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的理解与适用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增加了高空抛物罪。高空抛物罪应该具体结合高空抛物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或者危险状态来确定,即使有高空抛物的行为,但未达到情节严重,也不构成高空抛物罪,高空抛物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之前发生的高空抛物行为,高空抛物罪没有溯及力。对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理解与适用应通过司法限定、立法完善和情景预防三种可能路径来实现。     

高空抛物罪的刑法教义学分析

个罪的保护法益并不完全依据个罪的构成要件确立,而是对个罪的构成要件具有矫正功能;高空抛物罪的保护法益是公共安全而不是社会管理秩序.高空抛物罪的实行行为是在高位随意抛掷可能导致他人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物品而危及公共安全,或多次实施高空抛物的行为;高空抛物不同于高空坠物;成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成立高空抛物罪的间接正犯或不作为犯.司法解释应当依据伤害标准、概率标准与行为标准确立"情节严重"的类型.     

高空抛物侵权法律责任探究

高空抛物行为是指物品被人从高空抛下,造成他人损失的行为.作为一种古老的侵权行为,高空抛物行为早在罗马法就有了相应的规定.我国由于民法制度的缺失,对此未有明确规定,造成学术界和实践界对高空抛物侵权行为在责任主体和法律责任的承担方面存有很大争议.我国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对此作出了规定,从法律上明确了高空抛物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是建筑物使用人,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对受害人给予补偿.     

"高空抛物"的司法认定与立法反思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拟将高空抛物行为新增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类型,司法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在于判断高空抛物行为是否具备“危险方法”和“危害公共安全”两大核心构成要件该当性。通过类型化分析高空抛物行为,发现既有法律手段足以规制该行为,刑事立法应保持谦抑性,无需新增条款加以规制。     

高空抛物致害责任再认识——兼评《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

《侵权责任法》规定高空抛物致害由可能的加害人承担责任并实施补偿,鉴于公正与效率方面之缺失,该规则之合理性受到广泛质疑。罗马法有现代民法关于建筑物及抛掷物、坠落物致害侵权之规定,近代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仅关注建筑物本身致害责任。为弥补高空抛物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之损害,实现侵权责任法之惩罚和预防功能,由国家设立高空抛物救助基金、通过保险制度分散风险等方案成为风险分担之可能选择。基于我国社会经济条件和法治环境尚不成熟,由业主集体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高空抛物事故责任险,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之制度设计。     

《民法典》中法政策与法教义的立法融合与适用挑战——以高空抛物条款为考察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中的高空抛物责任条款立法已经突破了中国赔偿法教义学的框架,具有一定的法政策性,是法教义和法政策的融合.从法教义上来看,该条文中的教义内容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并不全面,缺乏对建筑物所有权人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在适用中会受到教义冲突的挑战.从法政策内容来看,高空抛物责任基于法政策目的将...     

刑法中概括性语词的类型化功能与解释规则研究——从"高空抛物"被认定为"其他危险方法"切入

我国刑法中的"等"和"其他",承载着价值判断的类型化功能,对此要给予充分的认同."高空抛物"可否被认定为《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的"其他危险方法",归根到底还是要坚守罪刑法定原则,根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质,立足于"公共安全"的法益,运用同类解释规则,对"高空抛物"的危险相当性作出判断.     

刑法中概括性语词的类型化功能与解释规则研究——从"高空抛物"被认定为"其他危险方法"切入

我国刑法中的"等"和"其他",承载着价值判断的类型化功能,对此要给予充分的认同."高空抛物"可否被认定为《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的"其他危险方法",归根到底还是要坚守罪刑法定原则,根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质,立足于"公共安全"的法益,运用同类解释规则,对"高空抛物"的危险相当性作出判断.     

高空抛物侵权连带责任制度否定论

侵权人不明时的高空抛物侵权,要求不能证明自己不是具体侵权行为人的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制度,对区分所有权人的自由权利而言,是巨大限制,但却无法解释和证成其正当性。以区分所有权人违反协助查找义务以及作证义务等公法上的义务为根据,要求其对受害人承担私法上的侵权责任,混淆了不同法律关系及其责任形式。高空抛物致人损害是抛物行为人的单一的作为侵权。对这种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害,要求所有区分所有权人承担连带责任,违反了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基本原理。所以,该内容应该删除。     

论高空抛物侵权诉讼的复合结构——基于《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的规范分析

"具体侵权人"的确定一直是高空抛物侵权案例中的难点.<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由可能加害人予以补偿"的规定,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原则思路.然而,该规范的司法适用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从诉讼角度而言,为了明确"可能加害人",满足侵权诉讼"明确的被告"要求,可引入行政诉讼的方式.这样可以更好地敦促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受害人的权益,从而将高空抛物侵权案例带出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和"可能加害人"的迷宫.     

