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多元参与 居委会优势何在

宁波市海曙区的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发展中所展现的活力与作用引入注目,原来由政府或由社区居委会承担的许多社区服务及相关工作,通过多种方式有了更多的承接者。这是否意味着居委会被边缘化,还是表明居委会就此回归到其本来应在的位置上？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许义平对社区治理多元参与的情况下社区居委会功能再定位问题的阐释,就是一种答案。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社区参与：从他组织到自组织

“社区”的设置是传统国家控制思想的延续。由政府组织和控制的社区居委会实际上履行着政府直接控制社会的职责,将居民置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因而在社区建设中对居民的动员能力严重不足。只有充分重视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理清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逐渐减少政府对社区的直接干预,促进居委会组织由“他组织”向“自组织”转化,才能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对社区居民的动员能力,并在参与过程中通过居民“自组织参与”的方式提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新模式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是指在社区建设中,建立起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居委会指导下,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服务站三位一体的社区民主自治体系。“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改进了社区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政社合作、依法共治社区的目标,推动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静悄悄地转移

近两年来,宁波市明楼街道在推进社区民主自治,社区成员代表较好履行决策职能的工作中,社区居委会把反映居民意见,赢得社区居民高度认同作为培养社区民主自治浓厚氛围的重头戏来表演,社区工作由“为民作主”逐步向“由民作主”转变。     

城市社区居委会权宜性治理行为探析及对策研究

在当代中国社区居委会实际运行过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居委会已经脱离其社区自治的实体性价值取向和法理属性轨道,行进在一条“类政府组织”的道路上。在现有的居委会组织内部资源禀赋短缺的约束及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下,作为“弱者”的社区采取“权宜性治理”方式成为居委会行动的一种“权宜之计”。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当前我国社区居委会运转过程中采取的“权宜性治理”策略主义生发根源进行剖析,并提出解决的对策性建议。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社区治安模式比较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基于对北京市朝阳区社区治安发展历程和现状的研究,构建了朝阳区社区治安的传统模式与协同模式,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整体网络、中心性、结构洞等维度对两种模式进行了分析比较。其中整体网络和中心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协同模式能够提升治安网络凝聚力,增强社区治安网络沟通的有效性,以及避免资源和责任的过度集中。但是从结构洞角度的分析发现,尽管协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社区居委会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限制度差距,社区居委会仍占据着治安网络的结构洞位置,这揭示了社区治安网络中居委会角色的错位。因此,未来在社区治安模式探索中,应当继续培育并发展居民自治力量,建立并拓宽各行动者之间有效沟通的渠道,规范和明确居委会的权责及其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以提升社区治安的治理能力和效率,实现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治理。     

“一委三会一站”的社区治理模式

随着社区党委和社区居委会2009年换届工作的深入进行,各区县按照《北京市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和《北京     

玲珑湾里议“家事”我的家园我做主

说起社区的“多方共治”,除了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之外,另外一个庞大的社区治理群体就是社区居民自己。社区居民不仅仅是社区治理的客体,同时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如何充分动员全体社区居民通过一定的组织、一定的方式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如何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全面提升社区整体的治理能力。江苏省苏州市玲珑湾社区为此不断地探索整体治理方式,结合自身居委会管理和服务强、居民自治自管能力弱的现状,在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社工委的指导下,成功推行由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居委会指导和管理下的居民自治理事会,让社区居民真正感受的“我的家园我做主”,不断提升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水平和能力。     

社区治理视角下的“三社联动”模式探索

从社区治理的角度来看,精细化社会治理的改革意在重构社区治理架构,强化社区参与,以完善的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保护机制为切入点。通过对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三社联动”的个案研究不难发现,通过下沉基层社区治理平台,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联动平台建设。     

助社区民间组织一路走好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碳街道芝兰社区居委会在社区工作中感到，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向前推进，传统的社区管理方式和工作方式与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已越来越不适应。面对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光靠政府部门和社区居委会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芝兰社区居委会充分发挥广大居民群众的积极性，培育和发展了52个社区民间组织，逐步探索出了一条民间组织服务社区、参与和谐社区建设的新路子。     

