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人公司的治理

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公司法增加了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现结合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规定和非一人公司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在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规定的框架下，主要从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两个大的方面入手探讨一人公司的治理问题。     

股债融合视域下的公司治理:现实检讨与法制回应

随着期权、混合型投资工具的出现以及轰轰烈烈的公司法竞争,股债融合兴起,导致股东投票制度失灵、管理层信义义务失效、一股一权规则悖谬以及相关主体认定的困难,诱发了一场公司治理危机。我国当下的公司法改革,需要评估金融创新带给公司法律制度的具体影响,着力提升公司法制度对资本的吸引力和在全球化时代下的竞争力,同时要丰富类别股的设置、规范股东投票权的行使、限制股份出借和股权互换,推进公司治理法制的回应性变革。     

论我国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结构

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 ,主要是公司治理上没有独立性。在我国现行的《公司法》中找不到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独立性的法律依据。因此 ,要强化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独立性 :一是要对现行《公司法》有关条款进行修订 ,从立法上确立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框架 ;二是要借鉴国外双重委员会制的做法 ,构建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 ;三是对国有独资公司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一人公司制度研究

一人公司的出现对传统公司法理论分别提出社团性、治理结构和有限责任问题的挑战,结合我国立法实践,为完善一人公司的立法,本文提出了完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加强规范实质一人公司和完善一人公司资本制度的建议。     

解决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的一种新思路--建立积极动态法律防治机制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本质上是对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消极防御机制.该制度通常在相关债权人利益直接受损时才适用,具有被动性和消极性;而且不能根治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对公司经营机制的破坏,呈现出治标不治本的局限.因而建立一种全新的积极防御机制势在必行借助经济法理念,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尤其需要完善监事会和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并将二者有机整合,使其成为解决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的一种积极动态的法律防治机制.     

一人公司股东有限责任探讨

2005年《公司法》确立了一人公司制度。一人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具有法定性:一人公司股东在公司法上承担有限责任需要具备公司法所规定的规范前提,一人公司股东在司法中享受有限责任,需要依法完成举证责任。     

债权人介入公司治理原因论——以债权人与公司关系为线索

以公司法规范为标准,对公司享有的债权,其实现的保障手段可分为公司法外、公司法内、公司治理内三个层次。合同、担保等公司法外方式,未能突破外部性瓶颈,保护效果有限;公司法内提供了法人格否认等具体制度,但大都是在权力配置外给予保护,存在着被动性和对债务公司的依赖性。两者都不能解决公司资产非正常减少危害债权的问题。同时,债权人与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债权人也是公司资产的供给者,却承担了不相称的经营风险,并随时为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买单。债权保护的有效手段,必须在公司治理范围内寻求,应赋予债权人对公司资产保有和维持的一定话语权。债权人保护现状和我国的实践探索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公司法比较研究

祖国大陆公司法与台湾公司法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比较海峡两岸公司法在立法沿革、公司种类、资本制度、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公司重整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借鉴台湾公司法近80年的立法经验,可以对祖国大陆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我国《公司法》中一人公司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旧公司法对一人公司予以有限制地承认,而新公司法不仅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法性,并且对一人公司作了一些强制性的规制。但是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规制尚显单薄,有待进一步完善。笔者在本文中对一人公司又提出了一些应对治理措施,尤其是对实质意义之一人公司的特别规制,试图找出一种适合一人公司的发展道路。     

冲突和平衡：股东权利与公司权利

公司作为社团法人,孕育了复数的权利主体,其理论基础为公司的财产架构和公司治理结构。股东权利与公司权利的分合乃至冲突构成公司运行的常态,为此需要借助公司章程、公司法等内外力量,采用不同的路径对失范的权利进行导引和法律规制,在各权利主体间求得平衡。     

公司自治与公司社会责任的公司法困境

传统意义上的公司自治主要关注公司与股东、公司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关系。公司社会责任这种社会利益代言机制的兴起, 衍生出了公司自治的第三种维度——公司相对于社会的自治。公司社会责任之具体化法律条款, 若落实于公司法中, 则会以泛道德渗透的形式多重限制公司之自治空间, 而侵损商业社会之根基。将公司社会责任之具体化法律条款剥离于公司法之外, 在保障公司自治的前提之下, 以外在约束而非内在制衡, 实现公司所应承担的社会价值关怀, 是公司社会责任法律进化的应然性选择。     

