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历史哲学

总体上看,陶渊明历史哲学的观点主要体现于他的《命子》《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附尚长禽庆赞》等诗文中。在历史发展问题上,陶渊明认为人类的历史体现为来自远古的展开,是一个天运或天命的过程。同时,陶渊明认为历史是"道德"的呈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陶渊明有自己的标准:在历史中能够表现"道德",即便是以微弱的作用表现"道德"的,都是应当认可的英雄;相反,如果没有"道德"的因素或者"道德"特征不明显的人,即使是气吞山河、胸纳九州、包藏四海,建立了惊天动地伟业的君王将相,也应当无视其存在。     

宋儒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宋代理学家在其特有的历史哲学指导下对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许多人物作了点评。两宋理学的奠基人程颐、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均仅以道德标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尺度， 缺乏以历史主义的眼光， 以社会价值的标准去评判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视野， 不能认识“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正面作用，一味地将历史道德化、以道德理想主义的态度看待历史与历史人物， 表现出使现代人难以理解的迂阔和保守     

能用生产力标准取代道德标准吗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尺度，但并不否定道德尺度；历史评价高于伦理评价，但却不能取代伦理评价。主张“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促进作用就是最大的‘德’”，既违背社会历史上某些道德的恶曾起到“历史发展的杠杆”的作用的事实，又在理伦上犯了把生产力发展与道德进步直接同一的错误。不仅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能成为判断道德进步与否的直接依据和标准；而且即使一个现存的社会关系是被生产力的所肯定的，是必然的，也不等于它所带来的一切都是公平的、善的、道德的。生产力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属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问题，对其应具体地历史地辩证地加以考察。     

道德标准之标准探析

道德标准是判断行为善恶的价值尺度,道德标准多来自约定俗成,因而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内容。用不同的道德标准评价同一道德行为,往往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可见道德标准本身也需要评价。评价道德标准的原则性标准应当是不证自明的,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不妨碍人类作为种群的延续＂和＂人人平等＂二原则。     

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论朱子与陈亮的德性与功业之争

陈亮以社会结果和现实功效为标准来判断历史发展成功与否,朱熹则用道德动机来判断功过是非.个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一个是放弃历史发展观而纯粹以是否践行了道德理性为判断标准;一个只看到原始生命的价值,一个没有把德性本体客观化.把两者的观点加以比较和分析之后,更为客观合理的第三条思路就自然显现出来,即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的综合运...     

历史与审美

历史传记的最高境界是审美境界。历史传记的审美化包括这样两个特点：第一 ,它对历史人物的态度是理解性的,而非褒贬性的;第二,它对历史人物的判断是欣赏性的,而非评论性的。历史认识的审美取向不是某一种特殊的或特定的视角,而是一种普遍的或超越的视角。它的基本原则是凡历史都是美的。审美判断是最具个性化的判断形式。而历史评价的审美判断就意味着它要求在评价历史时,必须尽最大可能地承认和肯定每一个人对历史所独有的评价原则和判断标准。     

苏轼历史人物评价思想研究

苏轼评价历史人物是其历史评论的重要内容。他的历史人物评价有以下特点:在道德至上的评价标准下运用一正一反的对比评价方法,侧重对关键历史人物和争议历史人物的评价,最终达到针砭时弊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目的。     

从替曹操等人翻案谈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

广大民众出于社会良知,约定俗成地形成了鉴别历史人物的一般标准。这些以道义为基本内容的评价标准,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正能量。人性的光辉,使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超越阶级樊篱,关注国家前途、社会和谐和人类的命运,保持高尚的品格和情操。肯定这样的历史人物,有利于积极地引导社会历史向良性方向发展。而个人建立的事功无论多大,也不等同于历史贡献。不论是非,单以事功为标准评价人物,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会产生负面效应。数十年来,史学界对草菅人命、给后世造成恶劣影响的曹操等人翻案,有悖于正确的评价标准,分明站错了立场,是反人类、反文明、反历史的。     

生产力标准能够直接作为道德评价标准吗?

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中,由于把生产力标准泛化,有人片面曲解生产力标准,简单地把生产力标准等同于道德评价标准,引用生产力标准直接进行道德评价。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生产力与道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根本上讲,生产力标准是评判道德历史进步性的标准,即道德评价的历史标准。把生产力标准直接作为道德标准进行道德评价,主要是混同了道德评价的标准与评价道德的标准。     

从历史观的维度看道德价值的本质

从历史观的角度与从价值观本身的角度看道德价值的本质存在层次上的差异,后者只说明善与恶的分界,前者是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进一步说明.判断善恶的历史标准又源于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而带有历史必然的东西不一定表现为"客观的善",这需要正确理解社会进步、道德进步、道德合理性等概念,以求对道德本质的科学理解.     

