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公租房不限收入，须防损害公平

据新华社报道,重庆市近日放宽公租房申请条件,取消了申请人收入限制。凡年满18周岁,在主城区工作的重庆市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的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后就业人员,进城务工、外地来重庆主城区工作的无住房人员,     

家庭结构与住房状况的实证分析

住房是家庭的基础物质载体,安居乐业是家庭幸福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型和变革的时代环境下,探究家庭结构与住房状况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2010年7省（区）调查的研究发现：家庭结构（包括家庭规模结构、家庭代际结构和家庭类型结构）与住房状况（建筑面积、间数、承重类型和住房来源等）有明显关联。人口学特征与住房状况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尤其是年龄与家庭住房产权有直接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城镇化持续推进过程中,我国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化将在总体上改善家庭住房状况;家庭住房状况的改善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和独居（单人户）的增多。建议在分析与预测国内住房市场的现状与变化时,重视分析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能仅局限于考察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     

居民家庭普通商品住房的支付能力研究——以海口市为例

从现有住房支付能力测度方法出发,构建了以单位面积商品住房抵押贷款月还款额占家庭月收入比例为基础的住房支付能力评价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分析海口市居民家庭普通商品住房支付能力。实证表明,若考虑家庭收入增长效应,其住房支付能力将会得到提高;中等偏下收入及以下家庭基本不具有住房支付能力,中等或中等偏上收入家庭则可能发生因购房而诱致的生活贫困问题;此外,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变化也会显著影响住房支付能力。     

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居民住房贷款规模快速扩张。家庭负债的不断上升不仅会降低居民(消费)福利水平,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CFPS2018年调查问卷,实证检验了家庭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育意愿显著影响了家庭住房负债水平。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家庭住房负债水平越高,而意愿生育女孩数量与家庭住房负债不相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传宗接代”等传统文化观念所导致,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的家庭,会配置价值越高的住房资产,进而导致家庭住房负债水平上升。生育意愿主要提升了家庭消费性住房资产配置,此时民间借贷成为主要借款渠道。意愿生育男孩数量对家庭住房负债的正向影响在不同收入和资产水平的家庭中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小孩抚养比较高和户主健康状况较好的家庭中更加显著。上述结论表明,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提高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时从法律层面对女性进行保护,在就业、收入等方面消除性别歧视,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抑制家庭住房负债非理性上升。     

中国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住房问题研究

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和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家庭住房拥有状况和实际居住情况,分析了城乡住房分布差异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比例提高,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比例超过20%,但家庭自有住房分布与人口的城乡分布呈现明显的倒置关系;人口与住房分布的不同步带来自有住房与实际居住的分离,有不低于10%的住房空置,而租赁住房的比例在部分大城市较高,且廉租房和公租房占比依然较低。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重视住房与人口空间分布错位带来的住房问题,推进农村住房流转政策,整合房产资源,降低城镇住房空置率,进一步提高住房的利用率。     

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现状及改进措施——以株洲市为例

“安居工程”的推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规划布局等,为有效缓解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矛盾发挥了关键作用。目前,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依然处于困难时期,住房保障体系不同程度地还存在许多弊端。通过以株洲市为例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现状和城镇住房保障体系规划存在的问题之探析,提出完善城镇居民住房保障体系对策与措施。     

“十二五”期间城市住房的需求量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我国城市住房建设存在房地产功能错位,供应结构严重失衡,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不完善,保障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以山西省城市住房建设为例,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出预测城市住房保障家庭收入保障线和计算保障量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求得“十二五”期间城市分类家庭年收入、需要住房保障的家庭户数的比例,以及公共租赁住房、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和各类商品房的需求量,得出山西省城市“十二五”期间各年各类住房需求量以及总需求量,并对住房保障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算例表明:预测模型和各类住房所占比例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城市住房规划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因素是制定合适政策、持续释放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而中国区域间的显著差异为此提供了极好的数据平台.在两步骤分析框架下的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各省级区域的住房支付能力存在显著且持续扩大的差异;在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中,住房价格、贷款利率水平、家庭非住房消费比例与居民住房支付能力负相关,家庭收入、家庭储蓄、住房公积金缴存额与住房支付能力呈正相关.     