校园暴力的法律思考

校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笔者从法学角度对校园暴力的法理内涵进行界定,对校园暴力法律类型与法律责任进行了探讨,认为校园暴力可以分为行政、民事和刑事性质的三种校园暴力基本法律类型,行为人基于实施不同类型的校园暴力行为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校园暴力需要依法治理。因此,应加强防治校园暴力的专项立法;健全教育法律法规的人格权保护制度;完善校园暴力的行政法律救济途径。     

船员服务簿管理法律制度

从国际公约、国内法律相关条文出发,指出船员服务簿作为船员从业许可证和培训合格证的实质;将船员服务簿的内容分为静态基本信息和动态记录信息,并总结各部分信息的作用;论述船员服务簿上船长、船公司和海事管理机构的记录要求及法律地位;以国际公约为依据,考究发达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结合中国的法律实践,提出建立服务簿信息保护制度和取消在服务簿上记载海事管理机构的检查记录的建议。     

清算期间公司法律地位与诉讼主体资格

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的分析 ,结合相关的理论学说以及国外公司立法的内容 ,认为我国公司在清算期间的法律地位应与其诉讼主体资格相对应 ,法律地位不明确就会导致诉讼主体的混乱。公司法应明确规定公司在解散事由出现后到登记注销前为清算期间 ,在此期间公司依然具有法人资格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参与诉讼     

对我国票据丧失之法律救济制度的思考

票据作为完全有价证券,一旦丧失,持票人便无法行使其票据权利。虽然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于票据丧失后的法律救济给予了较为完整的规定,但是实践证明目前已有的法律救济制度仍不够完善。为此,在对该制度的基本内容给予详细阐述的基础上,对其在具体适用中所存在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对我国票据丧失之法律救济制度的建设略尽微薄之力。     

公司超范围经营之法律后果研究——兼论无关联主义

针对公司超范围经营的法律后果问题,分析了公司经营范围的性质,指出公司经营范围属于公司的特别民事权利能力;运用历史考察的方法,探讨了相关法律的演变过程;结合合同效力的法理,并遵循私法公法相区分的思想而得出结论：公司超出经营范围签订的合同,其效力应就该合同本身进行判断,而与公司对于经营范围的超出毫无关联,是无关联主义。无关联主义完全可以通过解决某些法律问题而得到实证。     

社会企业公司化及公司法回应

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型社会企业已然存在,而中国公司法上并没有其容身之处。现行公司法以传统商事公司为目标对象,并未将社会企业纳入其规范视野。《民法典》构建的营利与非营利二分法法人体系,将公司性质限制在营利法人范围之内,造成一定程度的法律体系冲突。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企业利用公司框架和市场机制实现社会目的,需要对《民法典》相关条款的文意进行目的解释。公司法修改亦应走出公司是仅以营利为目的,且须遵守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路径依赖。通过提升现有公司法规的包容性,制定专章或专条,将公司型社会企业纳入公司法,建构相应的社会目的实现机制,为社会目的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适宜的组织法保障。     

对国有独资公司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探讨

国有独资公司是国企转轨公司制运作的较为常见的实现形式,一方面这是国有企业建立企业制度的积极探索,另一方面又因其具有股东唯一的特殊产权结构造成内部法人治理制度的局限性.文章分析了国有独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缺陷,明确应以董事会建设为核心,以引进外部董事为措施,完善国有独自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依法治国的新思考

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和实施,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而将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或含义仍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符合法治国家的理念与标准。遵循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应将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或含义确定为“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有效监督”。     

董事对债权人的民事责任

目前,国外公司法大多规定董事违反法律、法规和章程而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公司法也应明确作出该种规定.该种责任应是一种法定特别责任,具有法定连带和法定加重的特点.其责任构成要件应包含董事执行职务时主观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以及与债权人损害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