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完整的契税文书

本人有幸目睹一套旧时的契税文书，虽年代较远，世事沧桑。但品相还好，特别是很完整，现愿与读者诸君共欣赏。     

从学术资源保障看清水江流域锦屏文书的数字化道路

锦屏文书的发现,为清水江流域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学术资源保障.但由于种种原因,锦屏文书存在着重藏轻用,且收藏分散的状况,使锦屏文书资源未能得到有效的整合与利用.数字化技术在保障学术资源需求方面有着独到的优势,有效解决学术资源的保障问题,是锦屏文书选择数字化道路的主要原因.     

清水江流域分家文书所体现的哲学观

分家析产是清水江流域村民的重要事务之一.村民分家用“富”“贵”或“富”“贵”“荣”“华”作为二人或四人分家时的财产序号,体现了富贵观;用“忠”“孝”作为二人分家时的财产序号,体现了忠孝观;用“天”“地”“人”来命名财产序号,体现了和谐观;用“仁”“义”“礼”“智”“信”作所分财产的序号,体现了儒家的修养观.分家文书所体现的哲学观对于清水江流域的文化传承、社会和谐稳定和生态保护起了积极作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清代乡村经济交易中的“中人”报酬研究——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

中人作为乡村经济交易的参与者,在牵线买卖双方、协商谈判、契约签订、纠纷解决等交易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效降低了经济交易的成本。对清水江文书的统计显示,中人报酬以货币支付形式为主。酬金虽然不固定,一般在一分至一两之间,但也存在着传统支付习惯的特点,最常见为五分、一钱及三分。酬金的支付方并不固定,买卖双方兼而有之。交易额的大小,中人作用、来源及其人数都是影响酬金的因素。此外,酬金占交易额的比例在0.3%—16.7%之间,以4%及以下者为多数。该占比总体与官中费用比率、契税相近,是清人观念里民间中人与官方认定作用相当的体现。综合来看,获得报酬并不是中人参与的主要目的,展现出乡村经济交易受传统宗法影响的特点。中人作为一类非正式的社会控制角色,与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相匹配,是清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不足时的补充。民间中人报酬记录存在于清代各时段文书,说明清代法律制度对民间交易习俗的适应度较高,这也构成其能长期延续存在的因素之一。     

抗战时期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活动考察

清末以来,伴随着欧美土地金融理论和土地金融制度被介绍到中国,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介的中国土地金融制度开始兴起并得以运用到土地改革中。抗战中后期,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奉国民政府之命办理土地金融业务,扶植自耕农,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国民政府在土地改革上的大胆探索,为日后台湾土地改革成功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的文书问题

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形成了以公文行政的基本制度,乡里则是国家各类文书下达与上呈的最低一级机构,大凡涉及乡里事务的公文都要下达到乡里,但学界对乡里文书的具体运作状况还不十分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特别是简帛材料来看,乡有多种类型的文书,乡要以文书行政,乡有秩、啬夫、乡佐直接管理文书。而里除了贯彻上级文书外,里吏、里民与其上下级之间可能没有文书往来,而以"自言"行事。     

从徽州文书看明代家庭的经济观

被称为20世纪第五大发现的徽州文书，其内容是以徽州籍平民家庭为主体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商业经营、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原始记录。具有原始性、唯一性、民间性、真实性等特点，对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本文运用“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徽州文书的考察，具体分析明代商品经济观念及析产分居观念等方面的变化，我们认为明代的徽商用“迭相为用”的功名观代替了“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功名观。在析产分居理论上，则用民间的“常理”代替传统儒学的“天理”。阄书和产业批受是明代徽州地区处理家庭财产的两种不同方式。     

传播与控制:从告示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秩序的建构

目前清水江流域保留大量的明清时期的碑刻告示,揭示了当时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告示并不简单表现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扩张,它往往是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共同协商的结果,体现了官民间相互配合共同治理社会的模式。通过对清代告示所展现的清水江流域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国家如何将法律落实到广大乡土社会,以实现国家对民间社会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过程,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依附于国家的现实,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基于西方社会学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国权不下县、基层自治的传统观点进行再认识。     

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县以下行政建制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率兵平定高昌国后,唐朝政府在该地设置西州,属于正州。据传世文献记载,唐朝在西州推行与内地一样的州县制度。但是,县以下的行政建制阙载。本文根据出土文书证明,唐朝实行于内地的县以下的乡里制度也推行于西州地区。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西州地区乡里制度与内地不尽相同,西州地区没有发现“村”的建制。但这并不表明是乡里制度的变通,而是唐朝执行该制度严格的象征。     

从怯卢文文书看鄯善国佛教的世俗化

文章通过对怯卢文文书的考察与分析,全面地展现了魏晋时期鄯善国僧人的生活面貌,佛教传入鄯善国之后,为适应当地的社会和生态环境而更加世俗化,鄯善国世俗佛教的上源在西北印度的贵霜王朝.     

