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藏楚竹书《诗论·■疋》与《关睢》之辨

上博楚简中以二十九支竹简构成的《诗论》 ,对于《诗经》研究的深入 ,有着很大的意义。其中对于《关雎》“以色喻于礼”的论说 ,可以从上古时三月成妇的礼制内容得到妥贴的解释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笔者此前有关《关雎》乃三月成妇祭之歌的看法 ,同时也进一步表明了《关雎》一诗与古代成妇礼的文化联系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作者身份及思想内涵探析

本文作者认为"子夏门人"为<竹书·诗论>作者身份最科学的界定,并指出它在对儒家<诗>教精神承继中,发展并表现的新走向,对"言"的重视则表现出作者的儒家思想.     

古典文学传统中的儒家释义策略——以《诗经·关雎》为中心

<诗经>文本自身的审美性与其由"经"的地位而产生的政治道德要求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儒家在解释文本--尤其是文学性文本--时的主要任务.在对<关雎>的释读中,通过认定作者和调整诗歌重心这两个策略,文本中原有的以男女情爱为中心的个人体验被置换成了道德训诫.儒家的这种对文本的控制,对文本释义权的控制,实际上决定了对读者进入体验通道的控制,并最终决定了对读者体验取向的控制.这一释义策略最终又影响了作者的创作倾向和批评态度.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诗论”(三)

上海博物馆最近公布了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编者称 ,其中有先秦音乐的内容如《孔子诗论》、《诗乐》和几篇未见于《毛诗》的诗篇。今本《诗经》以《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为序。竹书《孔子诗论》中的序列与此恰相反 ,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雅》和《邦风》。《诗论·序》论次也和今本《诗经》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和今本《诗经》不同。竹书《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刺”、“美”的内容(《楚竹书·序》)。由此也可窥见传世文献未曾记录的两千多年前的《诗》篇和“孔子诗论”内容。本文结合古文字、古文献的考释 ,作些初步讨论。这里发表的是第三部分     

从上博简《诗论》第19号简看《诗·黍离》的"溺志"

上博简<诗论>第19号简系对某诗的评析之辞,虽然所评之诗的诗名适缺,但可据简文之意拟补.愚以为此篇应当就是<诗·王风>的<黍离>篇.此篇写东周时周大夫行役经宗周地区,过故国宗庙宫室,见其化为丘墟,变为黍离之地,感伤宗周颠覆,彷徨忧思而作此诗,此诗表现出对家国社稷的忧患意识,合于简文的"溺(愵)志"之说,但是诗中以"此何人哉",之句追究造成宗周倾覆的罪魁祸首,矛头指向周幽王.孔子对这种斥王之语,并不赞成,所以简文说此诗"既曰‘天’也,犹有悁言".从简文之意,我们可以体味到孔子王权观念的一个侧面.     

《孔子诗论》“《关睢》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楚竹书《上博七·吴命》相关问题二则

《上博七·吴命》的编联应参考传世文献《国语·吴语》,并结合其文风、内容和简牍符号等方面的特点,做一通盘考虑。同时,由《上博七·吴命》可知,在战国中晚期,劳礼仍是列国重要的邦交礼仪。简文不仅证实了传世典籍所载劳礼的可信,亦提供了符合礼仪角色的礼辞,丰富了先秦礼制的研究内容。     

《家语》与上博简《诗论》

《孔子家语·好生》与《说苑·贵德》皆有孔子论《诗·甘棠》的文句,都应是本于上博简《诗论》。《好生》兼引其中一、二两章,《贵德》则仅及其中一章。这说明《家語》的文句绝非袭自《说苑》,否则不会有《说苑》所沒有的內容。《说苑》所以能征引《诗论》,应该是采用前人传记,而《家语》所以能引到刘向未引据的《诗论》文句,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是很能发人深思的,这至少是可视为其来源较早的证据。     

《大雅·皇矣》与"文王之德"考辨

结合《大雅.皇矣》所揭示的周初历史真相,则古代典籍中所惯用的“文王之德”,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才德,而主要是指包含“武功征伐”在内的政治方略。     

避雍与《诗经·关雎》的"过程说"论析

本文立足于历史和文化常识,以古代风习避雍为有力证据,力图辩明《诗经·关雎》的主题既非"吟咏后妃之德",又非"男子爱而不得乃成梦幻,幻想中有情人终成眷属"之梦想写真,其本事写的则是一个典型的爱情故事,所表现的则是一个完整而又圆满、实实在在的恋爱过程.《诗经·关雎》是一首叙事诗,而非抒情诗.     

