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诗选注》札记二则

钱钟书先生的力作之一《宋诗选注》,1989年9月出第二版,就重印而言为第六次。钱先生在《第六次重印附记》中写道:“—九八五年重印后,我又有些增改,主要在注释里。这书又将重印,而纸版损旧,得全部重排;出版社容许我有机会,把修订各处都收入书里,我很欣幸。”对于钱先生的修订工作,王水照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好:“钱先生的所有著作,从《谈艺录》、《旧文四篇》、《也是集》(两书又合编为《七缀集》)到《管锥编》,都有反反复复的‘增补’、‘补订’、‘补遗’,而且都是‘明码标价’,而不是暗中‘改头换面’‘自我整容’。……这些修改,除少数属于订正外,绝大多数是增补例证,发展和完善论     

说“气象”

文艺理论界一般都认为我国古代文论中的“气象”是指诗词的艺术风格,①笔者认为,气象的基本涵义是指诗词形象,相当于今天文艺理论所说的“艺术形象”。 气象首先是“象”,是生动,传神之象。谢赫《古画品录》以六法的标准评画优劣,第一条即“气韵生动”,气韵即顾恺之所谓“神”。谢赫也称气韵为神韵,说:“气韵,生动是也。”画中人物颊上添毫“如有神明”,眼中点睛“便欲言语”,称传神,有神韵.杨维桢《图绘宝鉴序》亦云: “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作为形象的概念,气象之“气”含气韵之“气”的意义;气象即生动、传神的形象。请看:     

气韵并非“传神”

本文认为气韵与“传神”是两个不同范畴。比较之下,有神明之美与神动之美之别、虚静与感应之别、超迈与力遒之别。在谢赫的“六法”中,还隐含着重神略形的“物感说”与推崇形似的“写物说”的对峙及共处。气韵以“传神”作解这桩千年公案的成因,在于气韵于“余意”有所欠缺,而这却是“传神”之长。     

《管锥编》梦说谈片

人对梦的探索是人对自身的反观。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梳理了中国古人对梦的探索，反映了中国古人对梦的成因、本质，对梦的生理心理特点都有自己独到见解，在某些方面已达到世界梦说先进水平。《管锥编》还探讨了梦与文学的关系，提出了“不可与说梦者，亦不足与言诗”，“欲‘烛’知‘心境’，必‘蹈’勘‘梦区’”等重要命题。     

论徐复观“气韵生动”释义中对主体的发现——兼谈中国传统画论的两条现代阐释路径

“气韵生动”是中国传统画论中的核心范畴,自谢赫首提以来历代学人对其义理皆有阐发。20世纪,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在对“气韵生动”进行释义时,将主体的地位放到了突出的位置：首先,艺术作品中的“气”因主体精神的融入而得以完整现出,并呈出生生之动的“气韵”之貌,“气韵”是艺术作品呈现内在精神“生动”之貌的基础,“生动”是艺术作品中“气韵”流动的状态,此之为徐氏“气”生乃至“韵”动的“气韵”观;其次,他还从“气韵生动”范畴生成的角度,探出了一条以主体的发现为潜藏脉络、以“艺术性的人伦鉴识——传神之‘神’——‘气韵生动’”为内在发展理路的历史线索。徐复观对“气韵生动”范畴的现代阐释明显有别于以邓以蛰、宗白华等为代表的其他20世纪学人,为中国传统画论的现代阐释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人物速写与“气韵”传达

气韵,指文章、书画的风格、意境和韵味。气,是指自然宇宙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韵,指事物所具的某种情态气和韵都和神有关,故有神气、神韵之说。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总结出的六法论把气韵生动放在首位可见,一幅作品的气韵是非常重要的。唐代张彦远在《历代     

于"气韵生动""法"之外的美学游想

“气韵生动”是南朝画家谢赫在所著《画品》中提出“画有六法”的第一法。“气韵生动”作为一个美学命题,在中国绘画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美学涵义也早已跨越了“法”的领域以及谢赫和他的时代。从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的角度,本文较系统地陈述、分析了“气韵生动”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的衍生、演变与发展动态。     