历史人物评价再思考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引起了新的讨论,从实用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来理解历史人物的作用,必然陷入错误。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必须遵循历史的原则与阶级的原则,同时要依据三个重要标准,即要看历史人物是否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否代表了当时社会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否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历史人物的类型及评价标准

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争论而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老问题。争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当时当地”标准和“现实需要”标准两种主张都是片面的。而要解决这个重要的老问题，关键性的一个环节是将历史人物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情况，然后结合不同类型和情况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另外，有必要重新认识与评价标准相关的列宁的一个命题，这个命题在过去被人们误解了意思。     

论欧阳修《新五代史》的编纂特点

本文主旨是通过对《新五代史》编纂特点的考察,揭示历史编纂与史家、时代的关系。体现于通排纪、传和善恶必书中"不没其实"的义例原则,反映了欧阳修以功业、道德标准评价历史和人物,并把功业标准作为道德标准承载体的理论;人物传全部采用类传的形式,揭示出北宋中期史学在经学影响下以儒家思想为品评人臣标准的倾向;而欧阳修对旧史志的高度简化,则反映了他以拾遗纠谬的态度和朴素的唯物方式对待历史上天人关系的思想,开启了二十四史中以"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原则书写纪、志的先河。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

评价历史人物，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一个领域。同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一是见识上的高下，二是资料上的丰寡，三是判断的当否，四是爱憎标准的不同。“知人论世”是评价历史人物重要的方法论之一，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去“评价”历史人物，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论定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善恶是非，一是察其言而观其行，二是看其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发展、历史进步。     

（人教版）初中新课程标准历史教科书人物编写特点刍议

(人教版 )初中新课程标准历史教科书在历史人物编写上 ,从广泛性、生动性、思想性、启发性、主体性和直观性等方面 ,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各具性格特征的历史人物 ,成为新教材编写的亮点。     

作为道德批评者的历史家

本文作者在评述了美国资产阶级历史研究中过去两种主要趋向:所谓“科学的”历史研究和道德评价的历史研究之后,大肆鼓吹把这两种趋向结合起来。他满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使两者相辅相成,给资产阶级历史研究重新添上活力。这只能是枉费心机。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标榜“科学”的历史研究无非是一种假借科学的名义来欺骗人民的把戏。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由于其所处的剥削阶级地位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限制,就使得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也决计找不到合乎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来;而且他们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还往往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真象。所谓“成为反映独立的外在现实的一面光滑的镜子”不过是自我吹嘘而已。至于以道德批评家自居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下道德判断时所使用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也就是本文作者所供认的实用主义标准。很清楚,他们依据这种标准下道德判断,目的是要为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的罪恶行径进行可耻辩护。总之,不论是所谓“科学的”历史研究,还是道德评价的历史研究,它们都是伪科学的、极端反动的,它们都同样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效劳,而且濒于破产。而作者认为这两者结合就能看出资产阶级历史研究的前途,那只是自欺欺人罢了。     

创伤记忆与影像建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书写维度

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电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承担着更多的历史责任,要以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来进行艺术的审美建构,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重视历史中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表现和传达,怀着温情去书写人的历史与人的记忆,以过去的人的生命体验去触动、感染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需要在审美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取得平衡,避免消费苦难、消费暴力,符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弘扬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建构不能忘却的民族文化记忆。     

论道德形象

道德形象是人类在一定条件下基于特有的道德认知和塑造能力对主体作出善恶评价或形成与善恶相关的印象。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形象",也不同于历史形象、文化形象等概念。"道德"作为名词限定"形象"时,"道德形象"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而当"道德"作为形容词来限定"形象"时,就有"道德的形象"和"不道德的形象"。道德形象可以区分为个体道德形象和集体道德形象。道德形象与人类道德生活密切相关,道德形象对个体和集体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的细化

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既是诱惑侦查理论研究的核心指向,也是侦查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理论支撑上,随着诱惑侦查基础研究的具体化,特别是其理论阐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契合性,决定了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细化已经具备哲学和刑事法学基础。在侦查实践中,确立与侦查规律相适应、能够较为准确地呈现“侦查中”和“侦查后”的实践程式,能够指导侦查人员较为准确地判断处于不同阶段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在效用考量上,依托总效应与边际效应、效率与公正、善良与正义等要素构建的经济效用、社会效用和道德伦理效用评判标准,能进一步对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标准的细化做出合理评价。     

关于曾国藩评价的几个问题

史学界从不同的视角对历史人物曾国藩进行评价，自然会出现不同的意见，但所有的评价最终都应归结到这样一个标准上来：研究对象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是否有利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他是否能向社会提供比前辈更多的东西。立足于这个标准，正确评价曾国藩还应客观地解决三个问题。其一，对金田起义的辩证评价；其二，曾国藩在“洋务运动’冲是创新思想的提出者还是实践者？其三，曾国藩在学术、道德、文章等方面的成就是否超越了前人？只有对以上三个关键性问题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将曾国藩研究向更深层次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