住房社会保障机制的发展研究

住房社会保障机制是针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解决居住困难、改善居住条件而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制度 ,是政府制定和实施住房政策的社会保障。现阶段我国住房政策的核心就是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但中低收入家庭对住宅市场的有效需求却严重不足。因此 ,建立和发展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我国住房社会保障机制已成为深化往房制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住房资产、就业稳定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住房资产、就业稳定性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的关系.研究发现,住房资产对于家庭风险市场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均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不同住房套数家庭的挤出效应不同;高就业稳定性会抑制住房资产对家庭风险市场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的挤出效应;不同样本特征下住房资产对家庭风险市场参与概率及参与程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中国住房公积金贷款制度完善的路径选择

目前中国住房公积金贷款制度尚未完善,对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的进一步开展造成障碍。长远来看,要理顺住房公积金贷款制度中的各种矛盾,应建立规范的住房政策性银行并制定《住房保障法》;在短期内,住房公积金贷款制度应建立有效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委托一代理机制,出台界定中低收入家庭的标准、统一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协作机制以及以收入等级为依据的级差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和级差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机制。     

沈阳市廉租住房模式的研究与建议

在分析沈阳市廉租住房发展现状、建立沈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划分标准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讨购房家庭的资金负担,提出发展廉租住房模式的若干对策与建议,为改善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构建城市住房消费梯次奠定了基础。     

我国城市人口住房状况特征及变化分析——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的比较

当前我们对城市人口的住房自有率、居住面积等基本住房信息并没有清楚的把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我们精准、全面地分析城市人口住房状况提供了基础。分析我国城市人口住房状况表明：2010年城市人口住房自有率为69．78％,住房自有率比2000年下降了2．2％的原因在于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城市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29．15平方米,虽然人均建筑面积提高迅速,但距离小康居住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并且不同家庭居住空间的差距很大;过去十年城市大规模住房建设,使得城市家庭户各项设施的拥有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住房成套率达到81．13％;城市租房户平均租金为473元／月,在最近十年中增长近3倍,并且增长幅度大于住房价格的增长,这反映出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对居住住房需求的增加。     

新政新知

上海低收入家庭可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 5月1日起，凡在上海购买并自住共有产权保障房（经济适用住房）的职工或居住自有住房，且月收入低于（含）上海当年度最低月工资标准的经济困难职工家庭，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服务费。     

新加坡住房保障政策对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启示

住房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我国房价居高不下,中低收入群体仍然面临买不起房、住房难的困境。新加坡＂人人有房住＂的理念与我国住房的现实状况相比存在极大差距。当前,我国政府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加大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但是我国保障性住房供应的过程中仍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我们可以从新加坡的住房保障制度中借鉴成功的经验。     

户口、迁移与我国城镇家庭住房状况——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实证研究

采用我国2000年"五普"抽样数据,按照户口、迁移状况将城镇家庭分类,并对其家庭住房状况进行分析研究。研究表明:户口性质、迁移时间和距离是影响中国城镇家庭住房状况的重要因素。这与市场经济国家相似,也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的独特性,即户籍制度对家庭住房状况有重要影响。     

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

住房市场和家庭金融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越来越多的领域。从理论层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理主要包括财富效应、资产多样化配置效应、住房价格风险效应、住房流动性风险效应和住房贷款效应。在实证层面,从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和参与金融市场程度两个方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总体,以及对没有住房、拥有一套住房和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住房价格水平的上涨对我国家庭总体和拥有一套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负向影响;对没有住房的家庭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对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以上研究在住房价格水平不断变化的情形下,对优化我国家庭资产配置,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稳定住房市场价格的着力点

我国住房价格不断上涨,宏观调控效果不甚理想,这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为稳定住房市场价格,实现住房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着力增加供给、改善供给结构,抑制不合理需求,促进供求的基本平衡;致力培育住房二级市场和租赁市场,推进各类市场的协调发展;努力健全住房保障体系,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城镇住房保障规模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研究

城镇住房保障规模既受住房保障需要范围的影响,又受政府供给能力的约束.城镇住房保障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消费支出、商品房市场价格、居民人均使用面积、住房自有率、城市化率、住宅用地年供应量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量等,将这些影响因素分别与住房保障量或应受保障家庭比例之间做实证相关分析或理想值的模拟分析,可得到部分有意义的结果.其政策含义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水平,政府可对上述指标作政策性的适度调控,使城镇保障型住房的供应量努力保持供需的动态平衡.     

累积优势、金融化效应与住房资产不平等——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住房市场化的进程推动了住房向居住和投资双重属性的转变,住房资产不平等成为中国特大城市中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用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累积优势和金融化效应两个层面分析住房资产不平等的形成原因,结果发现,具有代际和代内累积优势的城市居民可以在住房市场以及住房财富累积上获得较大的优势,而获得过金融信贷和拥有本地住房的城市居民的住房资产优势更为突出.文章提出,住房资产不平等是个人能力、家庭禀赋与金融化效应不平等的传递结果,同时在"住房金融化"的环境下,住房资产成为社会财富增值的分配机制,加剧了特大城市家庭财富分化以及社会不平等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