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嘹歌》的传承与传播研究--壮族《嘹歌》文化研究之七

《嘹歌》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麽经布洛陀》记载的“嘹三妹造友”(即造爱情)的歌以及汉代《说苑》记载的《越人歌》、晋代《交州记》记载壮族先民的“辽辽之歌”。这里的“嘹”、“辽”是壮语“玩乐”之意,是汉字记壮音。《嘹歌》传承与传播的媒介有家庭、歌圩、歌书以及现代的广播、电视、录音磁带、VCD光盘等。在现代传媒介入之前,是有文字传承传播与无文字传承传播相结合;之后则是无文字传承传播、有文字传承传播与现代大众传媒传承传播相结合。政府、社会团体在《嘹歌》传承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复溪州铜柱记》辨正

<正> 五代以后,史家对《复溪州铜柱记》的研究和考证颇多,然良莠并存,正误杂揉,令今人常生疑窦。笔者拟从《复溪州铜柱记》之原刻文字入手,就前人所议之舛误,试作辨正如下。一、同原刻不符之数书所载辨正对《复溪州铜柱记》原刻之文字,自该柱面世后,诸多正史及地方志曾予转录,然这些转录或不完整,或存谬误,留传及今,常令学人不知所从。笔者去夏专程赴湖南永顺王村镇,对铜柱再作考察,并逐字录原得刻文字。兹将数书脱漏谬误之处,加括号附于各正文之后,经重新标点,并引于下:     

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

《元史》《诸王表》的前言说:“元兴,宗室驸马,通称诸王,岁赐之颁,分地之入,所以尽夫展亲之义者,亦优且渥。然初制简朴,位号无称,惟视印章,以为轻重。厥后遂有国邑之名,而赐印之等犹前日也。”表中所记有元一代藏族封王者仅有一人,“白兰王。琐南藏卜,至治元年封,后出家,泰定四年还俗,复封。”(卷108,表第3) 《释老》中又记载:“泰定间,以帝师弟公哥亦思监将至,诏中书持羊酒郊劳;而其兄琐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兰     

补元史札八儿火者传

一 40多年前,笔者曾撰《新元史·阿刺浅传证误》一文,辨《新元史》作者混札八儿火者、阿剌浅、阿里鲜,阿三为一人之误,但对札八儿本人事迹则无所补充。近读中西史籍,发现其中有关于札八儿的记事,可以印证和补充《元史》本传及笔者旧作。鉴于札八儿为蒙古初期的重要回回人物,特为揭出,并作阐述。 《遗山先生文集》卷27《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记碑主马庆祥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国语言和文字。金章宗泰和(公元1201～1208年)中,任为尚书省译史,曾随使臣报聘高丽和西夏。太安初(公元1209年),金卫绍王即位,他随金使到蒙古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很赏识他的“谈吐辨捷”,想把他留下,马庆祥百计自解才得回来。这一年,蒙古派乙里只“持译书”来,征索物品并再次要把马庆祥带走,马庆祥坚持不肯,情辞恳切,     

《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重要“史实”质疑

1936年,《逸经》文史半月刊连载了何慧青先生的《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之始末》。全文分“杜文秀事略与洪秀全之比较”、“杜文秀革命之背景”、“建国大理之规模制度”,“占领之区域”、“战事简述”、“和议之经过”、“中心人物传略”、“军事与兵制”,“杜文秀之失败”、“结论”等10章,为当时少有的作品,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省分会于1940年将其翻印成书后,此书在回民中间广为流传,影响更大。如马聪先生在为该书作序时写道,“近阅《逸经》文史集刊,获读何君慧青所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始末》记一书,搜集故实,不蔓不支,以客观之态度作系统之叙述……诚为近时不可多得之史料。”     

设计类课程的教学实践——以《书籍装帧设计》为例

书是文明的使者,传播的载体,从文字的诞生开始书籍就承担着传播文化、观念、知识、信仰的功能。当今数字媒体的发展带来了对印刷出版行业的巨大变革,纸质书的兴衰历程也让人唏嘘不已。本文以《书籍装帧设计》课程为例,对课程进行重构并设定美育目标。以案例的形式就课程中“中国传统设计意识之象征之美”“中国传统设计浪漫之意象之美”“中国传统设计思维之大象之美”“中国传统书籍设计之传承之美”四方面内容,阐述中国传统设计美学意蕴,旨在探究美育与设计类课程结合的意义;结合“美学再创造”这一理念,将美学资源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引导学生了解我国文字、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方面与书籍发展的紧密联系。     

瑶族“千家洞”故地辨析

<正> 近年来,有的民族学者和民族工作者,依据部分瑶族民间流传的《千家洞源流记》(又名《千家洞古本书》、《千家洞古言书》、《始祖遗传简历》)手抄本资料,认为湖南省江永县大远瑶族乡就是瑶族原始的“千家洞”故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是瑶族中的一员,又是瑶族研究工作者,也想谈谈对瑶族“千家洞”的粗浅看法。     

