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胎性说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诗学理论贡献也多为学者所论道。在其诗学论述之中,尤以其诗歌批评方法最有特色。“胎性说”是钱谦益独创的诗歌批评方法,它包括“先天胎性说”、“圣胎说”两层含义,是钱谦益考察诗人诗歌水平优劣高低的基本方法,在中国古典诗歌批评、鉴赏活动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实用意义。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望气说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其在诗学上的理论贡献亦多为学者所称道.望气说是钱谦益诗学中独创的诗歌批评方法之一,他将民间方术中的望气之法引入到诗歌批评与鉴赏之中,凭此评价诗歌水平的高低.诗歌望气法的实用性虽有待考察,然其在诗学理论上的开创意义却值得肯定.     

试论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先秦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最早的方法论,它是孟子对先秦文学理论领域的独特贡献。本文力图探求“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的真正内涵及其辩证关系:即阅读理解作品应在读者正确把握其内容的基础上,推求作者的写作目的;并联系作品的时代和作家的思想,针对不同作品的不同背景作不同的分析,从而使读者对作品的批评与鉴赏更为准确,更为全面。     

伽达默尔与孟子的解释学思想——“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与“‘偏见’的合理性”之理论透析

中西解释学理论有诸多相容互补之处。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主张,是中国古代思想中释义学的权威性方法论,它们强调读者与文本的交流,这能使文本与读者之间产生对话的交流感。伽达默尔所提出的‘偏见’的合理性也是西方解释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强调无法克服时间距离所造成的主观偏见和误解。为了能够更好的把握文本的意义与价值,应以二者的理论为指导,采取历史与当下的穿梭式阅读,在无法复原历史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借鉴历史,指导研究者领悟文本蕴含的真谛所带给读者当下的现实意义。     

论钱谦益的“穷而后工”说

钱谦益的＂穷而后工＂说,要求诗人在性、情、学三方面都达到＂穷＂的境地,即具有＂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和＂偏诣之学＂,至于际遇之穷反而是次要的。这一诗学观念与钱氏所处之时代和个人际遇密切相关,也是其整个诗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缩影,它将＂穷＂的范围扩大并重点落实在诗人本身,从而大大丰富了＂穷而后工＂这一中国诗学古老命题的内涵。     

以意逆志诗学理论的意义生成

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法不仅影响后世《诗经》的接受,而且不断扩展其方法适用领域。以意逆志诗学理论形成中国诠释思想传统,成为现代学术背景中中国诠释学建构资源。     

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之辨正

本文对诸多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一是孟子并未实践其“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二是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方法是对“断章取义”用《诗》方法的否定,分别给以辨正。并简要分析了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的得失。     

钱谦益诗学思想浅探

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其论文情思并重,肆意奔放;其评诗虽反对明代“复古派”的模拟、“竞陵派”的狭窄．也不满“公安派”的肤浅,但也肯定吸收了“茶陵派”的台阁体等特点;批判也兼容并收,从而开有清一代诗风。文章仅以他庞大的组诗群之一的《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中几首诗为例,来浅谈钱谦益的诗学观念。     

钱谦益晚年诗歌中的佛学思想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诗坛大家,文采斐然,在诗歌上的成就尤高.但其晚年诗歌却深受佛学影响,这与他晚年降清有很大的关系,诗歌中充满了浓郁的悲苦感、空幻感.钱谦益后期诗歌中那种独特的悲伤痛苦的人生体味以及空虚梦幻的切身感受,形成了一种悲凉幽寂的诗歌意境,真实地反映了钱谦益晚年心境的悲苦凄凉.     

以意逆志说《诗》与诗教传统

从时代语境与知识谱系来看,文化背景的变化、孔圣身份的认同与儒学主题的坚守,使得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孟子以意逆志之学总结孔门《诗》学经验、解决《诗》学现实问题,实现了儒家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开拓。     

钱谦益文学观转变及其批评的意义

“四十之变”是钱谦益文学思想和创作生涯的重大转折,自此其文学批评具有了明显的时代意识。他以内心所积淀的朝代变易感认识近、当代文学史,通过对文坛“劫持者”的诘难以改变当时“学古而赝”、“师心而妄”的不良学风和文风,虽然其态度也相当偏激,但在明清转关之际,却有一洗近代窠臼、开启清诗风气之功。     

间性理论的原生态--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起

孟子提出说诗者面对诗作要"以意逆志",也就是解诗者要以意去迎取诗人之志。但孟子却没有明确论定说诗者所用之意,是说诗者之意,还是诗作者之意,这就留下了文本的未定点,引发了千古不绝的争论。本文以诗的文本作为不同主体间的经验世界的对象,认为对文本底蕴的把握,既要以诗人之意去迎取诗人之志,也要以解诗人之意去迎取诗人之志,并在作为对象存在的诗—世—志的多重文本间,达到对于文学文本的体验与认知。此中既有主体间性,又有文本间性。可见,"以意逆志"说中正含有间性理论的原生态的丰富存在。     

