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术、权、势”结合的学说不是法家韩非首创

长期以来,在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流行一种说法:战国末法家学者韩非在其论著中,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确切。第一,韩非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并不错,但上述流行的说法漏掉了承继田齐法家学派。韩非熟读“商、管之法”。韩非写道:“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所谓“商、管之法”,《商》指秦商鞅派法家著作《商君书》,《管》指因齐法家学派著作《管子》。《管子》战国原本确系齐法家著作。韩非所谓“商、管之法”的《管子》书,是指战国中期编著于田齐稷下学宫的《管子》原本,非指西汉时刘向改编《管子》的改编本(亦即流传至今的今本)。《管子》战国     

论墨家思想对黄老学的影响 --以马王堆帛书《黄老帛书》为例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即《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篇,吸收了墨家的兼爱、“强本节用”、尚同、尚贤、“天志”、“非命”、非攻、义战等思想,并加以发挥改造,形成了自己的发展农业生产、“行俭省欲”等思想。可以说墨家思想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黄老学派思想的形成。     

墨家思想与《诗》的关系

《墨子》大量引《诗》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其理论提供支撑。同时,其学说中以墨家的思想标准释《诗》,如《诗》中的上帝、鬼神观念以及“圣王之治道”思想。《诗》对墨家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儒墨异同

一、儒墨关系研究的由来与演化所谓儒墨关系,主要指儒、墨两家学说的异同,特别是《墨子》“十论”与孔子思想的异同。儒墨学说是“异名同实”、本质为一,还是“异方千里”、原则有别,这是有关认识和评价墨子思想及墨家学说的一个重大问题,因而也是墨学研究中的一个重...     

后期墨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正> 春秋战国之交,出现了儒墨显学的对立。墨家作为儒学的第一个批判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墨子死后,“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有相里氏之墨、相(祖)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史称后期墨家,活动于战国中后期。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墨子哲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内容,扬弃了他的“天志”、“明鬼”等唯心主义观点,形成了后期墨家的唯物主义思想体     

事物、认识与表达——墨家认识论的片断

“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墨子”“经”下“物:或伤之,然也。见之,知也。告之,使人知也。”——“墨子”“经说”下(?)这一章是墨家认识论上很重要的见解。它透露了墨家认识论是属于唯物主义的。(“见之”,表示直接观察,和墨家重“亲知”,并以“亲知”为“闻知”和“说知”的基础相适应,是以感性认识为基础的。)大家知道:墨子在先秦诸子中是以最先提倡“兼爱”“非攻”的学说出名的。他的所帮兼爱是     

上博楚简《鬼神之明》鬼神论与墨家世界观研究

上博楚简《鬼神之明》的主题和讨论的核心在于鬼神的"明知能力"。从方法论看,是从鬼神赏罚论的观点论证鬼神明知的问题。关于鬼神明知论,《鬼神之明》的基本立场是兼有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的"折衷立场"。这与今本《墨子》所见关于鬼神明知及赏罚能力的三种立场(完全肯定、完全否定、怀疑)不同,是《鬼神之明》所特有的。中期到末期的墨家世界观以天、鬼、人三层世界观为特征,即以天上世界、鬼神世界、人间世界三层结构来认识世界。三层世界观将关于天与鬼神的个人宗教信仰、三利思想、国家统治论、天人相关论全部包容在内,成为墨家思想的根基。到了墨家末期,墨家内部出现了对鬼神明知及赏罚能力深表怀疑的情况,不同的是,《鬼神之明》并非只是单纯怀疑,还鲜明地提出了"鬼神不明"这种新的学说。如果墨家内部已承认鬼神不明,个人层面上的宗教信仰、中期之后学派层面上的墨家几乎所有的理论、国家层面上基于尊天事鬼的统治论及天人相关论,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所以《鬼神之明》虽是战国时期由墨家一派形成的文献,但今本《墨子》被编纂时,必然要排除《鬼神之明》。这样也就从理论上为墨家为何从秦汉之际的历史舞台上突然消失,提供了一个原因。     

墨子的宗教思想及其内在矛盾

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言，墨家职业源远流长，“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     

屈原氏族考

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开头便说：“帝高阳之苗青兮。”可见他是十分重视他的姓氏门第的。刘知川史通·序传》认为司马迁的《史记·自序）是“征三周之故事”。可见屈原重视氏族门第，为历来作“自序”者所效法，探本寻原，莫先于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楚姓，本帝高阳颛顼氏之后，《大戴礼记·帝系篇》载之甚详，王逸《章句》，已引据之。《章句》又云：“（楚）武王潜号称王，始都于部，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古者姓氏有别，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又《亭林文集》卷一有《原姓…     

“白马非马”逻辑思想的再探讨

“白马非马”是逻辑命题“白马非马”是战国时期的形名家、辩者共同用作辩论的命题。公孙龙继承和发展形名家的学说,对这一命题加以逻辑分析,从概念之间的关系上加以论证,并且自认为“白马非马”之说是他的代表作(《公孙龙子·迹府》载“公孙龙曰:‘……龙之学,以白马为非马者也。’”) 《公孙龙子·迹府》曾说公孙龙“假物取譬”“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有些人据此而把《公孙龙子》加上政治的注释。杜国庠同志对宋代谢希深注本进行过这样的批评:“谢氏不明其     

