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古代名谣《箜篌引》存疑续考

《箜篌引》作为古朝鲜名谣,即是中国古代汉魏乐府之乐曲名称之一,也是《公无渡河》的直接歌名;《箜篌引》来之于街陌,采取"丝竹相和,执节者歌"的艺术形式;此歌列入瑟调,一是根据古代音乐理论中的"阴"、"阳"说,二是根据作品悲剧本质;《箜篌引》歌名的认识和使用情况尽管复杂,还应主张继续称作《箜篌引》为妥。     

殉道者的人格之歌——论岑琦《闻一多之歌》、《朱自清之歌》、《雪峰之歌》

一、殉道者与人格之歌的诞生 历尽坎坷的诗人岑琦,近几年连续出了三部长篇抒情诗:《闻一多之歌》、《朱自清之歌》(此二部以《闻一多之歌》为名,1986年4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雪峰之歌》(《载《江南》1988年第3期)。著名九叶派诗人之一唐湜在《岑琦的两支歌》(《闻一多之歌》一书之《代序》)中称《闻一多之歌》(以下简称《闻歌》)与《朱自清之歌》(以下简称《朱歌》)“是两位诗人斗士的颂歌,两篇崇高的悲剧”;我以为,《雪峰之歌》(以下简称《雪歌》)     

清代蒙古族大臣柏葰出使朝鲜纪行诗研究

纪行诗在清代诗歌创作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蒙古族诗人柏葰著的《奉使朝鲜驿程日记附诗》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柏葰出使朝鲜沿途所写诗作描写了作者出使朝鲜一路的所见所感,给我们真实地再现了清代中国边疆和朝鲜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在朝鲜一些名胜,柏葰还抒发自己的怀古之情,并与一些朝鲜大臣互相唱和,这些诗歌为我们今天研究十九世纪中叶朝鲜的情况以及中朝文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

15世纪以来,朝鲜诗话兴起,明诗之评为其重要内容。有关批评大抵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朝鲜中宗至仁祖初为发轫期,仁祖中至肃宗间为发展期,英祖中至哲宗间为兴盛期。由于七子诗话及《列朝诗集》、《明诗综》的东传,朝鲜诗人多以七子为正变,公安、竟陵之变为明诗之衰,批评“明调”,认为远逊于唐宋,同时反思复古之弊,指出其种种弊端。流派之评以复古派为重心,有关王阳明、唐顺之、陈献章、袁中郎及明使之诗的评说,颇具新意。朝鲜诗话论明诗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诗话的重要补充,也是独具一格的明诗批评。     

严羽论谢灵运——读《沧浪诗话》札记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人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著作。全书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部分组成。其中,《诗评》评南朝宋谢灵运的文字有六条,加上《诗辨》、《诗体》各一条,整部《沧浪诗话》论及大谢的文字多达八条,在全书论及到的诗人中是比较多的。《诗评》云:“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郭绍虞先生《沧浪诗话校释》     

得本通末开创新篇——欧阳修《诗》学本末论析探

在《诗》学史上,以本末论的观点论《诗》,为宋之大儒欧阳修所首创。其论《诗》,谓《诗》之义不出四类: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并依据各自的内容和特点区分为本和末。在他看来,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才是《诗》义之本,而太师之职则为《诗》义之末;至于经师之业则有本有末,能求诗人之意且达圣人之志者,则为经师之本,但若仅讲太师之职且妄自为说者,则为经师之末。这一精辟独到的观点,不仅为欧阳修的《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了宋代《诗》学怀疑思潮的理论依据,并促进了宋代《诗》学诠释方法的转变。     

胡风的诗歌美学思想概说

胡风的文艺论著中包含了不少诗论文字,其中《田间的诗》、《吹芦笛的诗人》、《略观抗战以来的诗》、《关于诗和田间的诗》、《四年读诗小记》、《关于风格》、《关于“诗的形象化”》、《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诗论篇章。它全面地涉及到诗的本质、诗的创作规律以及诗的形象、题材、技巧、风格等问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诗歌美学系统和诗歌评价系统,在中国诗歌美学史上,占有独特而光辉的地位。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是胡风诗歌美学思想的逻辑起点。他说:诗是“具体的生活事象在诗人底感动里面所搅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诗是“用真实的感觉,情绪的语言,通过具体     

