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北人”“南物”与唐后期南北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南贬北人间的礼物馈赠为中心

唐后期,南贬北人之间存在一种互赠南方物产的风气。在一些独特的南方物产交换行为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某种南北互动信息。蕲州簟与文石枕的赠送既能够使双方的情感得以交织与升华,更重要的是使南贬北人在自己编织的礼物交换网络中逐渐找到了环境应对的手段与方法,在积极的个人调适中,使北人与南方环境逐渐融合。而斑竹杖与壁州鞭的赠送则具有南贬北人调适贬谪心态之功用,表达了他们对南方生存现状的强烈不满,以及逃离现实的深切渴望。在环境应对与心态调适的同时,郴笔、叠石砚与叠石琴荐的赠送又体现出南贬北人所持有的正统身份认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南北的整合趋势。南贬北人对南方主动的排斥与被动的适应,共同构成了唐后期南贬北人在南方的生存状态。这一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使得南北的差异与统一、冲突与整合不时发生着博弈性的变奏,这些历史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唐后期南北历史的发展进程。     

“北人”“南物”与唐后期南北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南贬北人间的礼物馈赠为中心

唐后期,南贬北人之间存在一种互赠南方物产的风气。在一些独特的南方物产交换行为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某种南北互动信息。蕲州簟与文石枕的赠送既能够使双方的情感得以交织与升华,更重要的是使南贬北人在自己编织的礼物交换网络中逐渐找到了环境应对的手段与方法,在积极的个人调适中,使北人与南方环境逐渐融合。而斑竹杖与壁州鞭的赠送则具有南贬北人调适贬谪心态之功用,表达了他们对南方生存现状的强烈不满,以及逃离现实的深切渴望。在环境应对与心态调适的同时,郴笔、叠石砚与叠石琴荐的赠送又体现出南贬北人所持有的正统身份认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南北的整合趋势。南贬北人对南方主动的排斥与被动的适应,共同构成了唐后期南贬北人在南方的生存状态。这一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使得南北的差异与统一、冲突与整合不时发生着博弈性的变奏,这些历史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唐后期南北历史的发展进程。     

环境治理与回溯正义——以南台湾“安顺厂”个案为例

通过以南台湾的“安顺厂”戴奥辛污染个案与褐地整治工作为例,讨论当前环境治理主流理论的默认以及缺失。借由将该个案与转型正义议题作对照,从而分析国民党政府以“加害者”不复存在作为拒绝国家赔偿的依据之正当性。一方面指出主流理论所默认的个人主义与公司产权保护,不仅忽略环境正义的考虑,甚至将造成实践上的困难;另一方面则揭露主流环境治理理论所默认的“时间观”对于“现今”的过度重视,不仅本身反映对于“历史正义”的忽略,因此不足以处理类似的褐地整治案例,同时也可能导致未来的环境污染,将我们应负的历史责任转嫁给下一代人,直接造成代间不正义。     

民主、自由与科学发展——以民国“国立中央研究院”为例

西方近代科学发展历史证明,民主和自由是科学发展的精神土壤。我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也是本着学术自由和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谱写了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知识即权力”与“道不远人”——以“于丹与十博士之争”为例

2007年8月中旬,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所召开了题为"‘于丹现象’的文化思考"座谈会。作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又一经典范例的"于丹现象",凭借其内部蕴涵着的多重文化意义和文化思考,让它迅速越过了文化娱乐界限,无可争议地成为了近年来中国一个重要的思想事件,乃至社会事件。文化哲学该如何去对这样一个文化事件进行深度理解,该如何面对商业利益和大众媒体对文化世界的僭越,如何以此省思我们的当代文化处境和文化问题?成为了每一位学者在座谈会上热切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意在通过对"于丹现象"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揭示出当代中国文化世界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出路。希望这一探讨对深化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能起到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力求本着一种平等对话的精神,合力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文化共谋出路。     

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以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表述为例

