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人经纪模式看中国影视明星高片酬现象

在中国,影视制作业务与经纪业务未被严格分离,艺人经纪主要采取制作与经纪合一模式,这种模式下艺人权益较易受损.艺人经纪模式会随着艺人产品处于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发生变化,形成了依托制作资源帮助艺人发展的制片人、经纪人、经理人三位一体模式,制作公司内的经纪人工作室联盟模式和以明星、名导、名编为核心成立的独立艺人工作室模式.中国影视明星的高片酬是在制作与经纪合一模式下对编剧的重视程度不够、作品缺乏市场检验渠道及经纪公司缺乏成熟的造星机制等问题所致,而要形成影视经纪行业未来发展的良性循环,独立艺人经纪模式更符合产业发展的长期需要.     

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既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也对乡村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扩张了国家权力的组织边界和功能边界,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关系,改变了乡村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形成了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模式,发明了种种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使国家权力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也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符号下乡":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的分析

从以政治(社会)身份为基点的政治符号的视角,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着重分析了国家对农民政治(社会)身份的颠覆和重构过程,以及农民国家观念的转变和国家整合机制的转型.在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依据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将村民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成分",并给予其差异性的政治、经济待遇,从而建构起一套新型的身份系统.与此同时,国家与农民的政治关系、农民的国家观念发生转变,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也发生转型.     

土地改革与义序宗族乡村的变迁

义序是20世纪30年代林耀华研究中国宗族乡村的一个标本.解放后,义序宗族乡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其变化肇始于土改.土改是在特定区域中进行的,而义序土地分散、近市郊、商业发达、非农职业过半、宗族发达等,这是理解义序土改的前提.义序土改的过程也是其宗族瓦解的过程.首先,族田的征收导致宗族经济基础的消解;其次,祠堂的征收使其作为宗族“集合表象”的消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表象”彻底消除,祠堂保留着宗族记忆,起着隐性宗族认同的作用;最后,族权的瓦解是族田祠堂的征收、阶级斗争和农会、乡村政权建立等合力作用的结果.     

清末民初政治格局对南京政府前期乡村赋税征收的影响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及清末以来特殊政治格局的影响,南京政府时期形成了鲜明的财政格局,即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数额之间都普遍存在明显差距,支出远远大于收入,且大多数收入被用来支付战争费用。在这一格局影响下,各级政府从一开始就把乡村赋税的征收当作了所有急需之时的万灵药。同时,针对特殊的政治格局,南京政府实施了财政中央集权政策,致使各地方政府借口财政紧张而大肆向乡村社会摊派附加,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南京各级政府的乡村赋税征收政策不仅造成了农民阶层的更加贫困化,而且使农民对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为社会动荡不安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工作队: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新型中介机制和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工作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作队的介入改变了村庄社区的权力结构,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帮助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精英监控、乡村治理的目标.但是,这种做法又破坏了科层化党政机构的日常运作,增加了国家的统治成本,从而使运动式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长期维系.     

宗族权威的变异与经纪模式的消解——20世纪上半叶四川双村二重化权力形态变迁的个案研究

宗族和村政作为中国传统村落社会的二重化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从来就是一个受人关注的焦点 ,而由杜赞奇所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和“经纪体制”理论 ,在近年来则构成理解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村落社会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变迁的基础。通过对四川双村的田野调查可知 ,此一时期 ,传统的宗族和村政虽然从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瓦解和衰落的趋势 ,但这一过程却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权力的文化网络”瓦解或“赢利型经纪”对“保护型经纪”的替代。通过考察 ,有理由向人们提供此一时期中国村落社会权力形态变迁的又一类知识。     

土改结束后的乡村社会变动——兼论从土地改革到集体化的转化机制

中国乡村社会在土改结束后出现了新的变动.阶级同化和阶级分化的趋势同时并存,新中农和新富农成为重要力量;土地买卖、雇工、租佃、借贷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以富为荣的价值观重新抬头;基层政治精英开始出现抗衡国家意志和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从土地改革走向集体化,存在着阶段论、条件论、替代论三种相互关联的转化机制,土改后的乡村社会变动为这种转化提供了动力和合法性.     