戴震与《水经注》

一、戴震早年对《水经注》的研究孔继涵家抄本《水地记》三卷，已尘封了二百多年，现藏北京图书馆，笔者于近年有幸获睹。该书第一卷“河水”，即孔刻《戴氏遗书》中的《水地记》一卷，此为定本。二、三卷“济水”、“淮水”，为稿本，合计一百一十页，四万六千多字，其中三分之一为引自《水经注》的文字。抄本前有孔继涵亲笔书序，曰：“《水地记》乃戴东原先生二十余年前流传之稿底也，鱼门兄题云来定本。……及抄得是本，与东原语及，东原曰：‘是草稿者，不足存也。’遂出其已成之第一卷见付。”“草稿”指“济水”、“淮水”，“已成之…     

论“孝”与墨家思想

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孝观念与墨家思想有较大区别 ,但二者不是没有联系的 ,儒墨均倡孝道 ,墨家更重“孝”的民主性 ,另外 ,《孝经》中的一些思想与墨家思想也多有相似之处。     

“太一”臆解——关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的一项比较研究

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所云“太一”(大一),实际上是作为哲学概念的“太一”,亦即“道”之别名.“太一”之义,大致与《老子》之“道”、马王堆帛书《道原》之“恒一”、传世本《周易》之“太极”、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之“大恒”、《礼记》之“大一”、《孔子家语》之“太一”相仿佛,亦可与古印度吠陀经典《梨俱吠陀》之“唯一”参差比拟.它们是古人在探索宇宙生成、万物起源时所赋予的唯一的终板的根本者,惟因学派不同,故其称谓各异.追根溯源,“太一”说实属古中国“公共思想资源”之一,并非某家某派之专利.     

荀子的自然观

在不少论著中,常常流露这样一种论调:“荀子是重人生而轻自然”。但从现存的史籍看,荀子的自然科学思想相当丰富,是他的前辈及同时代人所无与伦比的。荀子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畜禽兽一而专车,鼋罨、鱼鳖、鳅鳝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富国》)荀子在批判墨家学派“为天下忧不足”的生产观点时讲这番话的,他认为广大土地上生产的五谷、瓜果、六畜、鱼鸟、昆虫等物极为丰富,足供人们生活之需要。表现了他对自然界的深刻认识.     

略说黄老学派的产生和演变

黄老学派大约是产生于战国中期,在老子思想出现之后,从老子学说中分化而出的一个学派。(依我看来,老子的一些思想可能产生较早,而形成完整的学说和《老子》成书的年代可能晚些。关于这一问题我将用另文探讨。)《史记》记载:“申不害……学术以干韩昭侯,……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老庄·申韩列传》)     

《应同》篇与邹衍、后期墨家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重台

陶宗仪《辍耕录》卷十有《重台》一词,谓凡婢之役于婢者,俗谓之“重台”;引《左传》昭公五年“日有十时,人有十位,而日臺为台”,及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辈,故舆臣台”二说为证;因以“台”乃十等之至卑下者。颜案:台为极卑极贱之义,容或取诸左氏;然“重台”之名,则昉于宋人或古已如此。宋高宗作《翰墨志》:“评书者谓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举止羞涩,不堪位置;     

赋体清源(上)

<正> 赋体之乱,在文学史上罕有其比。汉赋体征本极醒目,却在著名选家与论著中,每见与诗、辞、骈、散牵混者。司马迁传屈子之文,独于《怀沙》称“赋”;刘向编《楚辞》,全取屈文归“辞”而不言赋(《七略》又全属之“赋”类),宋玉只取其骚辞《九辩》而遗其赖以名世的诸赋。据此,骚辞与赋篇似异体别调。而扬雄谓“赋莫深于《离骚》”,又似无所谓“辞”者。自班固“赋者诗流”与扬雄“诗人之赋”、“辞人之赋”而言之,则赋竟得     

陈亮的义利观

通常以为,陈亮义利观的核心是“义利双行”(朱熹语),然而这“双行”到底是怎样个行法,我以为学界并未说得十分清楚.本文即想从陈亮义、利概念的内容、两者关系,它与正统儒学的本质区别以及影响诸方面,对此谈一点看法. 一关于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义、利概念,张岱年先生曾有一个比较明了的诠释.他说:义即当然,亦即行为的制裁.然义之标准何在,有对立的两说,一说认为应当是人民之大利,此墨家之学说;一说认为应当是人之所为人者,亦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此儒家之学说.所谓利,则是能维持或增进     

杀殉是“奴隶制的铁证”么——《十批判书》质疑之三

先父詹剑峰已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因患肺癌逝世,遵先父遗愿免除一切悼念仪式,不登报、不发纪念文章。先父生前有几篇文章与郭老商榷,《郭沫若著<十批判书>质疑之一——关于墨家和墨家辩者的批判问题》,由贵刊1957年第4期发表。“质疑之三”、“质疑之四”等文,现寄上供贵刊选用(“质疑之二”在华中师院纪念先父逝世一周年时发表,见《华中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先父生前尚对贵刊编辑们的胆识颇为赞赏,将“质疑之三”、“质疑之四”寄给贵刊只是先父的遗愿,是否选用请你们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