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被视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在史学界以及科学界广为传颂,成为写入历史教科书中的权威知识。这种表述最早滥觞于民国。民国的历史教科书编纂者群体,发挥了前人的说法,在20世纪初首次将其写入到历史教科书中,接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由三大发明说发展到四大发明说,遂成为以后撰写中西交通史的必选历史知识。这种将有待证实的历史知识镶嵌进教科书的做法是民国知识精英建构民族国家新秩序的需要,也是民族主义思想对教科书知识建构的影响。     

民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调和型自由主义”——以20世纪30年代的“再生派”为例

＂再生派＂是后五四时代自由知识分子中一支重要的势力,他们通过《再生》表达出的现代性方案具有明显的调和论色彩,又具有自由主义的基调。以＂再生派＂为切入点对＂调和型自由主义＂进行研究,在研究思路上可以打破思想史研究中笼统的＂贴标签＂做法,在研究内容上可以为当下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些值得深思的思想资源。     

期刊评价体系的弊端与应对措施——以“核心期刊”评价为例

目前,我国期刊评价系统存在诸多弊端,难以全面反映其权威性和公平性。如何摒弃其弊端,发挥其真正的评价功能,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建立优秀论文推荐系统,任务仍很艰巨。     

试论通用学术英语教学改革中的传统教师角色——以“知识传递者”和“语言模范”为例

教师角色呈现不应该仅仅取决于来自外界的角色期望,而应该综合考虑社会/教育文化背景、学生和教师自身对教师角色的期望,角色呈现应该是三方动态协商、共建的结果。在通用学术英语教学改革中,知识传递者和语言模范这两种大学英语教师传统角色,从社会文化背景、社会认知理论、社会文化理论和外语教师职业发展等多视角看来,在教师角色呈现中均具有存在的合理性。通用学术英语教学改革中不可对二者断然抛弃,而应该通过引导师生主动改变教师角色期望和对这两种教师角色进行部分转移的方法使之逐渐融入到通用学术英语教学中去。     

基于语料库的通用学术词表在专业英语学习中的适用性研究——以“学术词表”和环境科学专业为例

本研究以环境科学为例,基于语料库考察了以Coxhead(2000)编制的"学术词表"(Academic Word List,简称AWL)为代表的通用学术词表在专业学科中的适应性,通过对比AWL词汇与非AWL词汇在环境科学英语语料库及其子库中的覆盖率,讨论AWL在专业学科里的适用性,并借此探讨编制专业学术词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发现,AWL虽然适用于环境科学专业,但其中部分词汇不能反映环境科学领域的特征,而非AWL词汇中包含了许多具有环境科学学术意义的词汇。结论认为,应该基于AWL词表编制特定专业的学术词表,帮助学习者专注学习与专业有关的学术词汇。     

“民国机制”与男性作家的“女权思想”——以郭沫若《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例

郭沫若在戏剧集《三个叛逆的女性》中,塑造了卓文君、王昭君、聂嫈等反抗封建父权制度的女性形象,他称自己对于妇女运动是赞成女权主义的。事实上,他的女权思想充满了矛盾,更多是出自对于女性审美形象的关注。在以经济、文化、教育、思想、社会制度整体构成的整个民国机制下,女性的处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导致了男性作家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以及对女性问题的深入思考。     

近代山西社会秩序再构与权威重塑——以民国初期山西新“村制”为例

民国初期,山西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置十分混乱,经济发展能力也日渐枯竭,因此阎锡山执政之初,即在山西乡村进行新"村制"的探索。这场以实行编村、整理村范、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政建设运动,可分为"国家提倡"和"村民自办"两个发展阶段。通过实行新"村制",阎锡山正式将国家行政权力网络延伸、渗透到基层政权的权力系统,客观上强化了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在实现了国家对山西乡村社会资源有效控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     

