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典型范例——论鲁北的棉花产销合作

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实施棉花产销合作的重要区域和山东省推行棉花产销合作的开首之地,鲁北地区的棉花产销合作以棉花品种改良与棉花产销合作组织发轫之早、发展之快、数量之多、组织管理之成熟而处于全国领先水平。通过棉花产销合作,推动了棉花品种的改良与推广,提高了棉农的生产效益。但是,受时势等诸多因素影响,棉花产销合作结果仍不尽人意。     

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以《独立评论》为例

20世纪30年代,早在<申报月刊>进行中国现代化大讨论之前,<独立评论>知识分子就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现代化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如统一与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及统一与建设之间的关系;政权统一是靠武力还是靠政治抑或是靠经济;建设应无为还是有为;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是工业化、是复兴农村还是农村工业;留学是盲目还是理智等等.<独立评论>知识分子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贡献了各自的才智,他们的言论虽带有一些理想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国民党当局的决策,他们虽"言人人殊"却又"殊途同归"——企盼中国能早日实现现代化.     

二十世纪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典范——《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八十周年反思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已发表80周年,用现代视角审视,由于它具备了社会学注重科学方法论,对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进行解释并提出了具有独到见解的解决方案等特点,可以被认为是一部社会学著作.而从由它指导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来看,该报告更是20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典范.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的意义和局限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拓宽了中国知识界的研究领域,使其跳出了文化决定论的怪圈;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视野,使他们认识到现代化是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心为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作出积极贡献,促进了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但这场论争仍未能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全面展开,没有超出知识分子的狭隘范围,缺乏足够的广泛性和实践基础,未看到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力量。     

论20世纪初中国文化对西方音乐的影响

20世纪初,西方音乐进入中国社会,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影响着西方文明,由此出现了一批富于中国文化元素的西方音乐作品.其中有的受中国民间艺术形式的影响,有的以中国古典诗词为创作基础,有的采用了中国曲调.尽管这样的作品数量不多,且在运用中国文化元素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甚至误读,但无疑表明中国文化对西方音乐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银行资助与农村内生金融的形成——20世纪20-30年代对培育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探讨

如何建立农民“自有自营自享”的农村内生金融组织,是近代中国农村金融能否顺利开展的重要环节之一.20世纪20- 30年代对培育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探讨表明:农村信用社有存在的必要性,但在农村经济衰败的情况下需要银行出资推动建立.这一主张体现了经济合理性,但银行的出资者身份易使其成为农村信用社的最终决策者,银行的逐利行为往往使农村信用社在组织建设上疏离贫农与民主管理.由银行资助而形成的农村内生金融组织容易与农民产生隔膜,农村内生金融组织应当在健全内部制度的基础上引入银行资金.     

中国新音乐:先锋旗帜下的寻根畅想

本文从原动力与精神主题、文艺审美观与色彩指向、建树与局限三个方面分析中国新音乐的特质,透过新音乐对线性时间和因果律、必然律的消解与颠覆解读重新审视,探讨新音乐与中国现代文学不谋而合异曲同工之处,得出中国新音乐先锋旗帜背后的寻根畅想.     

对弘扬中国民族传统音乐的思考——从《中国民族音乐集成》说起

弘扬民族传统音乐离不开学校音乐教育,随着对民族传统音乐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入,当下,在各类音乐教育中融入民族传统音乐,并将其作为基础性教育已经成为又一大前沿课题。本文就弘扬民族传统音乐这一主题来阐述几点拙见。     

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世界与中国的改变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演变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对1929——1933年大萧条原因进行反思：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的管制是错误地总结了30年代银行危机的教训的结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由化和证券化成为美国金融市场的最重要特征。     

论“新感觉派”的艺术创作风格

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 曾被人们称为上海洋场文化中的一朵“恶之花”。作为都市文学的一个分支,在审美追求上,它既不同于以“乡村幻梦”来反映“城市梦魇”的京派小说,更迥异于同时代以茅盾的作品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小说。新感觉派小说以一种独有的话语方式,对人类精神存在的展示,是源于新感觉派小说作家对社会、历史、生     

