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藏楚竹书《诗论·■疋》与《关睢》之辨

上博楚简中以二十九支竹简构成的《诗论》 ,对于《诗经》研究的深入 ,有着很大的意义。其中对于《关雎》“以色喻于礼”的论说 ,可以从上古时三月成妇的礼制内容得到妥贴的解释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笔者此前有关《关雎》乃三月成妇祭之歌的看法 ,同时也进一步表明了《关雎》一诗与古代成妇礼的文化联系     

王夫之“因《易》以生礼”的源流论

在王夫之看来,易与礼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讨论易与礼之间关系时,王夫之追溯了周王朝的政治基础,认为"周以礼立国,而道肇于<易>."①也就是说周礼的各种原则,是蕴含在<周易>中的,<易>是礼的源头.在历史上,将<易>与礼联系起来,并不是王夫之的创见,这是先秦时代就有的一种观点.当晋侯派韩宣子去鲁国行聘礼时,韩宣子观<易象>与<春秋>,就曾慨然称许:"周礼尽在鲁矣."②同样,在<易传>中,以礼释易的解释倾向也时有所见.王夫之在<易>与礼之间关系方面的创见,在于他对<易>为礼的源头作了新的论证,并认为以礼释易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易与礼之间有着一种普遍理与具体应用的关系.     

上博藏楚竹书《诗论·

上博楚简中以二十九支竹简构成的<诗论>,对于<诗经>研究的深入,有着很大的意义.其中对于<关雎>"以色喻于礼"的论说,可以从上古时三月成妇的礼制内容得到妥贴的解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笔者此前有关<关雎>乃三月成妇祭之歌的看法,同时也进一步表明了<关雎>一诗与古代成妇礼的文化联系.     

从《乐记》看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礼乐关系

<乐记>是儒家重要经典著作<礼记>中专门论述乐教的重要典籍,儒家思想素有"礼"、"乐"相统一的传统.在<乐记>中,虽然以"乐"贯穿诸章始终,但这里的"乐"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概念、艺术形态,更是与人性和情感、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乐教".它以"礼"、"德"为灵魂,并且通过与政治的结合,发挥着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乐记>中有大量的关于礼乐关系的记载,这些记载既肯定了"礼"、"乐"教化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道德属性,又揭示了二者在性质、功用和教化方式上的不同之处.<乐记>中所体现的儒家关于"礼"、"乐"相辅相成关系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礼节乐、以乐和礼、礼乐相成.正是由于"礼"、"乐"在性质与功能上的这种特征,才使中国传统乐教能够发挥政治道德功能.     

论唐代“妇见舅姑礼”的变迁

"妇见舅姑礼"是婚姻中新出嫁的女子正式成为男方家庭成员的标志,舅姑皆亡者则在新婚三月后行"庙见礼"。唐代"妇见舅姑礼"相比于前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法律上来说,唐代视未行庙见礼的新娘为妇,对在出嫁后三个月内死去的女子或称之为"夫人",或称之为"妇"。唐代公主婚姻中的"妇见舅姑礼"也经历了一个从不执行到受重视的变迁过程。     

《诗经》的哲学意蕴——以《关雎》、《鹤鸣》为例

<关雎>、<鹤鸣>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关雎>描述君子对淑女的思慕复杂情感,以匮乏的方式突显以情相感、因感而通、因感通而有人际、天人之际的建立与呵护.<鹤鸣>中的鹤鸣、游鱼、树木诸景物呈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乐园经验.如何由情感见证际,进而在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天的情意绵绵中呵护并守护际,重建生趣盎然的人间乐园,这或许构成了现代世界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通过对<诗>的哲学阐释,我们尝试突破现有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所划定的界线.     

《春秋》乃"礼义之大宗"

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从<春秋>的写作缘由及书名分析,它是以明晰礼义为宗旨的.同时,从此书中的称谓、笔削、隐讳等表达方式看,明显违反古代史官"君举必书"的书写原则.也处处以礼作为剪裁、评判事实的标准.因此,<春秋>应是通过事实传承周代礼制的礼学典籍.     

《左传》叙事体式与“礼”之关系考

<左传>第一次将上古原始叙事文体的粗线条记事加以细化,完整地记载一个史实、事件产生发展的全过程,从而开创了"言事相兼"的叙事文体体式.<左传>的这一叙事特征,其内在成因是对"礼"的记载:作者自觉地将"礼"作为记述历史的中心视点,以事明礼,使<左传>始终参照礼来记事;而"礼"以过程和细节表现其意义,要求记录者对事情的本末和细节特别关注.礼仪的言行相兼及记言明义,使得<左传>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采用事必兼言的写作手法,由此形成了言事相兼的全新叙事体式.     

