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学述

傅璇琮先生是浙江宁波人,他自1958年进入中华书局,一直到现在还在编辑岗位上,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后半期,他连续担任中华书局副总编、总编.他在一篇题为<我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自传性的文章中,曾说及,他于1958年刚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进入中华书局,当时虽戴着"右派"帽子,但已立下一个志愿"我要当一个好编辑,当一个有研究水平的编辑."他并明确地表示"我们要为编辑争气,树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编辑是能成为专家的."(见朝华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的<学林春秋>三编上册)傅璇琮先生在中华书局工作已四十余年,策划过不少选题,审读、加工过不少书稿,同时抽时间研究自己的专题--唐宋文学和古籍整理.本文拟从编辑学者化的角度,介绍傅璇琮先生在这方面的业绩,以供我们现代学科综合研究的参考.     

一种生物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体系--从泰勒的《尊重自然》一书看其环境伦理学思想

保罗·泰勒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界持生物中心主义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环境伦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尊重自然>一书中.他在"生物中心主义"的道德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要把"尊重自然"当作一种终极的道德态度.并且认为"尊重自然的态度"必须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通过一系列相应的道德规范和准则表现出来.     

从义理名相之关系看儒、释、道的分别--马一浮的义理名相论解析

马一浮在浙大讲儒家哲学的部分,凡八讲,虽然在这八讲里面,主要谈的是"理气"和"知能",但是马一浮却以"义理名相"为副题[1],表明他对于"义理名相"问题的重视.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录>第二卷<群经大义总说>里,还有<玄言与实理之别>一文,实际上谈的也是与"义理与名相"同样的问题.事实上,马一浮关于义理名相的认识,也出现在他的许多讲论及著作里面.马一浮正是在这个问题下面,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于儒家哲学的认识,以及对于儒、释、道三家哲学之异同等问题的看法.因此,了解马一浮这部分的认识和看法,对于深入认识和进一步探讨他的学术思想,将不无裨益.     

论宫泽贤治文学作品的“他人本位”精神

宫泽贤治将文学、科学和信仰调和到自己的个性当中,形成了偶像化,他的作品是"自他"未分的一元论精神培育出来的感性表现.宫泽对待他人采取的是被动的"他人本位"的个性立场;志贺直哉则立足彻底的"自己本位"的个性立场.如此特色表现于宫泽的<泉边人家>、<十六日>、<花坛工作>和志贺的<某晨>、<去网走>等作品中.     

论海明威与他的《太阳照常升起》

厄涅斯特@海明威不仅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先驱,而且是该文学流派中最典型的作家.战争在海明威身上留下了惨重的伤痕,它留在海明威心灵中的创伤更为惨重.战后海明威回到他的家乡,可是战争的残酷印象却死死地纠缠着他,使他陷入彷徨苦闷的状态.他变为一个没有目标的人.因此,有人说<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传记小说,或者说主人公具有海明威的面影都是不无道理的,从许多方面来看,海明威的首部小说是对曾经影响他长大的维多利亚思潮的吻别之作.     

《墨子&#183;经说上》中“湿故”的考释——墨家法律逻辑的重构

在墨家法律逻辑重构中存在一些疑难之处,疑难的核心在于,<墨子>一书中关于墨家法令绎结程序的记载含有背离墨家理论系统之处,此即"湿故"概念.对<国语·周语>等涉及法令运用程序的典籍的考据显示,"湿故"是因"实故"之讹造成的衍乱.此讹误的辨析与清除使<墨子·经说上>包含的法律逻辑的系统性得以重现.     

论《周易》生态循环律

<周易>以人与自然的相关性为出发点,通过对宇宙大道的体察和把握,架起了"天人合一"的坚实桥梁,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寻找到安身之命的终极依据."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周易>揭示的宇宙根本规律,而生态循环规律则是这一根本规律在时空中的物态表征.通过对<周易>生态循环律的内容及表现形式的分析,洞观其思想义理,为寻求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论提供借鉴.     

关于鲁迅与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的问题--从成仿吾《〈呐喊〉的评论》谈起

作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呐喊>已经定格在历史性的排行榜的最前列.很多时候,人们在阅读思考这部作品之前,已经深陷于"历史定论"的支配和影响中,而容易失去独立自主的审美判断眼光.成仿吾在<呐喊>出版不久后,提出<呐喊>可以溯源到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而今人却轻易地一概把它视为是对鲁迅的严重非礼.其实,<呐喊>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至少在形式格调上有不少相似之处,成仿吾的意见并非仅是"挑刺"和"非难".日本的自然主义起源于法国自然主义,但并未继承左拉的真谛.<呐喊>看上去近似日本文学,但其深层的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对国人"人性"的怀疑和诘问,又画开了它与日本文学的天然不同.成仿吾没有读透这一点,并非是他的浅薄.时间、阅历、功夫是解读鲁迅的先决条件,这同样也适用于成仿吾.     

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一大关戾--纪念《新小说》创刊100周年

文章就纪念<新小说>创刊100周年,谈到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写私情,还是写群情;是"纯文学",还是有"功利性";而是在于写的情真不真,善不善,美不美.而且,这种情,还得放在当时时代中来加以考察.文学创作的发展与观念的更新关系重大.梁启超及<新小说>所提出的一些新观念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新小说>之所以能开创了一代的风气,很重要的一点是注意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读者在其周围,为此从经营方式,到期刊的内容与形式等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与尝试.但后来"新小说"的发展走了一段弯路,这主要还是拜金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日常生活的沉沦与拯救--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十分庞杂,然而在他的哲学思考中却始终体现着他对人类生存现状尤其是人的日常生存的忧虑.在<存在与时间>这部成名作中,海德格尔用独具特色的哲学术语描述和批判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沉沦.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他转向技术探求人类异化的根源,认为正是现代技术制造了常人,导致了人在日常共在中越来越远离他的本真存在.进而,海德格尔提出了解决这一困境的道路诗与思,主张通过诗意的栖居破除常人的统治,回到一个澄明、无蔽的本真存在的源始世界.     