《夏汉字典》补证之四:字义补识(二)

本文对李范文先生编著的《夏汉字典》中的一些没有弄清楚的西夏字义进行了补识。补证的基本材料是《同音》、《文海宝韵》、《同音文海宝韵合编》、《同义》、《番汉合时掌中珠》、《三才杂字》、《纂要》等西夏人当时编写的字书、韵书。     

上博简《诗论》与《诗经·黄鸟》探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的第 9号简有论析《黄鸟》的语句 ,专家或将其定为《诗经·小雅》部分的《黄鸟》篇 ,本文论析《诗论》简文所提到者当为《诗经·秦风》的《黄鸟》篇 ,两者不可混同。只有确指篇什才能够深入理解简文之意。简文所提到的“反 (返 )古” ,在儒家思想中有特指的含意 ,即复归于古礼 ,而不是返归故乡。简文称许《黄鸟》一诗的作者对于人殉之事的困惑 ,指出其“反 (返 )古”倾向 ,这对于认识孔子的仁学理论 ,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上博简《诗论》与《诗经·隰有苌楚》新解

<桧风·隰有苌楚>是<诗经>中意义深远却易被误读的诗作之一.对于此诗,前人或释为讽刺诗,或视为悲观厌世之作,或以为是一首爱情诗.通过对诗中关键词语的辨析,这是一首意境美丽、节奏欢快的诗作,没有必要作为一首政治诗来读,若非要从中体味出"亡国之音"来,则与诗旨大相乖戾.上博简<诗论>第26简论析此诗"<隰又(有)长(苌)楚>得而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此首诗心的契机.对于此诗,从忧生之叹的视角可以看出相当凄美的的意境,但这种误读化欢快为低迷、变明亮为阴沉,与诗心出现了不小的距离.     

人文地理学与文明中心观之始原——读《尚书&#183;禹贡》

《尚书·禹贡》是我国自有文字以来首次阐述人与地关系的经典.《禹贡》划分王朝的疆域为九州,并建立五服贡纳制,反映了夏代是产生中华文明中心观念与多样化的文化生态认知体系的历史阶段,并首次接触到地理环境生态与文化生态平衡发展的问题.     

上博简《诗论》“以人益”与《诗·菁菁者莪》考论

上博简《诗论》简文“以人益”之意并非“益人” ,如《诗序》所谓的“长育人材” ,而是靠与人的交往而得砥砺德操之益。《诗·菁菁者莪》的主旨亦在于此。孔子强调“益者三友” ,即有益于自己道德修养的朋友有三类 ,即“友直 ,友谅 ,友多闻” ,讨论《诗论》简文“以人益”应当注意到孔子的这个重要思想     

上博简《诗论》与《诗·杜》探析——兼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松动及其影响

上博简《诗论》及《诗·杜》篇 ,谓是篇与“雀 (截 )服”有关 ,并谓是篇的“情”达到了极至。就《诗·杜》的内容看 ,关于其主旨的释解 ,朱熹的“求助”说比序、笺的“刺时”说为优 ,而王安石、姚际恒等的求助于宗族、兄弟之说又胜于朱熹之说。简文的“雀 (截 )”可读若绝 ,所谓“雀 (绝 )服” ,指超出了“五服”的亲族关系 ,意与“绝族”相当。《诗经》诸篇常表现“复我邦族”的呼唤 ,是对于同族兄弟友情的盼望。《诗论》两简关于《杜》篇论析 ,深入指出了走出宗族者失去兄弟间的怡怡之乐所产生的幽怨情绪 ,同时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逐渐松动而造成社会巨变的景况     

从形上之辨到理气分殊——《朱子文集·答黄道夫书》与宋明理学的思想逻辑

道、形、器关系构成先秦哲学之基本逻辑,盖道与器统一于形,以形构成道与器之分殊与融会,如以形入手揭示古典哲学之逻辑可打开先秦哲学思想逻辑之开阔地(参见《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专题)。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潜在的思想逻辑——并非去逻辑化或白描式的界说,而更蕴涵思想之缜密和语言之条理,二者的统一表达即中国传统文化之隐性形式。以此观点统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     

再谈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关市令》之“副白”与“案记”

本文结合唐宋文献与新近发现之吐鲁番文书,提出"录白"不仅仅是日令所有的概念,在唐宋时代也是广泛行用,其含义即是对正式文书的录副,而《天圣令》中所出现的"副白"与日令之"录白"义同。至于"案记"则是相关部门在文书行政过程中所作出的登记在案的记录,而新出吐鲁番文书中《唐天宝十载交河郡客使文卷》即可视为客馆"案记"之后所形成的文书。     

清华简《(旨阝)夜》与尊隆文、武、周公——兼论战国楚地之《诗》学

据《清华简〈(旨阝)夜〉》记载,《蟋蟀》一诗系周公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系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儒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其目的就是为了尊隆文、武、周公,以抵消来自其他学派非议圣贤、否定周制的巨大压力。战国时期楚地"诗教"文化发达,《(旨阝)夜》中的一些诗作则可看成是战国楚地儒士对于《诗》的一种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