“四位一体”：社区治理的“解放”模式

2012年5月被民政部确认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之后,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将开展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在社区构建了以“枉区党工委、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基本构架的“四位一体”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推进了“党政力量主导、治理结构合理、居民立体自治、社会资源共聚、服务网络支撑”工作格局的形成,走出了一务“解放”特色的社区治理新路。     

社区居委会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小衙门”

有一次搭邻居的车去上班,我们俩谈起了社区居委会的事情。他说对社区居委会了解不多,在仅有的几次打交道中,觉得社区居委会有点"衙门"习气:脸难看、门难进、话难听。我当时感到很惊讶,连忙为居委会辩护,说我去过的居委会服务态度都不错,而且不少社区服务设施都有了很大改善。他笑着对我说,那可能是因为你不是去那儿办事的。     

智慧社区时代城市基层治理转型：路径与趋势

智慧社区是数字技术综合应用于基层治理全过程的结果,引发了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过程的双重转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长期依托街居制,随着管理重心下移,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同时出现结构、功能失调现象。智慧社区的发展一方面重塑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冲击了以街居制为基础的基层管理体制,驱动街道及社区居委会的结构重塑与功能再造。就城市基层治理过程而言,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应用推动着由精细化向智慧化、由“人—人”常态互动向“人—机”常态互动、由碎片化治理向一体化治理迈进的基层治理转型。     

经营社区要兼顾方方面面

一、要坚持以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经营社区。经营社区的目的是为社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因此,必须坚持以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由其来规划、组织和实施经营社区。否则经营所得就会流失,无法沉淀在社区。钱让别人赚走了,社区居委会无法积累资金用于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经营社区就失去了意义。     

“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6月22日，周六，天刚蒙蒙亮，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碘街道党政班子全体成员以及负责联系工作的社区工作者就已早早到位到岗，分赴12个选举社区对选举活动进行督察指导。与此同时，12个社区的居委会成员也各就各位，搬桌椅、设立验证发票处、代写处、投票处……该街道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投票正式拉开帷幕。     

让“圈子”把居民拢起来

一位社会学家曾经形象地说过:“在社区一定要能够形成一个以社区居委会为主的较大的‘圈’,这个圈里的成员就是社区的各类民间组织。”在宁波市联南社区,既有为满足社区内某一部分居民的共同需求而成立的“兴趣”组织,如摄影协会、钓鱼协会、书画协会、象棋协会、乒乓协会、养花协会、烹饪协会等,又有为满足社区居民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的共同需求而成立的“表演类”组织,如腰鼓队、秧歌队、时装表演队、戏曲队、合唱队、健身队等;既有配合政府社会事务工作的老年人协会、计生协会、团会、工会、妇联、残联,也有街道同业务主管部门联办的社区…     

城市社区腐败及其源头治理

社区腐败是指在社区民主机制扭曲以致失灵的情况下,行政机制对居民基本权益的侵害而引发的腐败行为。居委会干部的任命制,社区重大决策的家长制,公共资源的选择性分配和社区监督机制的虚化是其主要表现。政社合一的社区管理体制,社区决策体制不完善,社区运作行政化和居委会角色冲突是导致社区腐败的重要原因。深化社区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机制建设,培育社区专业性组织以及加强社区教育是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社区腐败的必由之路。     

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

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分析社会变迁形势下城市基层治理与城市社区构建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基层治理模式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社会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于解决基层治理的政治有效性,构建具备自治理能力的现代城市社区。当前的居委会直接选举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通过由政府主导的选举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实现社区权力的让渡和建构,可以较快和较有效地构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层民主治理网络,减少在国家治理与私人治理之间的隙缝。基于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和访谈,本文初步总结了在直接选举条件下基层治理格局的有利变化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就政府对于居委会直选的引导和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捍卫小事”的意义

宁波市的社区发展已基本完成了物质建设（社区规划、社区经费、社区用房）、制度建设（选聘分离体制、职业化社工规范性制度、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制度、社区工作群众满意度评估）这两个阶段，社区发展有了基础性的保障和动力，并形成了具有宁波自身特点的社区发展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