“民国文学机制”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视野拓展——以《小说月报》研究为例

在《小说月报》的评价传统中,1921年茅盾的革新是一条前后期泾渭分明的界线,导致《小说月报》研究中出现了断裂性和含混性。这条界线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研究中新与旧、现代与非现代的既有框架相关,更关系到现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建立。从当前的《小说月报》研究趋势来看,质疑这条界线的声音不断出现。要破解当前《小说月报》研究中的疑惑,获取新的学术增长点,从现代文学的意义概念回到民国文学的时间概念不失为新的思路。在民国文学返回历史现场的倡议下,民国文学机制更加关注作家生存空间、作品传播机制及作家精神空间的保障,为如何返回历史现场提供了更为可行的操作路径,从而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态度、方法、内容及旨归上的启示,为包括《小说月报》在内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获得更加宽广的视野。     

大学文化中的“此在”与“他者”——以图书馆为例

围绕"此在"与"他者"的理论内涵展开论述,指出"此在"和"他者"的具体哲学含义,重点阐释它们在大学文化中存在的辩证关系:"此在"是"他者"的"此在","他者"为"此在"而存在的内在逻辑思维,显现出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内在张力和发展维度。能否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但影响着图书馆本身的发展,而且决定着其存在之基础的大学文化的品质和未来发展向度。     

摄影中的“新纪实”与“超现实”话语——以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和杰瑞·尤斯曼为例

摄影是“自然之笔”与现实相对应。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用镜头记录了真实的社会生活,其作品所表现的个体与群像在纪实品格外凸显出强烈的视觉美感和深刻性,形成了“新纪实摄影”风格;而杰瑞·尤斯曼的“超现实摄影”与前者相异,他用纯熟的后期暗房合成技术,通过底片叠加创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幻景,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拓展了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时空维度。文章以两位摄影大师为例,从三个维度来比较“新纪实摄影”与“超现实主义摄影”：“标记符”与“象似符”;“视觉寓言”;审美欲求。     

“能指狂欢”中的女性问题——以“网络红人”的情爱与审美为例

在意义增值和意义消失同时进行也即所谓的能指的狂欢时代,人们对女性主义的发展给予了更多的乐观。文章以网络红人现象为突破口,提出能指的狂欢并不能带来女性更多的解放,甚至会倒退,网络时代的女性拥有了更多的自由,但并不能改变男性主掌的话语权。而任由自恋、价值虚无和性开放泛滥也不会给女性带来尊严与价值,而是离女性主义者最初的理想更加遥远。     

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族群问题——以“潮州人”与“客家人”的分界为例

饶宗颐教授在倡导潮学研究时,实际上把“潮州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潮州地区的人文现象,而非与“客家人”相对应的另一方言群体(即现代所谓讲“潮州话”的人群)。这样的论说,蕴含了有关地域划分与族群分类关系的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潮州人”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与“客家人”相对应的概念被使用;族群问题的核心是文化或“教化”,而不在于血统。与“身份”和“认同”有关的社会心理内容,在关于移民社会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客家”或“福佬”作为“族群”存在和繁衍的缘由,并不在于其自然意义上的“血统”的正统性或纯洁性,而是植根于语言、民俗等文化方面的基础;所谓“族群”的认同,实际上是“文化”的结果。饶先生所表达的有关族群分类的观念,是以对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高屋建瓴的把握为基础的。     

梅尔维尔小说中的疾病书写与伦理隐喻——以“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为例

疾病书写是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发展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联结人与社会、反映政治进程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疾病书写的分析,既能了解作者个人的道德批判,又可窥探当时的社会伦理观念。梅尔维尔在其早期创作的\"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中展开了诸多与疾病相关的书写,其中对个体疾病、群体疾病和特殊疾病三类不同疾病的书写分别折射出作家对身份问题、殖民问题和种族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对殖民者身份困境的焦虑、对殖民主义反向冲击的担忧,以及对传统种族优越论的保留态度。\"三部曲\"中的疾病书写既体现作家的进步性,也反映其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