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诗学思想的内在演变 ——以《唐诗评选》《姜斋诗话》为考察中心

王船山《唐诗评选》、《姜斋诗话》两部诗学著作的写作时间前后相距约三十年,二者较为明显地代表了船山中年与晚年的诗学思想.通过比对分析可知,船山诗学思想既有承续连贯性,也有嬗递变异处.船山对唐宋诗各个阶段的优劣升降,对杜甫、王昌龄诗的品评,对诗歌法度的态度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内在演变.     

从《诗经》饮酒诗看周代的酒礼及酒德

周代是我国造酒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酒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十分重要。《诗经》中有许多作品表现了周代的酿酒、饮酒等活动,这些诗篇的主旨反映出隆礼、重德的文化精神。其中"祭祀诗"反映出酒与周人宗教生活的关系,酒是沟通天人关系的重要媒体;"宴飨诗"直接描写王室贵族的饮宴活动,体现宗族团结、敦结亲情的礼义之道;"农事诗"表现周代春祈秋报的祭祀礼仪,以及酒的生产和使用情况;"谏酒诗"是对饮酒活动的规谏,体现周代酒德观念对生活和行事的约束作用。     

酒中蕴含的深味与至境——从《饮酒》其五看陶渊明的人生体悟

作为中国古代士大夫追求隐逸之志和真朴之趣的代表,陶渊明在《饮酒》其五中以理性的思考、鲜活的感受、丰富的情韵,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与自然同化的人生体悟,真切细致地表现了超然尘外、悠然自得的人生境界。     

郝经与方回和陶《饮酒》诗之比较

郝经和方回作为元代追和陶渊明《饮酒》诗人的代表，其诗歌都是借和陶诗的形式浇自己之块垒。但由于各自人生追求以及生活境遇的不同，在对诗酒生活的描写、对功名节操的态度以及对陶渊明精神的取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反映了陶渊明《饮酒》诗对元代诗人多层面的广泛影响。     

论严嵩《南还稿》的艺术成就

严嵩为明嘉靖朝要臣,然囿于奸臣之名,学林对其诗名诸多贬斥。《南还稿》为其晚年最后一部诗集,然学界目前对此关涉不足。通观《南还稿》诸诗,较之严嵩此前诗作,诗风转为自然朴实,诗作多抒真情实感。除此,于《南还稿》诗中,可观得其作品中景情交融之纯熟、修辞手法之停当、意境烘托之洗练的作诗技巧,于诗歌创作而言,诸般技巧实则已至圆融。《南还稿》不仅显示严嵩晚年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亦可反映其晚年心态,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郝经与方回和陶《饮酒》诗之比较

郝经和方回作为元代追和陶渊明《饮酒》诗人的代表,其诗歌都是借和陶诗的形式浇自己之块垒。但由于各自人生追求以及生活境遇的不同,在对诗酒生活的描写、对功名节操的态度以及对陶渊明精神的取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反映了陶渊明《饮酒》诗对元代诗人多层面的广泛影响。     

“气”和“势”的时空化过程——《姜斋诗话》论诗的形象构建

传统诗论探讨诗歌的形象问题,总和某种特定的哲学形态和思想观念密切相连,其构建过程则以营造一种时空间感的方式实现。船山论诗,以此为据而又有所突破。其中,气是形象在诗中时空化的本体依据,势是形象时空化的外在特征。如此,于内,是求诗中意之神、理、气的合一;于外,便是求诗之外在空间形态和艺术张力,在敛与纵、藏与显之间,建构了富于张力的意义空间。     

王船山《思问录》对理学思想的建构 ——《太极图说》为中心的诠释

《思问录》是王船山学术思想的重要内核,其中蕴含着“太极”“动静”“人极”等理学概念,既融合周濂溪《太极图说》理论取向,又贯通了张横渠“气”学思想,以此颠覆陆王心学体系,实现对儒家传统的思想超越,由此亦体现出明末清初儒学在哲学义理方面的新发展。     

从《蓉洲诗文稿》探究沈光文生平事迹

季麒光《蓉洲诗文稿》的发现,为沈光文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通过《蓉洲诗文稿》中的相关作品,可探究考证之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如沈光文生年、赴台时间、到台后活动等。     

