识旅游开发引起社会冲突的基础上,探索民族地区旅游社会冲突的协调对策,以期维护与推动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     

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发展应突出五个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要形成并发挥民族地区教育的后发优势,实现农村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必须着力抓好"普九"巩固提高、职业教育与农民、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扶贫与救助、信息化建设五项重点工作.     

民族问题的社会根源——社会分化对西部地区民族发展及民族关系的影响

民族问题嵌入在社会之中,社会问题是民族问题的源头和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西部地区的社会阶层结构从"两阶一层"分化为多个阶层,各民族内部及民族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开始凸显,不同阶层、民族、群体或个体的利益诉求表现出了异质性。凡此,都会影响西部地区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和谐。     

社会管理体系创新与民族地区实践的思考——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文章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论证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科学内涵,总结了藏区社会管理的基本特征,提出从现代化教育入手培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加强舆论控制与引导创造和谐舆情氛围、正确处理维稳与发展及管理与服务之间关系这三个方面创新新时期藏区的社会体系管理。     

社会组织介入民族传统文化调适的功能研究——以青藏高原民族为例

在社会转型加速时期,尤其是青藏铁路修建通车,推动了青藏高原多民族内部民族文化交流,以及青藏高原各民族和高原以外民族文化交流。针对青藏高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调适出现的复杂性、多样化特征,各种社会组织介入青藏高原民族文化现代调适应该发挥:价值导向功能、物质文化整合功能、非物质文化调节功能。     

试论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以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为例

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建国以来,我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区采取多种方式以维护本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但成绩很不理想。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大胆转变观念,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发展高于一切"的口号,在这一口号指引下,该县成就显著。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发展思路及成就无疑给其他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典范,同时这也为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指明了方向,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确立了更高的目标,即势必顺应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潮流,真正实现民族地区和谐基础上的稳定。     

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与民族工作创新

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受经济发展影响大,老问题、新挑战相互交织,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与民族工作需要在观念、理论研究、资金投入、制度、体制机制、服务等六个层面寻求创新.     

论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完善——以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

社会资本理论对于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社会资本理论在渝东南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其在传统权威、规范参与及传统交往等方面的社会资本的发展具有较好的现实基础.随着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在人际关系、内部信任、社区参与、社区制度及社区网络等方面的社会资本的发展也面临困境.对此,必须进行深刻反思,立足渝东南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国家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二元框架出发,全方位、多角度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促进渝东南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完善,以此推进该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建.     

民族地区法制发展与小康社会建设

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是一个全面的系统工程,民族法制建设是其重要内容.在实现小康的过程中,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应科学认识民族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注重民族立法,加强行政执法,提高法律意识.在具体对策上必须重点突出,应重视"非正规化"的法制建设,处理好党的民族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树立科学的法治观,提高法制宣传的水平.     

东西部差异与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以重庆黔江地区为例

比较我国东西部社会发展的不同 ,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在经济、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差异 ;具体以重庆黔江地区的发展为例 ,我们总结出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两大措施是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 ;同时 ,民族地区教育改革与发展应遵循以“人”为中心的原则、内源性原则、民族性原则、质量效益性原则等若干原则。     

论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法律保障

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是民族地区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对于破解民族地区金融问题、强化民族地区权利保障和促进民族地区金融法制建设等,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我国重视民族地区金融权利法律保护,但缺乏从发展权层面来架构权利保护制度。构建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法律保障机制,是破解民族地区金融问题和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此,我国应通过采取宪法确立发展权,完善民族地区金融权利体系与民族地区金融权利实施法律保障机制等对策来强化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