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旨在借助农村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解决农民的愚穷弱私问题,改善农村社会落后的面貌,改变广大劳苦大众的命运。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目的是振兴乡村,核心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对"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切实的借鉴价值,为我国乡村文化教育及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启迪。     

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

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派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两个派别。晏、梁的乡村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有诸多共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是基于平民教育的原则进行四大教育、四大建设,进行乡村系统改造;梁漱溟则是从"文化复兴中国"的角度着重于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     

晏阳初公民教育思想引领下的农村文化建设

晏阳初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世界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的奠基人,他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农村成人教育事业,对农村成人教育的内容、方法、制度等方面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其中的公民教育思想对当今新农村文化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四川省晏阳初研究会举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实践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讨会”

2006年7月29日，四川省晏阳初研究会在双龙园度假村举行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实践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讨会”，会议由常务副会长陈焕仁研究员和副会长唐志成教授分别主持，来自省内南充、乐山、巴中和市区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学者3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专著18篇（部），四川省社科联学会部副部长胡毅同志到会指导。有20位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会议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1、晏阳初乡村建设实践经验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定县实验》、《新都实验》和《华西实验区》三大实验基地的成功经验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借鉴意义；     

晏阳初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晏阳初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杰出领导之一,在其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中明确包含近代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从一开始单纯的识字教育后来到走向农村基层开展乡村自治和乡村建设,以至以定县为基地,开展县政改革,晏阳初从实践中初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公民教育的道路。他在乡村建设和县政改革中所提出来的很多做法实质上已经深入到如何在中国的基层治理实践过程中提升公民能力的问题。然而在根本上,平民教育中公民教育对于政治本身缺乏必要的认识,从而使得公民教育的核心内涵空缺,流于政治常识的习得,而在实践中也不免偏差,这是晏阳初公民教育的最大瑕疵。     

平民教育与第一次太平洋国交会

晏阳初自20世纪20年代起所倡导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最终发展成为一项全球性的世界事业。其世界影响肇始于于1925年7月在美国檀香山召开的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他提出“平民教育“案在与会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成为晏阳初作为最具国际影响的中国教育家的起点。     

平民教育与第一次太平洋国交会

晏阳初自20世纪20年代起所倡导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最终发展成为一项全球性的世界事业.其世界影响肇始于于1925年7月在美国檀香山召开的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他提出"平民教育"案在与会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成为晏阳初作为最具国际影响的中国教育家的起点.     

论晏阳初乡村建设的方法论思想

晏阳初作为现代中国具有世界影响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奠基人与倡导者,在长达近70年的乡建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乡村改造方法论思想,探讨这一思想并对其做出中肯的评价,对解决当代中国农村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某些问题,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方法论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民国乡村建设与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

对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的探索和实践,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热潮中,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各派,通过投身于乡村运动,主要从乡村社会重构、知识下乡、乡村工业化等方面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具体实践,其理论思路和实践经验教训至今仍可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可贵财富。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念及其在重庆的影响

梁漱溟是我国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者更是理论家,他提出的通过改造乡村、复兴文化进而改造社会政治体制的乡村建设理念得到乡建派各家一致推许,影响到全国各地,重庆也不例外。如重庆最早的乡村建设实验发端于梁漱溟的学生,之后在重庆创办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及实验区也主要由梁的学生仿照他在山东的做法进行,并聘请梁漱溟作顾问。此外,卢作孚嘉陵江三峡实验区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创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皆与梁漱溟不无关联。     

论严歌苓小说的大众化艺术倾向

严歌苓在大众文化普及化和具体化时代,其小说创作以市场为导向,在坚持传统的文学审美观念的基础上,凸显大众文化的质素.小说以"快感式叙事"方式突出其故事性,并将故事作视觉化呈现;"电影化的想象"既为文字的小说寻找了附加值,也会使小说趋于平面化;面对消费时代的物质化和视觉化现象,严歌苓无法回避女性书写被大众文化"催眠"的效应;而小说的历史感表明了严歌苓以历史文化消费者态度对历史的观照和书写策略.严歌苓作品所昭示的日渐稀缺的理想主义精神品质,正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联系和融合的体现.     