略论东汉王朝克定陇蜀之战略战术

平定陇蜀战争是光武帝刘秀消灭割据势力,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后一战。文章着重研究了刘秀运用先东后西、先陇后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和争取可能争取的力量,以敌制敌,各个歼灭敌人的策略及其对后世军事家们提供的有益启示。     

试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篇言十二,实叙十三”问题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篇言"十二诸侯",实际上却记叙了十三个诸侯国的盛衰大事。对于其"篇言十二,实叙十三"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或是认为没有把吴计入在内,或是认为忘记更改篇名,或是认为没有把鲁计入在内,或是认为没有把秦计入在内。其实"十二诸侯"是有特殊来历的,司马迁是用"十二诸侯"来代称表中的"十三诸侯"。"十二诸侯"这个固定概念的得出是与司马迁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观紧密相连的。"十二"之数和《史记》各篇数目一样,体现了儒家的一种天道观,有一定的象征,寓含着天道运行之意。     

觉醒与抗争:北洋军阀吴佩孚民族意识述评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的直系首领,在激烈动荡的年代,曾纵横捭阖,翻云覆雨;或排斥异己,挑起战端,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长期以来,被视作"反动军阀"与"人民公敌",然而,这并非其人生的全部。"五四"时期以"爱国将军"声名鹊起;北伐之后,落魄下野,即使处境艰难,仍以家国为念,面对日伪的威逼利诱,依然洁身自好,自全名节,浓厚的民族意识渗透其一生的方方面面,晚年演绎了一段失败英雄的悲壮传奇。     

宋濂"文""道"思想及其婺学渊源

在元末明初天下纷争之际,宋濂作为浙东之士,受婺州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强调并论述了文道合一。宋濂注重经世致用,强调文人的社会责任感,这一思想有着明显的婺学烙印。其婺学渊源有非常清晰的传承,宋濂在婺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宋濂和刘基因与朱元璋的君臣遇合,将婺学的内核思想提升到一种文化政策和官方意识形态,对明初文化制度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v至诚的革命者？优秀的文学家？—对柳青及《创业史》的再认识之二

作为革命者的柳青,他是合格的,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但是作为艺术家的柳青,则是有严重之不足的。他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其结果是令自己成为了至诚的革命者;他长期地深入生活,其结果是令自己更坚定地为元产阶级政治服务;他遭遇“文革”的灾难,其结果是令自己固守“生活本位”的文学观念;他晚年对《创业史》进行了修改,其的结果是把自己的创作进一步推向了概念化和虚假化。     

林纾抄本小说《明时演义》考述

《明时演义》是林纾在民国期间抄写的一部报章小说合集,现存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属海内外孤本.小说作者、发表刊物均无记载.本文对林纾抄写该小说时的心境及这部小说的内容作了论述,通过考辨指出,其作者应是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程道一,该文刊于民国时期的北京报刊.抄本小说《明时演义》对了解当时的报刊文学发展及目前的林纾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王逸著述考略

王逸曾参与了《东观汉记》的编撰工作,他的著作除了《楚辞章句》外,留存于世的作品非常稀少。后人所辑,也有不少疏漏。按照《后汉书》对王逸作品的归类,依据书目记录和后世的辑佚,可以考知的王逸著述有"赋"类两篇——《机赋》和《荔支赋》,"书"类一篇——《与樊英书》,"论"类一部——《正部论》,《折武论》和《玉部论》是《正部论》中可以考知篇名的两篇文章,"杂文"类现存有《临豫章教》残句。     

梁武帝之倡儒与萧梁经学之复兴

梁武帝＂本自诸生＂,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礼法教育,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梁武帝潜心经学研究,对儒家《五经》皆有著作,阐发新义,成为国子学及地方官学的讲授内容。梁武帝重视儒学教育,设置了一整套的学校教育制度,并以＂经术取士＂,他甚至一再到国子学考察生员,鼓励破格取士。梁武帝倡儒,注重制礼作乐,修五礼,定雅乐,获得了＂专事衣冠礼乐＂的称誉,使萧梁成为南朝经学极盛之时期。     

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历程

本文对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历程进行了分析和梳理，认为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呈现为三个阶段：其早年至任吴县县令之前，受当时前后七子复古风习的影响很深，创作上摹拟的痕迹比较重，是为摹拟期；而其在吴中的两年间，则一改旧习，创作以打破格套为特色，是为新变期；离开吴中后，其文学思想开始转变，创作上也逐渐向传统审美规范回归，是为回归期。新变...     

气候灾异与吴嘉纪诗歌风格的形成

清初著名诗人吴嘉纪创作了大量气候灾异诗,这在诗歌史上极为罕见。东淘地区水旱频繁,吴嘉纪深受其害;同时他耳闻目睹灾害中贫民的悲惨遭遇,极为同情。这一切使他异常关注东淘的灾异。吴嘉纪以诗为史,记录了发生在周围的气候灾异以及灾难下民众的生活,不仅丰富了方志中的气象史,也反映了灾异中百姓生存的艰难,官吏、盐商、富户为富不仁的实际情形。另一方面,东淘频年的灾异、艰苦的自然环境,对《陋轩诗》严冷危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