党的土地改革动员逻辑思考

中国共产党在实行土地改革政策过程中,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动员农民主动进行土地革命。从现实来看,阻碍土地改革的消极因素包括经济水平落后和宗法观念的束缚。但党通过诉苦运动,采取寻找苦主和开展诉苦大会的方式,从纵向与横向全面解构了农民的思维模式,并利用阶级对立重构乡村秩序。     

清代的时势变迁、官员素质与赋税征收的失控

清初吏治清明 ,社会逐渐走向恢复和繁荣 ,赋税日渐增加 ,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康雍乾盛世。然而 ,自乾隆中期始 ,社会由盛转衰 ,官员腐败普遍化 ,赋税征收失控 ,以嘉庆中衰为契机 ,终于铸成清朝统治的衰败之局。在封建专制主义条件下 ,由于封建政治体制本身的痼疾 ,加以时势的变化 ,吏治从清明转为腐败 ,中央政权的统治力也由强变弱 ,时势的变化是必然的 ,社会的救治就只能从冲破封建制度着眼。     

收入分配改革视角下财税法治的发展路径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异常突出,贫富差距扩大化趋势日益严峻,它已成为关系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收入分配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财税法治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性要素,但财税法治调控仍存有非体系化和非规范化的困境与难题。收入分配改革的手段应从主要依靠财税政策向主要依靠财税法律转变,逐步构建健全的财税法治路径。     

土地改革、地权的安全性、土地登记：来自西方的视角

文章对现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非洲、拉美、亚洲和东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政策进行分析。土地改革在这些国家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针对土地过度集中问题而实施的重新分配和土地权利的确权及登记。土地登记是西方捐助国、国际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学术界所推崇的土地改革方法。文章对土地登记和确权的三个核心概念——地权的安全性、赋权和习惯法进行深入研究，希望对国内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农村权力关系的重构:以苏北土改为例1950-1952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长期战乱的局面。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可能比战争更深远地改造了中国社会,冲击着每个人的生活。这种结构性变革的一个突出体现,便是广大乡村地区权力关系的重新构造。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个复杂的重构过程即发轫于1950年的土地改革。本文通过对江苏省苏北土改的考察,就重构农村权力关系的策略问题,从斗争地主、动员群众和整顿干部三个方面呈现这一运动的概貌。     

农村土地市场化的改革走向

农村土地市场化有利于城市化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保护农民土地权利。中国现行有关土地使用权市场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完全的土地市场化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农地价格上的非市场化强力阻碍等因素,均制约着中国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应确立各种农村土地制度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来有效促进农村土地市场化的发展。     

地方税:制度与结构

1994年税制改革从形式上确立了我国的地方税,但这种地方税很不规范,并已成为制约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规范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的桎梏。为了改革我国的地方税,近期应对部分税种进行微调。长期目标应该是改革现有城建税,使其成为我国地方税的主体税种,辅之以其他的一些税种,进而从制度和结构上规范我国的地方税。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村社会管理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乡村治理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分配及产权归属的重大变化,最终都引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赢得农民的认同,重建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随着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摧毁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经济基础,村民自治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但是,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使农村社会日益开放多元,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村民自治逐步向新型农村社区自治转型。     

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方方

解放初期,方方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兼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领导广东省的土改运动。在运动中,他依靠贫雇农,放手发动广大农民群众,重视土改干部队伍的建设,加强土改干部队伍的整顿,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和准确地把握政策等做法,事实证明是非常成功的经验。     

由民间规则到国家制定法--析中国土地制度与地政管理的近代转型

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民事和经济法律关系主要由民间规则进行调整。近代以来,对于这些民间规则的改造成为法律转型的重要任务。就土地制度和地政管理而言,创立新的法律部门、制定切合实际的实施规则、改革民间陋习是国家制定法逐步取代旧有民间法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也是民事经济法律关系近代转型的重要特征。     

日本明治政府地税改革探析

明治维新时期进行的地税改革是日本近代化道路上重要的里程碑。尽管日本明治维新是以西欧模式为榜样的 ,但由于历史和民族的特殊性 ,明治政府推行的地税改革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个性特征。它不是通过用暴力手段完全剥夺农民并迫使其彻底破产来实现农业资本主义化 ,而是通过有步骤、有计划、循序渐进的地税改革方式 ,全面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促成了工业化发展所需原始资本迅速聚敛 ,从而为日本近代经济全面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增值税转型改革与税制完善简

在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增值税和营业税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流转税税种．增值税覆盖了除建筑业之外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大部分行业则课征营业税。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税制显现出其不合理性。为进一步解决货物和劳务税制中的重复征税问题,完善税收制度,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按照建立现代型增值税模式,我国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这一改革对推动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具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