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学绳尺》看南宋文论范畴——“老”

“论”是南宋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论学绳尺》是一部收集南宋时期省试优秀“论”作的选文点评集。集子中批语多以“老”字点评文章。集子从文章的用语、结构及作者的修养等方面揭示了“老”的内涵，说明“老”是宋人追求的一种境界；从社会文化背景和审美取向上探讨“老”的成因，有利于整体观照宋代文学，加深对宋代文化的认识。     

杨万里性论的儒学构成

杨万里气学由性学涵衍、又与性学界别,正合乎张岱年先生所论“杨万里,可说是南宋初年独立的思想家,但也与程门有一定联系”。杨万里气学优游于宋代理学的理、气、心、性之间,而出乎性学,提出了“情可去,性亦可去矣。不惟性可去,阴阳亦可去矣”。杨万里性论在面向人间世和立足气本的同时,进而论证了他的性论是“三才体用不息”的道、善、性在体、用、质三个方面的反映。杨万里论性区分内、外,他是看到了性的内在超越和外在客观性的,由此将他自己的性论从善恶论、性本论中析离出来,就不能不是南宋理学有特色的一族。     

祥瑞与害兽:象在宋代礼仪中的内涵之争

宋代重视礼仪用象。宋代君主有意识地突出礼仪用象的祥瑞观念，使其意义表征更加与宋朝的创立相联系，改造了历代史书中关于象的书写模式。至南宋时君主利用象所具有的祥瑞内涵，使象成为表明其统治正统性的工具。南宋初不少大臣反对礼仪用象，视象为“害兽”，否认其具有的祥瑞属性，反对象的缘由也从“违物性”变为“诚心爱民”，从中展现出理学新的天观与君主论。     

严羽“别材”说臆札

诗如何表达情感?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取什么材料,二是用什么方法。南宋严羽的“别材”说,所论即是这一问题。严羽的“别材”说是针对北宋苏轼、黄庭坚诗论以及宋代诗坛时弊而发的。苏、黄力倡从书本中拾取古事旧辞为诗材,主张以用事为法,酿成宋代“掉书袋”诗风,导致诗道日益衰微。严羽看到苏、黄之论对诗坛的不良影响,因而一反其道,提出“诗有别材”之说,主张从客观物象中摄取诗材。     

"永嘉四灵"对宋初"晚唐体"的继承与发展

“晚唐体”在宋代有过两次兴盛,一次在宋初,一次在南宋后期。前者以“九僧”等人为代表,后者以“四灵”为代表。“四灵”的诗歌在艺术风格、创作题材和写作技巧等方面对宋初的“晚唐体”都有所继承和发展,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积极的革新意义。     

从"文以气为主"到"气以诚为主"--略论宋代气质观念与诗学

曹丕“文以气为主”的文论命题对于后代影响甚为深远。时至宋代,心性学兴起,士人注重心性修养,气质向道德本体和心性回归,相应地在诗学领域对这一命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使之符合气质中和的要求。宋代诗学中的气质论较之六朝、唐之气质论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宋代心性学与道德形上学渗入诗学的自然结果。     

宋代诗歌章法理论与"起承转合"的形成

作为诗论的“起承转合”包含了三个要素:所论对象主要是律诗,以各种比喻、从不同角度来强调诗歌各部分间的逻辑联系,十分注重诗歌各部分与诗题的联系。“起承转合”之法的诸要素在宋代已经形成。这是宋代诗歌章法理论本身的发展和唐宋省题诗赋规范交互作用的结果,与经义作法的关系不大。     

从南宋诗话探讨理学与宋诗学的理论建构

理学对宋代诗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在作为专门的诗学理论著作的南宋诗话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本文以南宋诗话为中心,从诗学的本体论、功能论、创作方法论、欣赏论、批评论、风格论和诗人修养论等方面来探讨,分析理学影响宋人诗学理论建构的各个方面。     

"诗中有画"辨析

苏轼论王维诗画,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此语一出,自宋代以至于今,便以“诗中有画”作为诗歌美学的重要标准去评价诗歌艺术。以“诗中有画”概括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个性特征,这样的评价标准,存在谬误,缺少辨析,不足以立论,是不可取的。     

宋人词体论审测

词的发展步履艰难,先是经过了几百年的涵养,最后才乘着西蜀和南唐两艘小船,在风雨飘摇中,摆渡到了宋代社会这个“大海洋”中.经过宋代词人的推陈出新和苦心经营,终于蔚成大国,跻身于姹紫嫣红的宋代文坛.那么,宋代词人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创作指导思想支配之下迈着艰难的步伐去完成时代所赋于的“任务”呢?从总体倾向上看,可以分为三个系列:其一为自歉、自谦、自嘲和自责式的词体论,其核心是“词为小伎”和“词为诗余”论;基二是“自是”式的词体论,其核心是“词别是一家”和“倚声”说;其三是“自尊”式的“词为诗之苗裔”论.这三个系列各有秋千,鼎足而峙,所持的见解和代表的倾向各不相同,构成了宋代词论家有关词体论的主要内容.     