《宋史·礼志》时间考辨

<宋史·礼志>虽是现存古籍中记载宋代礼制最为系统、最有权威的专篇,但其中也存在诸多年、月、日等记时讹误.这自然大大影响了其可信度与史料价值.本文尽可能在追溯<宋史·礼,}>史源的基础上,复据<太常因革礼>、 <续资治通鉴长编>、 <玉海>、 <文献通考>等重要文献对其进行考证,发现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宋史·礼勘仍存时误14处.其致误之由,大致有字形形近、记时连书等.     

从《关雎》看儒家传诗的发展

<关雎>一诗在<论语>、<孔子诗论>及汉初的<韩诗外传>、<毛诗故训传>、<韩诗薛君章句>中都有出现,各书给予了不同的解说.对此加以对比研究,可以看到,<关雎>一诗在儒家的传诗体系中,讲解内容逐渐儒学义理化,基于切实情感体验的诗学逐渐消失,代之以儒家经义的渲染和宣扬,在风格上则表现出由平实、引申到夸张、渲染,甚至带有玄幻色彩.这正是儒家诗学经典化策略之一,是对<诗经>传解所作的经学化处理.     

诗意礼学:谈上博简《诗论》所载孔子对于《诗·大田》的评析

上博简<诗论>第25简用"知言而有礼"评论<诗·大田>的卒章(即其第四章),启发我们对于此章的内容及主旨进行再探讨.此章内容的问题集中于诗中提到的"曾孙"的身份、"馌彼南亩"其事的理解等处,这些问题皆有重新研讨的余地,唯有如此,才能正确理会<诗论>的相关简文之意.简文所谓"知言"意指曾孙与妇、子馌彼南亩时知道所当讲的慰劳之言,"有礼"指曾孙对于耕作者很有礼貌.简文评论此章,是孔子礼学思想的一个展现.     

论《史记》对荀子礼学思想的接受

<史记·札书>绝大部分来自<荀子>.在礼的起源与作用,礼与战争、刑法之关系,礼之三本,礼责本而素用,礼意与礼仪之关系,礼的关键在于能思考、能坚持等七个方面,<史记>接受了荀子的思想.<史记>对荀子礼学思想的接受一方面表明荀子的礼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表明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出土文献与《诗经》学研究二题

20世纪出土文献中存有大量与<诗经>相关的材料,能够深化<诗经>研究.结合丰富的简帛文献,在更为广泛的文化背景进行考查,<关雎>诗旨的阐释经历了一个由简入繁又复归于简的过程,司马迁所言孔子删诗之说也是可信的.     

浅谈《大唐开元礼》中的释奠礼

释奠礼是中国古代学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唐代发展成为一项组织比较完备的学礼制度,但围绕具体礼仪细节也发生过一些争执与变化.<大唐开元礼>不仅能为这些变化提供佐证,更是载有定型后较完备的行礼程序与内容,对后世教育圈影响深远.     

复仇原则与伦理正义——元杂剧《蝴蝶梦》法律意蕴探析

社会正义是公案剧永恒的主题.<蝴蝶梦>展示了寻求正义所采取的最极端的形式--私人复仇,复仇之后又诉诸于官府.而官府的判案具有强烈的喜剧色彩,它集中了表现了礼大于法的集体观念.<蝴蝶梦>也因此成为典型的道德裁判剧.     

古典文学传统中的儒家释义策略——以《诗经·关雎》为中心

<诗经>文本自身的审美性与其由"经"的地位而产生的政治道德要求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儒家在解释文本--尤其是文学性文本--时的主要任务.在对<关雎>的释读中,通过认定作者和调整诗歌重心这两个策略,文本中原有的以男女情爱为中心的个人体验被置换成了道德训诫.儒家的这种对文本的控制,对文本释义权的控制,实际上决定了对读者进入体验通道的控制,并最终决定了对读者体验取向的控制.这一释义策略最终又影响了作者的创作倾向和批评态度.     

《诗经·卷耳》与上古陟神礼

<诗经·卷耳>一诗的诗义历来有不同解释,或认为是"后妃之志",或认为是征夫思妇,或认为是贵妇思夫,可是各种解说都有疑点.其实,<卷耳>所写,应当与上古陟神礼有关,诗中的登山、饮酒都是陟神仪式的组成部分.     

避雍与《诗经·关雎》的"过程说"论析

本文立足于历史和文化常识,以古代风习避雍为有力证据,力图辩明《诗经·关雎》的主题既非"吟咏后妃之德",又非"男子爱而不得乃成梦幻,幻想中有情人终成眷属"之梦想写真,其本事写的则是一个典型的爱情故事,所表现的则是一个完整而又圆满、实实在在的恋爱过程.《诗经·关雎》是一首叙事诗,而非抒情诗.     

论中晚唐国家礼书编撰的新动向对宋代的影响——以《元和曲台新礼》、《中兴礼书》为中心

王彦威在唐元和十三年(818年)编撰<元和曲台新礼>,并得到朝廷认可,标志着国家礼书编撰者的职业化、国家礼书的案牍化正式拉开帷幕.这种国家礼书编撰的新动向,深刻影响了宋代的国家礼典编撰, <中兴礼书>为我们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