“麻栏”、“干阑”音译考

据近编《壮族简史》载,“麻栏”、“干阑”是我国古代壮语词lα:n～2(家)的译音,这已为学术界普遍承认。古时候由于没有一套比较科学、准确的记音符号,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工具,因此,只能借助当时比较发达的汉语文字记录一些没有文字的语言。尽管这种记音方法缺乏一定的精确性,不能反映出记录对象的实际音值,但它仍可以近似地体现记录对象的语音面貌和语音结构。宋代汉文著作中的壮音词“麻栏”、“干阑”,就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壮语词汇中lα:n～2的语音形式,因此,这两个音译词     

丝绸之路史料钩沉

自汉初张骞出使西域,对于中西交通、创建奇功.曾有《出关志》一书,见于《隋书·经笈志》,以后记西域行程,各处舆地情形之作,代不乏人,而大都仅于各史艺文志中,著录书目,而原书颇多佚亡,如《唐书·艺文志》中有许敬宗撰之《西域图志》六十卷,今竟未见传本,即宋人所编目录中,已少提及,盖已不存,殊为可惜.幸于旧史如《史记》、《后汉书》、《唐书》、《五代史记》等书,尚转引了张骞、班勇、贾耽及高居海之《出关记》、《西域风土记》、《四夷道里记》及《于阗记》等部分或全文,得之亦觉可珍.惟分见各书,检用不便,爰就各书,一一抉出,计汉代得二种,晋唐各代禅师往印度求经者,所记见闻,亦得五种,加以唐宋元明各代使西域之专著,又得十余种,共为二十六种,汇为一编,则历代记载西域行程之作,粗备于斯.其中或自瓜沙经过新疆至中区各地,或则由新疆而转入印度,虽终点不同,而经过之地,仍属丝绸之路,故并存之.又以沙州为行程枢纽,故亦取《沙州图经》诸篇,俾详其附近地域之形势.惟辑佚各篇未必全文,敦煌存卷,又多残缺,一仍其旧,不敢增损.     

《大越史记全书》所记“鲳(鱼公)鱼”和“鯸鱼”考释

越南古代汉文史书和文献中,常有文人雅士借用与越南语读音相同或相似的汉字对越南某些特有地名或物名进行注音,以保持其越语读音的措词现象。这些用中文注音的越语特有名词往往不能按中文字面进行理解。《大越史记全书》所记“鲳(鱼公)鱼”和“鯸鱼”即其中的一个例子。从历史语言学、音韵学、中国南方方言与越南语的关系等方面对该词进行考释,结果显示:就词义而言“鲳(鱼公)鱼”和“鯸鱼”即今日越南语之江豚或海豚;就语音而言,“鯸”有两个汉越音“hau”和“heo”,前者源于“”的古汉语读音,后者则源于客家方言“鯸”的读音。     

《齐齐哈尔清真义地迁移始末记》

《齐齐哈尔清真义地迁移始末记》东北沦陷时期齐齐哈尔清真董事会办理迁葬事宜始末经过的记述文字及其文件合集。刊印于１９３９年：月。分“清真义地最初之状况”、“展放衔基之余波”、“永安街市房之建筑”、“建筑砖墙之原因”、“市公署收买最初之动议”、“关东军收...     

《西夏志略》考

《西夏志略》一书,见于近人编的几种西夏书目。如清道光中瞿世瑛撰《清吟阁书目》,载有《西夏志略》,但不记卷数,亦不著作者名氏。孙殿起《贩书偶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部卷五载:“《西夏志略》四卷,载记二卷,不著撰人姓名,旧钞本,后有何元锡印梦华馆印各一方。”在邓衍林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中,有与《贩书偶记》大体相同的记载。今所见《西夏志略》皆为传抄本,国内如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民族文化宫、南京大学等图书馆都藏有传抄本,其所分卷者与各书目所载     

赫哲“伊玛堪”探源

赫哲族的说唱文学“伊玛堪”的许多故事首见于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但对“伊玛堪”一词及文学形式的调查研究始于本世纪50年代末。据刘忠波等编《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解释:“伊玛堪是赫哲族以口头相传的说唱文学”,并比拟“如同汉族的大鼓书评书一样” (见该书1987年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关于“伊玛堪”的学术讨论,     

研究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的最新成果--《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评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周庆生研究员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中的第二子课题的成果《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一书,于2 0 0 3年4月由语文出版社出版,这是继该项目第一子课题成果《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译文集)一书之后推出的又一部从国家与民族的视角研究世界五大洲共2 2个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的力作。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课题组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联合编写完成,全书共分…     

《盘王书》初探

瑶族是一个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评皇券牒》、《盘王歌》、《盘王书》是瑶族民间珍藏的三部历史文献。它们流传时间长,是研究瑶族历史的重要资料。对于瑶族《评皇券牒》和《盘王歌》,近年来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撰文研讨,取得了不少成果,唯对《盘王书》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本文拟就《盘王书》作一初步探讨,谬误在所难免,希同道者不吝赐正。 (一) 瑶族崇祀盘瓠(王),早在晋代就有“每常为猱杂鱼肉以归,以祭盘瓠”的记     