夏后氏为何“尚九”

丁山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夏后氏文化之特色尚九”;“夏后氏礼乐制度,无不纪于九”。诸如所谓九州、九鼎、九畴,等等。那么,夏后氏为何如此崇尚“九”呢?有必要探究一下“九”的本源。《说文解字》:“九,昜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许慎所谓“昜(阳)之变”,绝非九之本义。《周易》卦爻,最初并无阳九、阴六之称。由《左传》、《国语》的记录看,“春秋时代,人们尚未以‘九’、‘六’代表一卦的阴阳爻、”,“至后人作‘十翼’,这才出现了‘九’、‘六’之称”。(刘大钧《周易概论》)而作为数字之九,则在“十翼”之前若干世纪的殷墟卜辞里就已存在。因此,许氏之说乃是以末为本。     

谢赫“六法论”之“气韵生动”探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艺术呈现出空前繁荣活跃的局面，谢赫《古画品录》所提出的品画艺术标准“六法论”，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像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以谢赫的观点来看，画作不仅需要表现外在的形和色，更需要注意表现内在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只有这样，画面才会有生动感人的艺术魅力。所以，“气韵生动”实为六法之首。     

山谷“韵胜”刍论

什么是黄庭坚的审美理想?有人说是“绝俗”,有人说是“自然成文”,这都有道理,不过似嫌片面。笔者以为不若从山谷文字中拈出“韵胜”两字来,予以概括,把“韵胜”看作是山谷审美理想的核心或总纲。钱钟书先生在其《管锥篇》中说:“吾国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文者,北来范温其人也。”(第四册第189条)此说似不够准确。而在这一条文字的末了,钱先生又引吕本中诗话说,“吕本中《紫微诗话》记范氏‘既从山谷学诗,要字字有来历’;其言     

管锥之连类取比──钱钟书著述思维论证特色

阅读钱钟书先生的创作《围城》、《人鬼兽》、《写在人生边上》等,你会为其连珠妙语,精巧比喻,幽默风趣而倾倒;学习钱先生的论著《谈艺录》、《旧文四篇》、《管锥编》等,你则为其打通中外,贯穿古今,博大精深,文采斐然而折服。单就《管锥编》四卷巨著,据统计,征引四千多位作家的上万种著作,其中西方学者及作家达千人以上,近两千种数种语言的著作,如此内容广博而精湛的论著,实为空前。无论《谈艺录》,或者《旧文四篇》,或者《管锥编》,钱先生的论证思路,有其明显而突出的特色,那就是以管锥集中而敏锐的研究视角,不论古今…     

论《管锥编》对刘勰和《文心雕龙》的批评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包括《谈艺录》)里,并没有对刘勰和《文心雕龙》作过专章研究,但据笔者粗略统计,他在这两部著作里,称引、论述到刘勰和《文心雕龙》者有近百处。罗列、排比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他对刘勰和《文心雕龙》批评的多,肯定的少,说得不客气点,钱先生对“谈艺人师”刘勰和“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都并不怎么佩服。当今论坛,《文心雕龙》业已成了“显学”,扬之者谓其不刊,抑之者且不许与批尾家比迹。是耶非耶?听听钱先生的意见,那实在也是很有意思的。     

评《〈管锥编〉述说》

《管锥编》的修辞造句格外讲究,特不容易解读。“文字乃迷误之源”;作为《管锥编》的传述解说,《〈管锥编〉述说》不曾走出文字的误区迷津。作者对《管锥编》语文的一知半解、无知妄解、高深玄妙的误解、煞费苦心的曲解,小到词句,大到意思,都随处可见,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著的名誉。作者犯的其他错误,像逞私智、谬托知音、沿误传讹之类,也是迷误文字结的果。“最好的批评都是称誉”,想不以“教训作者”为忤。     

钱钟书的陆游诗歌研究述略——文学本位研究的范例与启示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中,有很多对陆游诗歌的成就、风格以及优劣之处的精到的评价和论述,这些评价论述对学术界更加深入全面研究陆游有很多启示;钱先生在研究陆游以及其他众多诗人时,采用的都是实证的方法与比较的方法,这些方法并不新异,但却得出了令人信服、出人意料的论点;钱先生在研究诗人时,时刻关注的是诗人的“作品”,是作品的“文学性”,这是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为真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     