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

对南宋科举及第者进行区域分析,可以分为及第者数递减型、及第者数维持不变型和及第者数递增型三种类型,后者以浙东明州庆元府为代表.通过对南宋末期两名庆元府出身的科举官僚王应麟与黄震作个案考察,可以发现,在南宋后半期,庆元府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转化为学术的时期,地域学术和科举已经一体化,思想活动与应试学问和谐共存.这是庆元府及第者数递增模式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地域社会背景.     

试论文璧降元问题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胞弟文璧在宋亡后降元,后人对他褒贬不一。宋亡前,文璧是个合格的忠臣孝子。宋亡后,他为保护文氏家族,弥补文天祥忠孝不能两全的遗憾,被迫降元;对此,文天祥内心虽有矛盾和痛苦,但实际上已经予以默许。文璧降元固然是对宋朝不忠,但也不必深责。因为在元朝统一中国后,历史任务有所改变,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必再以是否忠于宋朝为标准。文璧在出任元朝地方官后,为保护南宋遗民、恢复战争创伤和安顿文氏族人尽了全力,对元初社会发展有所贡献,他仍是个值得肯定的人。     

试论南戏《张协状元》的价值

宋南戏《张协状元》是现存最早的完整南戏剧本,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认识宋代社会生活,特别是由科举制度带来的婚变;认识早期戏曲表现戏剧冲突、塑造人物形象、安排戏剧结构、提炼戏曲语言的艺术经验;认识南戏的戏剧形态,并通过剧本中留存的宋杂剧片段,探索宋杂剧的艺术形态;认识当时剧作家、演员和观众的戏剧观.     

《全明词》对稼轩词接受情况的调查分析

有明一代,《草堂诗余》盛行,但仍有许多词人热衷于追步辛稼轩。与宋、元比较,《全明词》对稼轩词的接受面更宽,接受度更强。事实证明,在推动稼轩词经典化过程中,明人并未缺席,且为清初稼轩词风的流行作了铺垫。究其原因有三:词学理论的转向、豪放词风的延续和时代因素的影响。从明词与稼轩词关系入手,可为进一步深化对明词的认识、重新估价明词的历史价值找到一个新的观测角度。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论宋代老学的思想价值

宋元时期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期,老学的发展由此也发生了变化,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结合的角度,王安石、司马光、范应元、董思靖、张伯端等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分析,对流传至今的宋代《老子》注本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从文本诠释的角度来看,宋人解《老子》重视义理,并开以道教内丹解《老子》之新风;从思想的层面看,宋代老学重视心性之学的阐发,儒家注重阐发道德性命之学,道教注重发挥内丹心性理论,佛教则重在明心见性,同时宋代老学也反映出儒、道、释思想的互相包容与深度融合;宋代老学研究者身份的多样化和突出的思想创造性成为宋代老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其对理学的影响以及于道教义理建构上的贡献是其中两个突出的方面,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在不同思想之间彼此激发所呈现出来的蓬勃创造力。     

宁宗前期的宋金关系述评

主要对南宋宁宗前期的宋金各方面的关系进行阐述、分析和评价。着重探讨从开禧北伐到嘉定和议期间宋金之间发生的较重要的历史事件,评述当时双方都存在各种决策的失误,导致丢掉了在防御中求统一的机会,从此再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最终双方相持得以在衰弱中延续,继续维持其末日的来临。     

'词哀于元'辨

元词历来评价不高,被认为是词体历经唐家兴盛之后的衰落期。'同衰于元'似乎已成定论。本文对此说法提出怀疑,并通过对元代词体发展的具体分析,指出导致词体衰落的诸多因素在南宋业已存在,而元词就其本质而言是南宋词的自然延伸,'词衰于元'之说,元人恐未肯任其咎。文章认为,前人对元词的评判存在着两个基本偏颇,一是在元词的断根问题上有所失误,二是评判标准上的不完善。本文就此提出了'以元归元'的原则及四个标准．以此作为确定易代之际文学的划分依据。     

邱葵《钓矶诗集》探析

南宋爱国诗人邱葵的《钓矶诗集》揭露元军侵宋的暴行,表达对元廷的强烈不满,表现崇高的民族气节,同时也体现潜心学问、积极勉励后学的精神。邱葵诗风沉郁顿挫,语言自然质朴,通过一系列的景物和人物意象,表现了在复杂动荡岁月中的爱国思想和高洁品格。     

流坑董氏家族书院考略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流坑董氏家族书院始创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鼎盛于两宋,衰落于元代,复兴于明清。千余年间,流坑先后创办了名为书院、书屋、精舍等各类学校40余所,培养出文武状元各1名、进士34名、举人200多名。流坑董氏家族书院教育的发展,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教育目标的两重性;二是教育经费来源多样性;三是师资来源的家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