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与汤因比之比较研究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均为现代西方思想巨匠，前者曾以振聋发聩的《西方的没落》轰动欧美社会，后者则因洋洋大观的《历史研究》饮誉西方学界。两者虽同为现代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之代表人物，但其思想观点却同中有异，有时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     

韩国影视文化作品剽窃我国文化现象析因

韩国影视作品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其种种文化剽窃现象却让国人担忧,因为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文化霸权主义的低级文化剽窃和粉饰行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韩国政府的"文化立国"方针使韩国影视文化产业空前繁荣,而韩国历史文化的"贫瘠"使得他们必须通过对其宗主国文化进行剽窃来增加其"历史底蕴",从而丰富其影视文化作品的"内涵";同时,中国人的"文化虚无"又助长了这股"歪风",韩国人的文化剽窃行为也就越发猖狂起来.     

从语言学角度谈东西方建筑文化差异

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系统,探讨东西方建筑文化的差异是地域文化研究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东西方建筑文化方面的一些差异,并且从语言元素、语言逻辑和语言风格三方面对其展开了具体论述。指出加强文化的"交流"而不是"取代",促进其"多元化",而不是全球文化"均一化",这样才能够促进人类文化的进步,未来的建筑文化必然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     

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福山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再没有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所以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以西方的制度作为一种普遍适应的制度,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这与世界正呈现出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迹象不相符合.科技在不断发展,尚不存在一种制度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历史尚未终结.     

斯宾格勒文化与文明观论

德国哲学家O·斯宾格勒（1880－1936年）的历史形态学理论（文化形态史观），博大精深，坚涩意晦。其中关于文化和文明的阐释在历史哲学领域另辟蹊径，不乏真知灼见。然而，联瑜互见。本文对斯宾格勒的文化与文明观略做研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是一种新颖的历史哲学理论。其主要观点在1917年12月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反映出来。他认为，没有一般意义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是文化兴衰史，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各民族、各地区各种文化的历史。“至今为止，我发现没有人仔细考虑过把哪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     

论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文化历史哲学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都是现代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前者曾以发聋振聩的《西方的没落》轰动欧美社会,后者则因洋洋大观的《历史研究》饮誉西方学术界。他们在这两本书中各用不同的方法通观近6千年来的人类历史,探究西方社会的前途,却以相似的结论殊途同归,从而形成了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中的一支重要流派。本文即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比较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思想,就这支流派的主要特征、理论得失、历史地位等基本问题展开初步的讨论。     

技术与西方世界的命运——斯宾格勒技术思想简论

德国著名哲学家斯宾格勒是从文化的角度透视技术的第一位哲学家,是他开辟了文化学的技术哲学的研究视角;他从技术存在的生物学基础着手的技术本质论证,则是继卡普以来的人类学的技术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斯宾格勒因此被称为是技术哲学领域的历史文化主义的代表和技术的"权力意志观"的代表.他的技术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提出了技术是人类"生活的策略"和"技术是理性活动"的技术观;得出了技术是物化的文化和西方文化必然衰亡的悲观主义思想.     

“文明的”市民社会与“文化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产生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作为舶来品,"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影响着德国。德国的知识分子结合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特点赋予了"市民社会"以文化的意蕴,使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单纯的经济意蕴,而使"市民社会"具有了"德国特色"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马克思更进一步发展了德语语境的"市民社会",使市民社会含义既有文明意识,又有文化意识。     

看辜鸿铭《论语》英译中译者的隐身——汉文化“外译”还是“外化”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完全以英语行文角度出发,致力于消除文化陌生感和异质性,从而贴合英语读者的理解。笔者以为,辜鸿铭的翻译体现出一种"刻意为之的译者的隐身",是英语强势语地位下的必然之选,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辜鸿铭改写的《论语》译本与其说是外译,或许"外化"这一词更加合适。以目的论角度来说,这种"外化"更易于向西方宣传中国,增强对中国文化的可接受性。但从文化构建角度来说,辜鸿铭的译本过分迎合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和诗学,所构建起来的可说是一种"西化后的中国文化",其译本剥离了原语的异质性,中国特有文化思想被西方文化所压制。     

西方“历史形态学”的当代观照

"历史形态学"又称"文化形态史学",是上个世纪之初在欧洲史学领域中诞生的一种崭新历史观。它一扫以往笼罩于史坛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成见,从文化形态入手,去深入把握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全貌。20世纪80年代来,西方"历史形态学"研究不仅在史学研究领域方兴未艾,而且对冷战后国际政治关系的调整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反思性研究与当代中国民族认同

文化与文化身份认同是时代社会产物.在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或其菁英与统治阶层,透过行为实践而创造"文化"及各种"文化身份认同",以维持社会秩序与区分.因此当中国人已非"夷戎蛮狄"环绕下的"华夏",国家"公民"亦非皇朝天子统治下的"百姓",我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亦当有一种新理解.此新理解非后现代学术下的"解构"可达成;后现代学术忽略结构、延续与传承,并以"近代"割裂历史,在现实层面也造成不同文化体间的冲突.因此,应进行一种反思性研究,透过此研究建立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知识,可深化吾人对中国之"过去"与"现在"的了解,也促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并让中国文化身份认同具有现代性.     