简论《饮酒》(其十七)诗的寓意

文章在征引大量有关资料的基础上 ,分析陶渊明《饮酒》 (其十七 )诗的寓意 ,阐明此诗是以刘裕讨伐其政敌司马休之为题材的作品。     

《老子》“道经”首篇阐释

“道经”首篇是《老子》全书之总纲,当从“以老证老”、考虑语境、整体把握这三原则出发来考察,方能正确地阐释本章之旨。其中“道”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形而上的“非常之道”,而“无”和“有”则是老子分别对远古蛮荒与近古物质两个时代的称呼。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浅析日语中的“ティル”及其汉译问题

“ティル”是日语中表示动词“体”的重要语法形式,也是日语学习的一大难点。在不同的语境中,根据前接动词的不同性质,“ティル”可以表示“动作的持续”、“结果的状态”、“单纯的状态”、“历史回顾”、“习惯”等不同的意义。但则人们通常翻译成“（正）在～”“～着”“～了”等。这里从“ティル”的体语义出发,对具体汉译中的“ティル”与汉语动态助词“在～”“～着”“～了”的对应关系进行考察,目的在于加强并澄清人们的认识。     

汉英日语中颜色词“红”“青（蓝）”“绿”的感情隐喻考察

汉语、英语、日语中的色彩词“红”“青（蓝）”“绿”都有丰富的感情隐喻。由于人类有着许多共同的生理现象,从而使得颜色词在不同的语言中存在相同的隐喻;同时又由于文化的差异,这些颜色词在各语言中也有各自独特的隐喻,这里通过对比分析,以揭示它们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     

由“气格”到“气韵”：宋代诗学尚“气”的两种范式

宋代诗学崇尚一种刚大之“气”,这与宋代尚“气”的士风有关。宋初欧阳修等人面对晚唐五代的衰靡而矫厉士风,当时的诗风崇尚一种雄健豪迈的“气格”,追求一种波澜阔大的气势,但容易失之于诗艺上的粗疏;北宋中后期以后,士风转向深沉内敛,诗学转而以“气韵”为高,将刚健之气内蕴于瘦硬的句律之中。苏轼、黄庭坚所代表的这两种诗风正是宋代诗学尚“气”的两种范式。     

“道”与“行大道”之解读

“道”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与灵魂。从现代认识论与科学观看,“道”是人们对宇宙世界中“万物”之“性”、“万事”之“理”、“万变”之“律则”深刻认知的高度综合与概括,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与运行法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与一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依据。“大道精神”是此核心与灵魂的结晶。复兴与弘扬大道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模式”及其普适性初探

“中国模式”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的一种认知态度,自提出伊始就争议颇多。它的提出某种意义上具有挑战美国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嫌疑,有可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另一托词;它只看到了中国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而忽视了其中应汲取的经验教训。“中国模式”仅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实国情。     

从“非美”到“泛美”--中国当代美学的思想误区及其出路

当代中国美学以否定西方经典美学思想为开端,致使美学学科失去自身的知识依据,完全受制于哲学的主客观问题而不能就美本身的问题展开,因而出现“非美化”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新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在试图消除“实践论美学”偏颇时,又以存在、生命、自由为本体,把美放大成生命的全部,呈现出“泛美化”倾向。当代中国美学只有回到美自身的领域,科学地传承美学固有的经典思想,尊重美的边界及审美事实,才能真正建构起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     

关于“七夕”文化的几个问题

“七夕”作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其中蕴含了上古文化演变的许多奥秘。首先,过去对于形成神秘数字“七”崇拜的原因揭示不够,通过对七曜、二十八宿、北斗七星等天文崇拜形成的历史原因的分析,可使神秘数字“七”崇拜成因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得以多角度、深层次的揭示。其次,牛郎织女故事的发源有着坚实的中华文化基础,从文化发生的角度探讨该故事的起源地,对于认识“七夕”文化的民族特性不无意义。再次,过去对于“七夕”乞巧与女性生产劳动之间的关系有足够认识,而对其中隐含的生殖文化内涵少有研究。从两种生产的角度深入考察,对于揭示“七夕”文化的本质特征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道家非美而成就大美的吊诡

《老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的根本意思是主张不知美之为美,防止由价值歧视导致价值反转。为此,老子重点指出了“美”之恶,庄子又在其基础上大谈“恶”之美,这类思想可称为“非美倾向”。老庄不预设美丑观念来判分万物,不以世人所美为美,反对把单一形态的美立为鹄的来加以追求或齐同天下。由此,他们否定哗嚣之美和齐一的美,肯定异量之美和本色之美,突出内在精神之崇高和人格性情之美。可见,老庄非“美”,是要成就大美之天下。这种思想体现出他们对宇宙全体生命的关怀和独特的审美情调,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审美视野和审美心胸,并在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领域全方位地奠定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根本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