元史研究重要著作述评

兀是我国中古时代后期,由兄弟民族蒙古族建立的一个近百年历史的重要封建王朝。 明初所修《元史》一书,凡二百一十卷,是一部比较系统的记载这一王朝兴亡过程的封建史书。但成书仓促,史料蒐集不周,且出众手,在编篡上谬误疏漏较多,问世后,明清两代乃至民国期间,一直为后人所诟病。 顾炎武、朱彝尊、钱大昕、赵翼、阮元等学者,都曾对它加以指摘。顾氏说“本纪有脱漏月者”;“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朱氏说“其文芜,其体散,其人重复”;“至于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皆乘谬之甚者”。钱氏为清代最精博的学者,对元史研究下过很大的工夫,对《元史》深为不满,指出《元史》两开史局,合起来不过三百三十一天,“古今史成之速,无如《元史》者,而文之陋漏,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太祖诸弟止传其一,诸于亦传其一,太宗以后王子无一人立传者。本纪或一书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二传。宰相表有姓无名,诸王表或有封号无人名。此义例之显然者。且纰漏若此,固无暇论其文之工拙矣”!     

辽代石刻的史料价值

所谓“辽代石刻”，是指辽代人到凿在各种石材上的“墓志铭”、“经幢”、“石经”、“塔铭”、“哀册”、“题咏’等。这些石刻文字均为辽朝当代人所撰写，因而所记当朝史事均较真实可靠，且很多为《辽史》等文献所不载。鉴于此，本文仅举辽史研究中的十个专题为例，就其在辽代石刻文字中的反映。以说明辽代石刻的史料价值。1、辽代石刻中的政治经济有辽一代所发生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有的于《辽史》及其他文献中有记载，有的或记之错漏、语焉不详，或根本不见文献记载。若查诸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则多有补正。如辽朝与北宋交战数十年，…     

《章嘉宗义·毗婆沙宗》译注

《章嘉宗义》(lcanskyagrubmthav)是清代著名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第三世章嘉活佛.若贝多杰(lcanskyarolpavirdorje,1717～1786)的著作《宗义之建立.能仁教法妙高庄严》(grubmthavrnamgzhagthubbstanlhunpovimdzesrgyan)一书的泛称。它在藏传佛教“宗义”文献中因对各宗派义理的细微论述而著称,被认为是继宗喀巴著作之后藏传佛教格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著述之一。《章嘉宗义》的主要内容是分析评说佛教四大宗派——毗婆沙宗(Vaibh仭sika,byebragsmraba)、经部宗(Sautratika,mdosdepa)、唯识宗(Vij仭nav仭din,rnmrigpa)、中观宗(m仭dhyamikas,dbumapa)——的思想主张。《章嘉宗义》对整个佛教宗派的划分注重从义理上去判定,毗婆沙宗和经部宗被判为小乘佛学,唯识宗和中观宗被判为大乘学说。因此,《章嘉宗义》中的“四宗学说”,实际上是对印度佛教晚期四大宗派佛学义理的评判。《章嘉宗义》通过对各宗派思想的细致梳理和分析,形成了博采众长的特点,但同时又有着自己鲜明的观点。因此,此书一经写出,立即引起很大反响,当时不仅得到了以七世达赖为首的格鲁派高僧的称赞,同时也对甘肃、青海、内蒙古、北京、西藏等地寺庙对宗派义理的学习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且直接影响了后来诸多宗义书的写作,如《土观宗派源流》(thuvubkwangrubmthav)等。我刊创办伊始,即主张对重要的或在学术界产生过影响的民族文字文献进行汉译、注释或评介,以便不谙民族文献或不能直接利用民族文字文献的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时参考。本文节选《章嘉宗义》中有关毗婆沙宗一章的内容进行译注。我刊在有条件时接续以往曾受到学界重视的民族语文文献译介的工作,而在对各类文献译介试做方法上的探索。编者     

道宗讳名与辽宋关系

辽朝第八代皇帝道宗之名,在《辽史》中凡十一见,皆书作“洪基”。但近世发现的两通碑文,即清宁三年(1057年)十月八日由道宗署名纪念其亲生祖母的《圣宗钦爱皇后哀册》,和大康七年(1081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道宗署名纪念其重祖母的《圣宗仁德皇后哀册》,却皆书作“弘基”而非“洪基”。     

“鸟田”神话刍议

一、“鸟田”是神话,不必当“真” 《越绝书》卷八《记地传》说:“……畴粪桑麻,播种五谷,必以手足。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不必由人劳动——董注),其故何也?曰: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因病亡死,葬会稽。苇橔桐棺,穿扩七尺;上无漏泄,下无即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延袤一亩。尚以为居之者乐,为之者苦,无以报民功,教民鸟田,一盛一衰。当禹之时,舜死苍梧,象为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时晏岁暮,年加申酉,求书其下,祠白马禹井。井者,法也。以为禹葬以法度,不烦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