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跨文化对话的反思

文化对话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对于跨文化对话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尤其对所涉及的对话资格问题、对话双方地位是否平等问题、文化通约性问题以及文化对话目的等问题均值得进一步思考。惟其如此,我们对跨文化对话才能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否则对话有可能蜕变成迷失自我的"自我殖民主义"或唯我独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论以赛亚·伯林的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主义的内在张力

以赛亚·伯林从批判传统的价值一元论出发,系统地阐述他的价值多元主义思想,并将其自由理论建立于这一理论基础上。但伯林未能从根本上整合两者的关系,从而使得伯林的自由主义和价值多元主义之间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内在张力。正视、澄清两者之间的矛盾,有助于我们准确地领会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及其思想。     

价值多元主义的政治意蕴——在自由与价值选择之间

论述了价值多元主义认为现实世界的价值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不可通约与冲突的。没有理性的标准能提供完整的理由来解决价值的冲突;个人对价值的选择必须要具有自主性,而不是要求消极自由的优先性。指出价值多元主义表达的政治观念催生了共同体中积极公民的形成。     

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及其困境

理性主义一元论认为,人文科学问题与自然科学一样只存在唯一正确答案;对正确答案之外的所有认识,不仅不能宽容,而且要坚决消除。伯林指出理性主义一元论是导致20世纪极权主义不宽容心理的哲学根源。与理性主义一元论"不宽容"理念正相反对,伯林倡导蕴含宽容精神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认为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并非只有一种正确答案,诸答案间不可通约。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但因其深陷于诸价值的冲突之中,而导致"只有有了自由,自由才可能"的理论困境。     

论古代东西方法律文化的比较方法

学界研究比较方法的理论很多,但研究比较法的方法论还有待时间的沉淀.文章在阐述古代东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基础上,分析了比较法的一般性方法论,说明古代东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的特殊性.     

库恩科学语言观的转变──对不可通约性的一种解说

不可通约性是库恩哲学理论中重要的也是引起最大争议的概念。库恩不可通约性建立在其新的科学语言观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概念变化所引起的不可通约性,既与语言结构变化有关,更与认识主体世界观的变化有关。库恩科学语言观的转变对知识论、真理观、存在伦等都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并使科学具有了人文的意义。     

从英汉语言的文化差异现象看文化的不可通约性

透过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现象 ,说明语言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从而证明文化的不可通约性     

托马斯·库恩后期的科学“文本”思想

通过分析考察托马斯·库恩一生的代表作 ,可以看到 ,关于科学“文本”的解读和科学“文本”发展的模式一直是他研究的主线和核心。在其后期 ( 80 - 90年代 ) ,库恩全面审视了自己以往的思想 ,提出用“语汇的词法结构”的方法重新诠释科学“文本”的不可通约性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论争到趋同——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辩论的终结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第三次辨论的初始阶段呈现出范式间论战的特征 ,辩论出现了两个纬度 :理性主义范畴内各学派之间的论战和反思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挑战。这些学派在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上表现出不可通约性 ,它们之间的论战成为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力。后来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论争逐渐成为第三次辩论的重心 ,并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是 ,随着这一重心的出现 ,两派理论开始朝着趋同的方向发展 ,并终于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学理辩论失去了批判和质疑带来的活力 ,趋同显示了辩论的终结。当然 ,这也为新理论范式的兴起提供了机会。     

融汇中西的跨文化对话与学术创新——重读《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札记

赵炎秋教授的著作《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分为三大板块,贯通西方文论、西方文学与中西比较文学.立足中国的学术立场,对西方文论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的批评与反思;以深入浅出的论述、明白晓畅的文字进行文本解读;从具体的阅读中砥砺心智,表达自己的一孔之见.简要论之,该著跨越中西,沟通古今,在融汇中西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对话与学术创新.     

