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我国由核大国向核强国迈进的探讨与思考

论文阐述了推进我国核大国向核强国迈进的背景、规划、核战略产业、军民融合海陆空领域的发展。首先题解我国核大国、强国的顶层设计、国外背景、10大产业的大国强国方向;进而阐明了我国已步入核电大国行列,在役在建设核电站进入世界第三位,但核电在国际国内能源、电力中比重很小,迈向核电强国任务艰巨;进而阐明举全国之力做强我国核工业,建设更先进的核潜艇,研发中国战略重器核航空母舰;建立强大有后处理的核燃料循环,打造“中国造”华龙1号,全产业链走出去;实施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推动核科技进步,继续研发、部署小堆项目建设;抓紧以核电代煤、治霾、减碳、供热的开发工作;加大核科技在农学、医学、科研、军工的应用。认真贯彻《核安全法》确保核工业安全发展,健全完善核应急体系,推动核安保能力提升,不断完善核安全结构和核安全系统的顶层设计,保障核工业安全万无一失。抓好军民深度融合国家战略发展,军民对接,使命承担,发展军民融合产业。     

共同安全视角下核事故应急的国际法规制分析

为了从国际法视角探索当前全球核电安全保障的合理性的问题,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当前核电领域的核应急法律规制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核应急日益成为核安全保障和国家安全发展以及人类共同安全的重要一环,但从国际法规制层面看,存在着法律责任不明确、条约强制力不足、国际合作不紧密、争端解决机制不健全等缺陷。结合核事故应急实践,国际社会应该强化核应急立法执法的安全文化理念、明确缔约国责任、加强国际合作和条约的可操作性、推进争端解决机制多元化、立法组建国际应急救援联合队伍。     

伊朗核问题与海湾安全

海湾安全存在着国际、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的结构性安全困境。海湾安全历来是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当前伊朗核问题是伊朗试图自主获取核技术的行为与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发展意图不明确而产生的一种战略冲突。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强硬外交姿态恶化了其原本就不利的外交环境。伊朗核问题正成为导致海湾安全局势发生变化的重要导火索,其解决途径和最终出路将决定海湾安全的走向。     

新世纪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之构建

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在新世纪将会更加深刻地影响国际政治舞台并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对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后发型”国家,应以经济安全为中心,以军事安全为保障,以政治安全为目标来构建自身的国家安全体系,从而确保中国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先发制人”战略评析

“先发制人”战略是新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之要核，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布什政府对“9·11”事件后世界总体形势的判断，也印证了美国单超独霸的计划和理论，而伊拉克战争又是此战略的首次实验。“先发制人”战略的确立，意味着美国进行了自冷战后的最重大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调整，表明美国在某些场合已经放弃了在冷战时期所奉行的“遏制与威慑”战略，已经并必将对国际秩序和机制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核设施运营单位的核应急能力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核设施运营单位的核应急能力评价是核设施运营单位风险评估及核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构建核设施运营单位的核应急能力评价体系可以提升核设施运营单位的核应急响应能力和管理能力。在对某4个核设施运营单位的20位专家进行两轮咨询的基础上,结合已有国内外研究成果,并采用临界值法对评价指标进行筛选,建立了一个包含3项一级指标,13项二级指标,38项三级指标的核设施运营单位核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综合考虑了影响核设施运营单位的核应急能力的主要因素,涵盖了核设施运营单位的核应急工作的各个方面,且各指标之间相对独立,操作方便,实施起来简单易行,可协助发现核设施营运单位在应急响应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核设施运营单位的核应急能力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美国外空核动力源安全机制对中国的启示

2007年联合国外层空间委员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外层空间核动力源应用的安全框架》为各国利用核动力源提供技术指引。美国在与该安全框架保持一致的同时,形成了包括《国家环境政策法案》《总统发射核安全批准程序》《美国宇航局程序性要求》以及《国家反应框架》等法律规范构筑的国家外空核动力源安全机制。美国具备相对成熟的外空核动力源安全应用的技术和法律体系,涉及评估、审批、责任分配、反应机制等方面。中国在构筑国家外空核安全机制过程中,可以通过制定专门法规、建立国家核安全评估制度、提高政府核安全管理能力以及主导国际核动力源论坛等途径来构筑一个类似美国的国家级核动力源安全框架。     

核扩散研究的范式、特点与问题

核扩散是安全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地区与国际安全，更体现了核扩散视阈下的国际核秩序与国际防扩散体系，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检视学界研究可发现，学者对核扩散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动因、逻辑、论辩和应对四种范式：动因范式说明了影响国家拥核意图的多重因素；逻辑范式解释了核扩散的市场路径和战略路径，解释了供需双方围绕核市场进行核合作的同时追求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原因；论辩范式使学者在争论中深入思考了核扩散产生的乐观与悲观、和平与冲突以及核身份差别等多重影响；应对范式提出了解决核扩散的办法。尽管学界对核扩散的研究拓展和深化了核扩散与安全研究的领域和深度，有助于深刻理解与认识核扩散的复杂影响，却难以解决核扩散的去政治化、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扩散之间的矛盾、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中的双重认识以及研究资料局限的问题。因而，核扩散的研究与现实仍存在差距，就目前核扩散局势来看，核扩散研究未能解决的难题仍然存在于防扩散治理之中，核扩散问题还会持续存在。     