李白《关山月》诗义证

李白《关山月》诗之源流所自,《李白乐府探源》一文曾作过探讨,谓此诗乃“拟齐梁体”,且举齐梁诗人所作《关山月》诗句数例为证。本文则进一步认为,《李白乐府探源》所举之例,可视为李白《关山月》诗之远源;而其近源,当为初唐诗人崔融之《关山月》。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将两诗抄录如下: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朝鲜四家诗人与李调元的诗文友谊

清代诗人李调元为李德懋等朝鲜四家诗人的《韩客巾衍集》作序,对四人诗歌大加赞赏,还选录一部分到《雨村诗话》中。李德懋等人倍受鼓舞,开始了与之的诗文友谊,他们对李调元的诗才和人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四家诗人与李调元的诗文往来在文坛传为佳话,也为清中期的中朝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异苔知己在，画里接芳邻”——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仪克中的交游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道光时期诗人仪克中相识于1831年,两人有相同的学门背景和志趣爱好,通过诗歌与书画交流,两人建立了深厚友情,为中朝两国的文人交流叙写了一段历史佳话.     

朝鲜诗家与山西诗人郭执桓的诗文友谊

郭执桓是清乾隆中期的山西诗人，与朝鲜诸多文士有“澹园联唱”之谊，扬名海东。朝鲜诗家欣赏其人品、学问，并称赞其诗歌“清虚洒脱”，有李白之遗风。郭执桓在中国并不是有名的诗人，而朝鲜诗家对他却颇为赏识，与当时中朝宗藩体系的稳定、两国文人交流的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说明了清代中期两国诗歌交流的深入和繁荣。     

再谈李清照“词别一家”的理论与实践

李清照《词论》中＂词别一家＂的理念,讲究＂主情致＂的理论与实践巩固和发展了婉约词,同时要求＂协声律＂的理论和实践,明确了词这种文体发展中的独特性。     

论朝鲜文学家李德懋的以诗辅谊意识

朝鲜北学派的主要诗人李德懋以其崭新的文化意识与文学思想展开文学创作 ,同时在诗作中反映了与朋友进行思想、文学交流的过程 ,由此体现了李德懋的友道观与以诗辅谊意识 ,在朝鲜文学史上极富特色     

《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

16世纪初年,朝鲜文人(李朝时期)已经知道著名元杂剧《西厢记》。到了18世纪,文人们对《西厢记》故事已非常熟悉。韩国收藏的《西厢记》的汉文本和韩文本很多。朝鲜文人对《西厢记》的评价褒贬不一,贬之者视如灾书,褒之者奉为奇书。不少文人对《西厢记》作了深入的研究。除了派往中国的使臣和历代少数留学生及书商,大多数朝鲜文人没有机会观看中国的戏曲演出,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多数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因此对中国戏曲的理解难免会有错误。他们始终将《西厢记》当作案头文学来阅读。《西厢记》曾对朝鲜的文体文风产生过影响,一些文人还模仿它写了一些作品如汉文演本《东厢记》、汉文小说《春香传》等。     

由李齐贤《奉使录》中的诗作看其元代中国观

13世纪后半叶元朝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后,高丽文臣李齐贤曾经出使中国,从《奉使录》的诗作中可以看出李齐贤对元代中国的印象。其中既有对蒙元入主中原的负面情绪,又有对中国风物景色与博大精深文化的赞赏与认同。     

论朝鲜朱子学与李栗谷哲学

朱子学 13世纪末传入朝鲜 ,在高丽末李朝初进一步发展。它顺应时代潮流 ,成为了社会改革的理论武器 ,并在李朝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李栗谷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朝鲜朱子学理论 ,而且还为朝鲜中后期实学思想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     

朝鲜诗人李尚迪的思想文化特征

李尚迪是朝鲜纯祖至高宗时期的一位重要诗人,他的思想文化特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来,即正统的儒家思想观,边缘化的人生取向,"问学"的文化选择,慕华思想与个人的情感空间.     

李鸿章与朝鲜

李鸿章的洋务外交活动中,对朝鲜外交是一项重要内容,留下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李鸿章十分重视与朝鲜的外交。在坚持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李鸿章积极帮助朝鲜抵御列强的侵略;敦促朝鲜政府,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内政,开放对外贸易。中国被迫卷入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清廷顾及维护朝鲜的权益。这反应了李鸿章洋务外交的若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