东西方文化差异与人权对话

主体性与平等原则是文化交流的规律,这已被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东西方文化发展造就了不同的人权观。作为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东西方人权观之间的交流必须建立在自主选择和平等对话的基础之上。     

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看英语的合作原则

合作原则是指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为了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言语双方都必须遵守的一定的原则。在语言交际中,人们只有谙熟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才能最大限度地履行英语的合作原则。通过分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探讨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应用英语合作原则的定位。     

在对话中传播在传播中对话——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传播学意义

巴赫金及其学说是多面而开放的,在世界范围内,巴赫金研究已经呈现出“有多少个研究者,就有多少个巴赫金”的复杂现象。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关注巴赫金,20多年来,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研究、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研究方面,鲜有人从传播学的视角审视巴赫金及其学说。文章试图发现对话与传播的契合,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巴赫金对交际模式的解构与重构,从中发现巴赫金与传播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发现对话理论令人惊异的前瞻性。在对话中传播,在传播中对话,正是我们对传播的期许。     

私密话语向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扩张

私密话语进入作为公共领域的大众传媒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首先，社会文化语境的转换为私密话语向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扩张提供了精神导引；其次，消费主义思潮的兴起为私密话语向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再次，西方精神分析学说、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思潮的涌入为私密话语向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扩张提供了理论支撑。     

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

通过对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理论的反思,必然引出"文明对话"的论题。从对现代化、西化、全球化概念的历史反思,提出"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以及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儒学是否有第三期发展前景"问题的认识;从"文明对话"、"文化中国",论证儒学创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对话理论的实际运用分析

本文通过对争论语基本内容的辩证分析,与争论语的定义对比,综合概述了对话理论。详细地界定了对话理论,及此理论的实际应用。同时以在大学中的集体活动为例展开理解分析,突出了该理论在群体活动中重要意义。对对话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及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语言文化研究中各流派纷争的原因分析

通过分类阐述现代西方语言学、翻译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思潮和流派及其发展脉络,发现就科学和人在哲学中的地位而言,这些流派大致可划分为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等三种主要思潮。分析各流派之间的纷争原因,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了解各学派的本质和未来发展方向。     

跨学科视域下“文化翻译”评析

文化翻译不是专属于任何一个学科领域和任何一个特定范畴的话语,我们至少可以在翻译研究、民族志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中频繁看到它的影子。文化翻译一词出现在翻译研究、民族志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中,所表达的内容不尽相同,甚至相距甚远。翻译研究的文化翻译与语言翻译相对,强调翻译过程中文化意义的传达,认为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文化塑型的力量。民族志文化翻译基于民族志实践,将考察、表现他族文化的过程视为文本化和翻译的过程。后殖民研究的文化翻译则取翻译原本的"移动"之意,与"文化杂合"、"文化离散"同义,表现后殖民语境中的一种文化生存状态。     

钱锤书文学研究的“对话”理念

“对话”是钱锺书文学研究的核心理念,其以“通观一体”的精神与“和而不同”的原则,努力寻求在“他者之镜”观照之下的中西双向平等阐发,以期实现话语双方“视域融合”之后的理论创化。这种“对话”,不但消除了不同理论话语之间的樊篱与沟壑,克服了中西文论难于“对话”的话语困境,而且实现了理论自身的深度开采与多元整合,因而对于我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以及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翻译领域语言层面研究与文化层面研究的相对独立性

翻译领域里,文化研究和语言研究各有自身的研究范围、方式和目的,分属一个研究对象的两个不同层面,两者可以共存。语言研究关注"怎么译",属于应用翻译学,其价值在于前瞻性和规定性,在于对实践的一定指导作用,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理想的机器翻译。文化研究关注"为什么译",其理论价值在于后顾性、描写性和解释性,在于对翻译现象全面深刻的认识,在于为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化学、哲学等提供理论基础。文化研究将成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翻译研究不应该,也不会回到以语言转换为全部内容或"本体"的老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