国家身份与国际安全

自我与他者的认同或排斥都具有安全效应,认同将带来安全和团结,而排斥则带来威胁和不稳定。自我与他者的安全效应揭示了身份对于安全研究的重要意义。反映在国际社会中,从静态的观点来看,国家身份尤其是国家的文化身份很好地解释了国际安全结构的构成;从动态的观点来看,国家身份变动尤其是大国的身份变动将引起国际安全结构的变迁。就中国而言,新中国国家身份的三次选择对东亚地区和全球的安全形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在未来的国家身份选择上应尽量符合世界期待,选择'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国家身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论21世纪核使用和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法责任确定--暨《不扩散核武器公约》35周年确定

21世纪许多国家增加了核使用为国家发展的目标之一.本文简析了全球核使用状况和核使用与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关系,提出了核使用和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法定位和核使用法律责任和国际赔偿责任确定.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现状研究

互联网开拓了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空间。为了填补网络空间的权力真空及确保本国网络空间安全,世界各国纷纷制定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建立网战部队。2014年,我国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这标志着中国网络空间安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作为网络空间的后起之秀,中国仍然面临着诸如美国积极谋求网络霸权、世界主要大国争相扩军备战、西方国家掌握舆论主导权及美国等国家肆意渲染中国网络威胁论等多重压力。中国身处复杂的国际网络空间安全环境中,如何既能保卫本国网络空间安全,又能扩展国家在国际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影响力,打破现有的网络空间权力格局,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论党的三代领导人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不同风格

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国际统战思想既是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又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他们由于身处不同的国际环境,其国际统战思想具有不同的个人风格:毛泽东侧重于国家安全;邓小平注重国家经济发展;江泽民强调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升中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江泽民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创新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针对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化、综合化的新特点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新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理论的指导下 ,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 ,积极探索维护和促进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新思路 ,开辟了合作安全的新途径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国家安全学说 ,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江泽民国家安全理论是新世纪中国安全战略的行动指南     

中国核能安全保障法律制度与体系研究

核能安全保障是能源法研究的重点与热点问题之一。目前中国核能安全立法虽然初具规模,但既存在可操作性欠缺、法律责任规定强度过轻、核损害赔偿制度尚不完备等微观制度上的问题,又存在核能安全基本法缺位、单项支撑法律缺失、配套实施细则缺乏等宏观体系上的缺陷,无法有效满足核能安全保障工作的现实需要。为解决此问题,在微观层面应致力于完善覆盖"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补救"各方面且内容切实可操作的核能安全保障法律制度;在宏观层面应致力于构建以《原子能法》统领,以《核物料法》《核设施法》《核应急法》《核损害赔偿法》等单项法律支撑,以相关法规和规章配套的核能安全保障法律体系。     

美国“先发制人”战略评析

“先发制人”战略是新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之要核,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布什政府对“9·11”事件后世界总体形势的判断,也印证了美国单超独霸的计划和理论,而伊拉克战争又是此战略的首次实验。“先发制人”战略的确立,意味着美国进行了自冷战后的最重大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调整,表明美国在某些场合已经放弃了在冷战时期所奉行的“遏制与威慑”战略,已经并必将对国际秩序和机制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建国后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变化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至今,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时期:一是从建国初到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到冷战结束为止形成以综合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三是冷战结束后,我国正式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国家安全观。     

伊朗核问题:以色列的困境与选择

以色列建国后与伊朗的关系曲折反复。目前,两国关系因伊朗核计划进一步紧张甚至相互威胁。面对伊朗核问题对自身的安全挑战,以色列有经济制裁、军事打击和与伊朗“核共处”三种选择。以色列采取何种选择不仅对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中东地区甚至世界将产生重要影响。就目前形势看,促使国际社会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是以色列的首要选择,但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以色列不得不做出与伊朗“核共处”的选择。     

中印关系发展中的障碍

中印关系应是中国外交的支点之一 ,但印度在中国外交框架体系中的实际地位与应然地位相去甚远。中印关系存在着诸多障碍 ,包括地理环境、边境冲突、西藏问题、印度内政、印度安全战略、印度核问题、中印经贸科技交往、中巴关系、印美关系、印度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等十个方面。产生这些障碍的深层次原因不外乎四点 :自然条件 ,历史原因 ,国家战略和国际环境。中印关系障碍之消除是个长期过程。     

中国安全外交的内涵、背景与实践

所谓中国安全外交,是指国家以和平的手段为了确保其具有免受各种干扰、侵蚀、威胁和颠覆的状态和能力而开展的各项外交活动。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和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向好,特别是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利益日益交融的背景下,中国适时开展安全外交,对于化解中国威胁论、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年,中国积极开展彰显中国安全观、参与和推动国际安全合作机制的完善、参与和推动反恐怖主义等安全外交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     

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动因、目标与策略

近年来,韩国积极开展中等强国外交,其动因来自三个方面:在全球层次上,全球治理变革为韩国提供了扩大国际权力份额的机遇;在地区层次上,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与安全困境并存,为韩国发挥中等强国角色创造了新空间;在国家层次上,政治精英对国家战略定位的持续追求是内在动因。韩国的战略目标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协助大国维持全球治理体系和东亚秩序稳定,收获和平红利。为实现其战略目标,韩国的基本策略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同时在大国间实行追随与平衡的两手策略,确保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