网络智能时代的刑事立法观：理念回应与路径优化

网络智能时代的到来更新了社会样貌，并带来诸多风险，其中一些已影响到刑事立法观的抉择。在刑事立法观内部，出现了三种学说争议。其中，消极主义刑法观被视为是不宜采取的保守路线，积极主义刑法观因为过于激进也被摒弃，此时就凸显出缓和的积极主义刑法观的优越性。实际上，智能时代出现的社会样貌还从根本上冲击着法益保护原则，尤其是法益内涵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在法益保护原则的检讨下，缓和的积极主义刑法观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基于此，以缓和的积极主义刑法观为指导，形成了以内化为主的刑法解释路径和以扩充为辅的刑事立法路径。     

中国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案件接连发生,中国刑法学界对食品安全犯罪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从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沿革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至1979年的非犯罪化时期、1980年至1996年的犯罪化时期、1997年至今的完善和扩张期。晚近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呈现出刑法介入的时间提前、刑法介入的范围扩展、刑法介入的力度趋严等特点。未来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完善应注意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促进刑罚结构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加强对立法技术的反思、实行真正的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国际刑法渊源合法性论要

国际刑法作为国际法的分支 ,作为多种规范的集合体其渊源虽与国际法大体同出一辙 ,但呈多元性。此外 ,国际刑法形成与发展的方式不同于国家刑法 ,其合法性不可能只满足某个国家政治和法律上的需求 ,也不可能以国家为主体调和国家之间产生的争端。实际上在国际刑法的发展和进化过程中 ,国际刑法渊源本身已经揭示、廓清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因此 ,国际刑法不仅于形成基础上具有合法性 ,而且在渊源构成上同样具有合法性 ,更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关于缩减刑法分则"法定犯"罪名的思考

刑法分则过多规定"法定犯"不符合现代刑法"省刑"、"谦抑"思想,法治社会不是条文越多越好.刑法有自身的调整范围.不是所有的行政违法行为发展到严重程度就都构成犯罪.现行刑法中许多"法定犯"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达不到犯罪程度,甚至不属于犯罪的性质.法定犯使空白罪状过多实际上把部分刑事立法权变相地交由行政机关行使.与立法法的精神相悖.基于以上考虑,建议大幅缩减刑法分则"法定犯"罪名.     

前科消灭制度评析与我国立法构想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前科消灭在西方许多国家刑事立法中已有较明确的规定,而我国的刑事立法至今尚未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刑法运行的内在机理中渗透了越来越多的伦理学理念,有前科者也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因此,在我国的刑法典中确立前科消灭制度,便成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的内在要求.     

浅议权益破产法律责任

破产法律责任是指因造成企业破产或违反破产法的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破产法律责任具有惩罚破产违法和破产犯罪行为,救济破产法律关系主体受到的损失,恢复受侵犯的权利,教育破产违法者和其他社会成员,预防破产违法犯罪的功能。破产法律责任包括债务人因破产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和破产欺诈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两种类型。作为债务人的企业从事了隐匿资产、逃避债务等欺诈行为,其法定代表人或直接责任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债权人也有权在法定期间内,通过破产管理人请求法院宣告其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债务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直接责任人对导致破产有故意、重大过失甚至构成犯罪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     

论作为行政法渊源的行政判例

今天两大法系日益走向融合,判例法为许多国家所接受.判例法具备很强的灵活性和社会适应力,能够有效弥补成文法的缺陷,在行政法领域表现出明显的优势.然而,我国对于行政法这一最需要判例法作为正式法律渊源补充的研究不足.通过制定法与判例法之争的分析,论证行政判例在我国行政法渊源中确立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算法个人信息利用刑法规制与个人信息安全刑法保护——从新型权利转向新型法益谈起

在智能社会,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是以个人信息权入法为基础,将信息的私权保障与利用作为基本原则,导致了人工智能算法个人信息利用刑法规制的错位和提前。当人工智能利用个人信息进行算法分析,一方面,信息主体拥有个人信息权,另一方面,信息使用者也应当拥有信息用益权。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必须从权利说出发并超越权利说,重新回到信息主体和信息使用者共同拥有个人信息安全法益的轨道。然而,刑法尚未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安全法益,人工智能算法个人信息利用刑法规制与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应考虑信息主体和信息使用者对个人信息各自拥有的利益,从场景化行为主义规制的进路出发,对人工智能算法个人信息进行刑法保护和刑法规制。     

树立理性刑法观——以审视刑法的有限性为视角

由于自身属性的制约,刑法保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具有有限性。刑法不是打击犯罪唯一甚至决定性手段,对罪犯的人权保障必须建立在对罪犯惩罚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刑法只对类型化的危害行为具有普适性,无法规制社会生活中的特例。罪刑法定原则从深度上要求刑法条文的明确性来保证刑法安定,而刑法适用宽度又要求条文的模糊性来保证刑法的灵活性。因而我们必须审视刑法的有限性,树立正确的刑法观。     

中国封建社会亲属相盗立法的伦理分析

在中国,亲属相盗作为盗窃罪的特殊类型,自上古三代就已为法律所特别关注,其相关法律规制在封建成文法典中日臻细密、严谨,该立法传统中断于新中国成立之后。法律是正义的文字表达,最具生命力的刑法规范是那种与具体的生活事实建立起稳固而持久的实质性对应关系的良法,由此,从伦理角度对封建社会亲属相盗立法进行分析,寻找合于时代的民族精神、伦理规范,对今日中国刑法的科学与发达能够提供些许经验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