从李善的《文选》注到骆鸿凯《文选学》——《昭明文选》研究管窥

《昭明文选》是现存的第一部大型诗文总集。从前,“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唯‘《选》学’与‘《红》学’耳。”(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近年来,形成一股研究《文心雕龙》的热潮,又有了“龙学”一名。相对而言,若干年来对《昭明文选》的研究,却显得比较冷清,虽然不断地有尤刻、胡刻《文选》影印本出版,有《文选》李善注本重新标点排印出版,有曹道衡、沈玉成点校的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排印出版,有被誉为近代“知选学者”黄侃的《文选平点》的出版,但是,无庸讳言,我们对《文选》的关心和研究,与“选学”之名很不相称。继《昭明文选译注》(第一册、第二册)之出版,今年八月,长春召开首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昭明文选》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广泛交流了意见,回顾历史,分析现状,并展望未来。可以预期,《昭明文选》研究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三论庄子

在《论庄子》(见1961年2月26日《人民日报》)这篇论文里,我说:“关锋同志的《庄子哲学批判》(见《哲学研究》1960年7—8期),已经对于庄子哲学作了深刻的批判,挖透了庄子的‘底’了”。近来又作了一些进一步的研究,我觉得关锋同志对于庄子的批判在基本方向上还是正确的,但是,庄子哲学的“底”似乎还需要再挖一下。关锋同志说:“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是这样一个三段式:‘有待’——‘无己’——‘无待’。‘有待’、‘无己’、‘无待’是庄子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     

钱钟书先生读正谢赫“六法”

钱钟书先生读正谢赫“六法”南朝谢赫所著《古画品录》，开篇即讲“画有六法”。自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述谢赫“六法”以论画理之后，“六法”声名日著，各种论画著作鲜有不言“六法”者。然而，“六法”句读张彦远先就破句失读，后继者更是将错就错。１９７９年，...     

再论《管锥编》对刘勰和《文心雕龙》的批评

拙作《论<管锥编>对刘勰和<文心雕龙>的批评》刊出之后,(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读者或有以为话还没有说完的。一位老先生还赐教说:“你说《管锥编》谈到《文心雕龙》的有近百处,看你的文章好象《管锥编》谈的并不多,大概对百处的材料大多数未用,似可再作补充研究。”为承接读者和老先生的盛情,笔者就将上次文章里“为省词弗,存而不论”的部分作些补充分析。     

陶诗三首系年

<正> 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历来编在一起.这十二首诗是否同时所作,其说不一.清人温汝能说:“年谱义熙十年甲寅,公年五十.此诗(按;指‘昔闻长老言’一诗)是年所作,故云‘奈何五十年’也.计其弃官归来,至是得十年,故下章又云‘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也.”(《陶诗汇评》卷四)他以为属同时之作.与他同时的蒋薰则提出了不同意见:“《杂诗》十二首,前七首皆是‘岁月不待人’意;‘代谢’以后,却有谋生羁役之感.至末‘袅袅’六句,恐非《杂诗》,或《拟古》之十,亦缺落不全者.”(《陶渊明诗集》卷四)到王瑶先生则首次将其析而为二,以前八首为一组,系于晋安帝义熙十年甲寅(公元414)年,后四首为一组,系于晋安帝隆安五年辛酉(公元401年)并指出最后一首“诗意隐晦,无从确定年代”,但从编次顺序看可能与前面的三首“为     

“恣君之所使之”中“所”字之我见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第一册,把《触龙说赵太后》中的“恣君之所使之”解释为“任凭你怎样支使他”。在《古汉语通论》(十二)中,又把“所”称为“特别的指示代词”,认为这“所”字指代“使之”的方式方法。其后,郭锡良等编的《古代汉语》承此说,认为:“所使之:指支使他的方式。‘所’:指示代词,指代‘使之’的方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