颜回、颜氏之儒与琅邪颜氏家族探析

颜回是孔子弟子中最得孔子真传的一位圣贤,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之一颜氏之儒的精神领袖。颜氏历代族谱多标颜回为祖,秦汉至魏晋时期的琅邪颜氏传人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有着颜氏之儒的印痕。这种精神认祖的方式使得颜回之学得以传承,也使得颜氏家族文化源远流长。     

晋东南炎帝史迹及其对华夏文明探源的意义

传统认为炎帝起源于陕西,然而在西汉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根据。相反,在先秦记载中,炎帝族的活动却集中于山西晋东南太行、太岳之间。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太行、太岳之间,至今遍布着与炎帝有关的传说和习俗。从地理生态环境考察,此地亦最具备炎帝尝百草、得嘉禾的条件,而其封闭的地理环境,亦是最佳的文明孵化场。因而先秦文献及今民间关于炎帝在晋东南活动的记载与传说,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农业是文明之母,因此晋东南炎帝的传说与祭拜,对于华夏文明探源工作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慕容燕迁都探析

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部在中国北方先后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四个政权。慕容燕随着实力的消长,在进取和撤离汉文化中心区的过程中,都城不断迁移。前燕随着实力逐渐增强,积极向汉文化中心区扩张,其迁都是主动进取性的;后燕、西燕、南燕随着实力的削弱,逐渐退出汉文化中心区,其迁都是被动退缩性的。慕容燕多次迁都,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     

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

关于晚清"同光体"的前身,陈衍上溯为道咸年间的"宋诗派",钱基博等则强调桐城诗派的影响。事实上在道咸年间的诗坛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宗宋风气,这种宗宋诗风是由"宋诗派"、桐城诗派和经世派共同形成的。而陈衍对"宋诗派"的推崇,则与他所持"学人之诗"的论诗主张有关。     

论莫言艺术想象的民间资源及其表现

民间文化资源是莫言艺术想象的动力源之一,它在莫言的艺术想象中主要呈现为两个层面: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艺术、民间习俗、民间寓言是最基本来源和存在,它们构成了莫言艺术想象的基本层面;民间历史、民间形象、民间观念、民间情绪、民间历史态度,它们构成了莫言的民间写作立场及其另类存在艺术想象的高级层面。莫言虽然坚持民间写作立场,却始终没有驱逐道德的在场。相反,因为民间文化形态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其创作的道德评判和价值言说也更加丰富和鲜活。     

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

晏阳初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修齐治平”的理想抱负和“正道直行”的品格修养,都在他身上得到较好的体现。梁启超的“新民说”又使晏的民本思想得到升华,民本思想成为其进行乡村改造的思想基础;基督教的博爱哲学和济世扶贫的人道主义与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启迪了他热爱平民大众的思想,给了他矢志乡村改造的精神动力;而他对苦力的深刻认识和对平民的广泛同情则是其进行乡村改造的社会基础。     

论平教会在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中国乡村严重的危机,首先由民间力量发起了一场以救济乡村为直接目标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下,这一建设过程一直持续到抗战时期,平教会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将平教会放到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中进行考察,可以探析其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利用各种有利的社会条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对实验区、乡村建设运动和南京民国政府等方面起到了桥梁、示范、推动和辅助的作用。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平教会是无法实现其参与乡村建设最终目的的。     

生命力的律动与张扬--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的主题内涵

莫言是当代先锋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天马行空"的创作风格征服了读者与文坛.而<红高粱家族>是使其获得成功并奠定其创作风格的重要作品.<红高粱家族>体现出莫言对于传统军事题材小说的超越.作品在伦理道德、人物形象、环境描写等方面作出了突破,表达了对于生命力的呼唤这一主题内涵.     

关于严译《原富》一书的几个问题——与胡培兆同志商榷

本文对胡培兆《当辨〈原富〉与〈国富论〉》一文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根据原著书名 ,说“严复翻译《国富论》”并不错 ,《原富》就是“论富”或“论国民财富” ,胡之“辨正”实不确 ;《原富》翻译于 1897至 190 1年 ,出版于 190 1-190 2年 ,胡之 190 2年说亦不确 ;《国富论》的三种译本应是严译本 ,郭、王译本和杨敬年译本 ,三译本各有所长 ,特别是严译本的首斧之功和巨大作用不能抹杀 ,胡文抑严扬郭、王而不知有杨译 ,是失之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