留学英伦与严复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

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留学英国,使其亲身体验了西方政治、社会环境,较早接触到了西方最新的社会科学成果,并译介了一批近代西方名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将西方进化论历史哲学引介到中国,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对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变起到了理论先导的作用。20世纪初",新史学"产生,新史学著作纷纷以进化论历史哲学为指导,这与新史学家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与严复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严复是中国史学由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理论奠基人之一。     

论容闳的科教思想及实践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长期留学海外的容闳立志"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大力倡导"教育救国"思想,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积极进行"科教兴国"实践,意义十分重大:从觅"制器之器"到培养"制器之人",促使中国人学习西方由"师夷长技"的器物层面,升华到"师夷长智"的文化层次,最早倡导了制度层面的变革,从而抓住了与民族文化精神息息相关的教育制度,其文化意义已经深入到"精神层面",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百年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据此可以说容闳是晚清思想界、文化界主张从制度层、精神核心层变革的最早倡导者.在此意义上说,容闳称得上是杰出的爱国者、近代留学教育的开拓者和中国现代化的卓越先驱.     

侨词来归与近代中日文化互动--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

在中、西、日文化互动过程中,有一批汉字术语经历了从中国古典词-传输日本-日本借以对译西洋概念,使其内涵发生近代转换—转换后的该汉字术语又传输回中国。此种"侨词来归",正是中日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东渐而发生互动的一种表现形态。本文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阐述此一论题。     

传播学视域中的中国新诗的历史演进

中国新诗的诞生、发展及其历史演进,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复杂历史语境中进行的.对传统诗歌文化资源与域外诗歌文化资源的重新"编码"、"解码",带来了中国新诗丰富多样的生态格局.而诗歌创作"信源"的日渐单调,则导致了40年代末中国新诗的渐趋畸零.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大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大一统民族之观念具形——中西文化相区别之根源

"民族观念之具形",是牟宗三先生写作《历史哲学》一书时开题运思之创举。牟氏借鉴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之方法论,从哲学精神之最高聚焦点来反思与审视历史。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叙述了"希腊精神"表现于艺术家的"石头—雕像"(材料—形式)之形式走向中,此即西方理性精神之客观化过程。此一"物化"过程,便是"西方民族观念之具形"。这是西方向外逐物文化的必然过程。但中国文化不是"逐物"文化,而是向内反省之"心性"文化,其观念具形之方式、过程,与西方绝异。它不表现于艺术家对象之一"物"上,不是物化之形式,而是表现于古代史官心性反省之图式上,亦即"天人一体"之德性仁心之象征联想图式上:"掌官书以赞治——本天秩以定伦常"、"正岁年以叙事——法天时以行政事"。这是"史官三性"("首领—巫师—史官"三位一体性)治术之德智两大律。此等史官三性之"天人一体"之观念具形,在后世习俗中即结晶为玉琮与方孔钱,其以天圆地方象征人之通天意识,并以方以智圆而神的二型智慧(象征天地之理),通贯人之性灵。"天人一体"之核心观念是造就一颗"求善向上之德性仁心"。这便是中国民族观念在心性之象征图上之具形,完全区别于西方的理性客观化之"物"性具形。此是中西文化相区别的起点根源。     

中国现代家庭伦理建设的思想资源

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道德体系的生成都有其源和原两个方面的成因."源"即渊源、资源,指历史地形成的传统伦理文化,也包括外来的西方伦理文化影响.原即本原、根基,指社会现实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状况及其变革.现代家庭伦理的建构,也同样遵循这一"原源之辨"的基本规律."原"要求人们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源",即正确理解传统,分析传统,扬弃传统,使现代家庭伦理体现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自"失语症"于1995年被提出以来,中国文论的失语和重建一直是众多学者颇为关心的问题,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事实上,中国历史中有若干次的中外文化"融汇"与文化"转换"和文化"重建".历史发展到今天,究竟怎样"转换",怎样"重建",怎样"融汇中西"?我们需要研究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和路径来.这条路径,不应当是闭门空想出来的,这个方法,不应当是人为地设计出来的,而应当是在总结人类文化的总体规律,总结各国文化交流规律,总结各国文学理论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得出来的.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调整中国文化战略,从过去近百年的西方化,转换到今后若干年的"化西方",运用文化与文论"他国化"这条文化发展规律,实现以我为主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真正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与重建.     

启蒙的现代传承、化生与超越——以瓦尔泽、格拉斯、哈贝马斯等为中心

本文凸显西方元思维的"逻各斯—秘索思"结构,强调德国思想史的"启蒙思脉—浪漫思脉"二元对立。同时选择作为德国知识精英代表的瓦尔泽、格拉斯、哈贝马斯,对其"文学话语—哲学话语"对话结构进行梳理,既凸显其为20世纪后期精英难以回避的"战争背景",同时也揭示他们面对历史浩劫与民族重生勇于承担的"智识勇气"和"创辟实绩"。最后,仍归结为一个基本追问,就是在至今为止的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思想史进程中,虽然名家辈出,但并未能为人类发展提供明显亮色,以及德国学术、思想难得强势的事实,并追问其原因所在。同时引入中国文化传统的《易经》思维,尤其是凸显"一分为三"之原则,强调"启蒙调试"作为一个重要的"黄金分割点",使西方二元论思维获得一个立足于三的支撑点。如此,则格拉斯尝试以浪漫的手法来坚持启蒙的目标、瓦尔泽以浪漫的手段来调试启蒙的不足,都有其合理之处,相比较哲学话语系统的哈贝马斯对启蒙传统的"执善固执",则更显出文学话语的灵活性与诗性创发对于思想史发展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