急功近利阻碍学术的发展

“学术”，在《辞海》中的解释是指较为专门、系统的学问。它是知识这个大金字塔的塔尖，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和指导意义。因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五四运动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长期的思想桎梏得以解禁，学术界反弹式地出现繁荣局面。孔范今在《在新学术视野中反思与重构》中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前期……一篇硕士或博士的学位论文就可以名噪天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关系发展史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关系发展大致经历了压力下的修复(1980～1984年)、发展中的分裂(1985～1989年)、沉寂中的变异(1989～1992年)、喧哗中的深化(1993～1999年)四个时期,分别代表了两者关系的起步、发展、曲折前进和深化四个阶段。这意味着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不断融合,不断成熟,不断发展,两者的关系也由此逐步回归学术本位。     

明清时期民众运动与小说关系之互动——兼论晚清以降“新小说”运动的传统动力

明代中叶以后通俗小说在民间广泛传播,使民众运动在思想资源、斗争策略及行为方式等诸多层面受到了它的深刻影响。官方在平叛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小说"诲盗",从而导致小说禁毁在明清两代趋于法律化与常态化。而一些有识见的官员与士人则从中看到了小说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一改过去鄙弃小说的态度,积极参与小说的批评与创作,试图将小说创作引入封建伦理思想的范围之内。在这种双重作用力的影响下,小说创作发生相应变化,往日的艺术活力日渐销蚀,走上了庸俗化的发展轨道。迨至晚清,维新人士在民众运动的潜在影响下——基于传统小说负面效应与巨大魔力的历史记忆与想象,加之域外小说"正面效应"的直接刺激,发起了"小说界革命"运动,开启了中国"新小说"的纪元时代。民众运动与小说的这种互动关系,是明清时期小说发展演变的重要特点,为其他民族国家所罕见,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新中国的非洲文化研究六十年

非洲文化研究是中国非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人对非洲文化的研究稳步向前推进,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介绍到研究、从具体文化学科到总体思考的发展轨迹。但客观地讲,中国对非洲文化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内是十分落后的,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开始发展。     

寻根溯源 独辟蹊径——评张荥翼的《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

晚清以来全球化浪潮以其巨大的物质与精神力量给中国文化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这已经成为历史事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影响逐步深入,文学研究者们面对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全球化与民族性的二元张力结构,以庄严的使命意识与价值焦虑提出了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与文论的“失语症”等前沿话题。近年来,中国文论研究者众说纷纭,洞见迭现,张荣翼的《冲突与重建——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下文简称《冲突与重建》)就是其中颇富创意的论著。该论著通过研究自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     

“新左派”与鲁迅的中国

新时期鲁迅研究的进程,是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时代脉搏跳动的。由于鲁迅研究在建国后前三十年形成的显学、官学地位,使得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的认识,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只能遵从官方规定的结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对旧有束缚的每一次破除,都是研究者争取自由思想的学术勇气的体现,同时又成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推动力。这里刊登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回顾新时期鲁迅研究,肯定成绩,揭示问题,表达着学术研究者冲破外在的和自身的禁锢,自由思想、自主创造的愿望。     

一个“造反派”的知青研究——专访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先生

潘鸣啸,原名Michel Bonnin,法国汉学家,在巴黎获哲学学士、中国语言与文化学硕士及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当代史,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当代社会民主运动以及民工、就业等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进行有关中国知识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在多种法文或中文刊物发表论文。     

必要的还原与精深的阐释——评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

《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的论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广阔的言说可能。它注意把理论家的著述纳入到流派、思潮的大框架中加以研究,采取左右渗透、对照的联系性横式结构,在整个新诗的文化背景中探究20世纪40年代现代诗学的历史进程与流变规律。它充满独立的思想发现,或以对诗学研究空白、遗漏点的填补,拓展学术新领域,或努力突破成见,在老问题上出新观点。同时它材料丰瞻,立论平稳,思辨色彩浓郁,在某种程度上深化、推进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研究。     

公选实践的理论探讨——评《公选公正论——中国公开选拔制度的政治哲学研究》

公开选拔制度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它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推行推广于90年代,发展成熟于近十年。二十多年来,公开选拔制度始终引领着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日益彰显出制度创新的生机与活力,被公认为是干部人事制度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改革。毋庸讳言,这一制度在实际操作中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