论钱谦益对前后七子的批评(下)

钱谦益是清初著名的诗学理论家,他对前后七子诗派的批评是其诗学理论构建的重要内容和现实要求。钱谦益与前后七子之间的关系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前后七子诗学对钱谦益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钱谦益诗歌创作的早期,这种影响既有负面的不利的一面,也有正面可取的一面。一是钱谦益对前后七子诗学理论的批评,在具体的批评中钱谦益注意到了知人论世和区别对待,这些批评几乎贯穿钱氏的后半生。     

论钱谦益对前后七子的批评(上)

钱谦益是清初著名的诗学理论家,他对前后七子诗派的批评是其诗学理论构建重要内容和现实要求。钱谦益与前后七子之间的关系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前后七子诗学对钱谦益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钱谦益诗歌创作的早期,这种影响既有负面的不利的一面,也有正面的可取的一面。一是钱谦益对前后七子诗学理论的批评,在批评中钱谦益注意到了知人论世和区别对待,这些批评几乎贯穿钱氏的后半生。     

从"断章取义"到"以意逆志"——孟子复原式解释理论的产生与演变

孟子"以意逆志"说历来被公认为中国文论中关于文学解释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尽管学界深谙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却很少有人关注过先前观诗传统对它的影响,后来《毛诗序》对它的彻底改造亦研究不多,正是这些忽略阻碍了我们对其起源及演变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才灵感使得孟子将一种倾听理解赋诗或引诗的方法转化成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复原式解释理论呢?汉代及以后的注《诗》、评《诗》家是怎样对这一理论加以运用的呢?文章力图对这两个重要问题作出粗浅的解答。     

“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

到了孟子的时代,在《诗经》的几种应用形式中,“听《诗》”十分罕见了,“赋《诗》”日渐式微了,惟有“引《诗》”硕果仅存.孟门师生“引《诗》”相当普遍,孟子由此在批评“断章取义”的基础上,提出解读《诗》篇必须“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迟早地、必然地聚焦于“逆”之一环,只要这个时刻来了,“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翻译”.践履孟子说的“以意逆志”,于一般读者而言,理当放弃“中心”之类概念,让更有理解力度的“互动”概念挺身而出;但是,当读者化身作者之后,其真切地逼近《诗》篇之“志”,也只是作为自己的“支援意识”,它们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集中意识”——所谓“意”也.惟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会成为一种上乘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的解释学境界.     

试论“以意逆志”的考据方法——以《经义述闻·春秋左传》上、中、下为例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清代考据学家的卓越代表。与孔颖达的《左传正义》相比,王氏对《左传》的疏解较为彻底地打破了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的盲从与教条思想,能够从具体语境出发,以意逆志,对杜注进行匡正。王氏进行考据的过程比较精密、严谨,能够有意识地运用逻辑规则。其资以利用的语境、文化因素十分丰富,事件发生的背景、有关的史实、事理之间的必然联系、礼法制度、风俗习惯等常常是王氏借以推断语义、解读文本的根据。     

“以意逆志,得孟子之一体”——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经学化的影响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最先强调了读《诗》者在《诗》义阐释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意味着读《诗》者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诗》义;还可以通过主动推求去寻找《诗》的创作意图。《韩诗外传》正是汉《诗》践行孟子"以意逆志"观的突出代表。《韩诗外传》对孟子"以意逆志"观的传承,不仅展现了《诗》学发展至汉代的一次飞跃,同时也证明了汉诗通过《诗》义阐释传达经世意图的经学化倾向正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以意逆志":作为探求会话含义的语用学命题

自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以来,后代学者或把它视为阐释学的理论命题,或把它当作修辞学的理论观点,然而均因脱离了社会历史语境和言语情境,结果都是对孟子原意的错会.通过转换视角,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言语实际情境,认为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其原意应是对当时"言意之辩"的理论拓展,更是一条以划分语义层次为前提,以确立受话者主体地位为依归,以探求会话含义为目的的语用学理论命题.     

清初文坛盟祖之代兴:从钱谦益到黄宗羲

姚江黄氏与虞山钱氏是世交,博学擅文的黄宗羲经由文坛盟主钱谦益的奖掖推扬,声望日隆。对于钱谦益的提携之恩,黄宗羲甚为感念,但是黄宗羲的古文追求和审美好尚均与钱谦益有较大差异,因此在对钱氏古文理论继承批判的基础上,他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古文理论,并以宏富的创作实绩赢得了钱谦益与其他古文家的一致赞赏,最终成为继钱谦益之后领导群伦的新任文坛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