从买地券看东汉民众的法律意识

东汉民众借助买地券向世人诉说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法律理念:在土地买卖成交立契过程中,缔约者具有高度的产权意识,密切关注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占有权、收益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并与官府一起认可土地买卖契约在争田讼产案件中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在乡土社会中不论是同地人还是异域民皆不愿与他人过堂讼产,都自发地依靠缔约方和见证人的约束力、神灵和法律的强制力,以便达到缔约结信、防备争讼的目的。民众为了传达民间私约的法律精神和社会价值,已不自觉地用隐喻的手法向周边民众普及私约如法的法制观念。     

我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政策的走向——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说起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土地征地制度的演化及至现行土地制度和政府经营土地的形成,可以看出正是现行征地制度与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的结合,形成了现有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进而引发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土地利用粗放,浪费严重,二是透支未来,三是导致社会分配不公。为改革现行土地征地制度,一要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二要对必须征为国有的土地,赋予农民谈判权。至于政府经营土地制度改革,应分步实施。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土地理论,深化各项改革。     

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时期寺院的财产管理方式

算会和点检是敦煌寺院财产管理的两种重要方式,周期一般是一年,对象包括常住什物、常住斛斗、布、羊等物。敦煌教团四个层次的管理机构都进行算会。算会和点检是唐五代时期全国其他地区寺院财产管理方式的一个缩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内部控制思想,对于现代经济管理特别是现代财会制度的完善,应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粟特文券契看高昌王国奴婢买卖之官文券

唐代西州奴婢及大牲畜的买卖,均须官府发给公验才算合法.唐以前的高昌王国奴婢买卖是否也要经官许可?由于只见有私契而未见到官府文券,通常认为不需经官.但吐鲁番阿斯塔那135号墓所出粟特文<高昌延寿十六年(639年)买女奴契>,却是件经官许可、钤盖官印的公验性的文券,从与汉文同类买奴婢券比较中,发现了许多异同,从同的方面看到了粟特文券契对汉文券契格式的继承;从相异方面看到奴婢买卖在高昌王国时期,同样也要有经官许可、钤盖官印的文券,才合法有效.这应该就是唐西州奴婢买卖"市券"之渊源.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朝对来华九姓胡人的管理

唐代留居中国的九姓胡人身份分为著籍者、非著籍者、"投化胡家"和"胡客"四大类。著籍者被视为"归朝"者;非著籍者被称为"兴生胡"("兴胡")"客胡";"投化胡家"应是在唐朝定居并在某地登记、著籍不满10年的中亚胡人;以贡使或质子身份来华的九姓胡人被称作"胡客"。对于这四类九姓胡,唐朝政府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     

从比较法视野看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

土地征用制度是世界各国为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而设置的一种法律制度,是一个牵涉公权力与私权利如何平衡的重要社会问题,因此构建完善的土地征收制度至关重要。本文拟对几个有代表性国家的土地征收制度进行对比研究,并以此对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提出管窥之见,以推动我国该项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国控告文书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所载的控告文书,是秦国重要的司法文书。它的产生是秦推行连坐法及对捕罪犯者和告奸者实行奖赏法的结果。秦依据公室告、非公室告控告的内容不同,将文书区分出受理控告文书与不受理控告文书两类。秦对受理的控告文书,经审核依内容属实与否,分别对控告者采取购、不购、论、不论等有奖有罚的四种处理方式。     

从P.2942文书看河西陷蕃前后变通运用律令的问题

P.2942文书是河西节度使在河西陷蕃过程中处理公务的判集。本文从对诈假官、受假官的处罚,对擅破官物、祭社广为破用的处置以及赎刑的普遍使用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河西统治者在艰难时期变通运用律令的问题。由此可见《唐律》作为有唐一代最重要的法律,其执行并非从一而终、一成不变的,而是深受时局影响的。     

从比较法视野看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

土地征用制度是世界各国为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而设置的一种法律制度,是一个牵涉公权力与私权利如何平衡的重要社会问题,因此构建完善的土地征收制度至关重要.本文拟对几个有代表性国家的土地征收制度进行对比研究,并以此对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提出管窥之见,以推动我国该项制度的发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